王振国及团队的部分出版成果

　　□ 本报记者 张九龙
　　济南冬天的暖阳，穿过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园，照进图书馆七层的文献展示区。书架上，一摞摞厚重的古籍校注本、学术专著整齐排列，《圣济总录校注》《齐鲁医派文库》等成果的扉页上，都印着一个熟悉的名字——王振国。
　　站在展柜前，他的指尖轻轻掠过书脊，仿佛在触碰一段段沉睡的历史。“这些典籍是中医的根，我们这代人，就是要守好这个根。”岐黄学者、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振国说。
那些“竹子扎根”的岁月
　　1979年秋，16岁的王振国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进山东中医学院的校门。彼时，高考恢复不久，校园里满是求知若渴的面庞。
　　在学校，讲授《中医各家学说》的张志远教授给了他极大震撼。“张老号称‘活词典’，上课不用讲稿，随便一个中医话题，他都能滔滔不绝讲上几个小时，引经据典，如数家珍。”王振国至今记得，张志远教授谈论历代医家学术思想时的神采。“那时才知道，中医不只是把脉开方，背后还有这么深厚的文献积淀和学术传承。”
　　王振国毕业时，报考了张志远的研究生。1984年，他跟着老师开始南北东西的调研之旅。“我们走了很多地方，拜访老中医，搜集民间医案，那段经历让我对中医学术流派有了直观认识。”
　　王振国说，老师常说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都藏在文献里，不读透典籍，就成不了好中医。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毕业后，王振国留校工作。1987年，该校获批两个博士点，一年只招两个博士生。王振国抓住机会，报考了徐国仟教授中医医史文献的博士研究生。简而言之，这个专业一方面是研究中医学术史，另一方面是做中医古籍整理研究。
　　徐国仟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的弟子，也是山东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不仅医术精湛，而且重视文献整理，著有《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和《伤寒论讲义》。“徐老告诉我们，文献是中医的基础之基础，没有文献传承，中医理论和临床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王振国逐渐明确了方向。“张教授带我走进学术流派的大门，徐教授让我深耕文献研究的土壤。”博士毕业时，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从事中医医史文献研究，而彼时的他不曾想到，这条路会那么艰难坎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医医史文献研究的低谷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同仁涌向临床，毕竟“看病能挣钱，文献研究既冷门又清贫”，许多高校的相关机构也被撤销。
　　山东中医药学院的“薪火”虽然保留了下来，但学科课时少、没项目，只能艰难生存。整个研究所十几个人，每年会议费总共2000块钱，平均每人每年不到200块。“十年都轮不上一个人出去开次会”，回忆起那段艰难岁月，王振国苦笑着说。
　　没钱出去，就闷在图书馆里看书、写论文。那时没有电脑检索，所有资料要靠手工查阅，他每天泡在图书馆，一页一页地抄录、整理，写下大量读书笔记。王振国说：“就像竹子扎根，虽然表面看不到生长，但地下的根系一直在蔓延。”
　　有人劝他：“振国，你医术也不差，去干临床早成名医了，何必守着这个冷门学科。”王振国也曾犹疑，但每次翻起恩师们留下的手稿和著作，想到他们的嘱托，就又冷静了。“老一代开辟的基业不能在我们手里断了，得把这份传承扛起来。”
　　坐惯了“冷板凳”，他养成了沉心静气做学问的习惯。许多关于中医学说和文献整理的论文，就是在那段岁月里完成的。“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要是那时放弃，就没有后来的一切了。”他感慨道。
平地起高楼拿到“国字号”
　　转机悄然出现。“学院”升格为“大学”后，学校决定冲击国家重点学科，而中医医史文献成为“种子选手”。30多岁的王振国，意外被推到了学科带头人的位置。“我刚刚入门，学科是什么都还搞不明白，校长说‘你年轻，就你了，带头往前冲’，我只能硬着头皮上。”
　　当时评选国家重点学科，申报者一般要先拥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学科资质，而王振国团队却“一穷二白”。很多人觉得他们是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能成功。时任校长王新陆却力排众议：“我们没有，但我们可以争取。”
　　为了备战申报，学校组建了一支由20多位教授组成的“智囊团”，对王振国进行全方位训练。“汇报时间只有10分钟，每句话都要精准到位，既要讲清优势，又要突出特色。”王振国每天都要进行模拟汇报，教授们从站姿、表情、语气到用词，逐一提出修改意见。“有时一句话改十几遍，每个手势都要反复练习，持续了一个月。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但成长很快。”
　　答辩当天，王新陆亲自担任助手，为王振国翻幻灯片。“那时没有普及PPT，答辩用的是幻灯机和塑料胶片，需要手动更换。”王振国回忆，校长当助手，这在全国学科申报中绝无仅有。
　　前期的充分准备加上出奇制胜的汇报方式，让申报获得了成功。“平地起高楼，一下子拿下了国家重点学科，而且全国当时总共只有两个中医医史文献的国家重点学科。”王振国至今记得，答辩结束后，专家们评价：“没想到山东的中医医史文献研究做得这么扎实，有传承、有特色、有潜力。”
　　有了“国字号”牌子，团队获得了省里和学校的有力支持，在人才培养、科研立项等方面都有了重大突破。而这段经历，也让王振国深刻体会到：“有时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坚持下去，就可能创造奇迹。”
　　2006年，王振国跟着校领导去北京出差，一个偶然的“蹭会”经历，让中医学术流派这一小众研究领域成为全国热门话题。
　　当时会议主题是中医学术特色与优势如何发挥，校领导因临时有其他事务处理，便让王振国代为出席。“我抱着学习心态去的，没想到居然还要发言。”轮到王振国时，他结合自己近期的研究，大胆提出：“从历史经验看，中医学术流派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现在中医院校统一的教学体系、教材和临床模式，淡化了中医的特色与优势。”
　　何谓中医学术流派？王振国解释说，中医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各地用药、发病特征不同，理论也有区别和创新。比如广东常用五指毛桃，山东则多用地黄、阿胶，南方针对湿热，北方针对寒症，这些都是学术流派的特色。”
　　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认同。不久，全国第一个中医学术流派研究项目就落户在了山东中医药大学。王振国带领团队，用了近两年时间走遍全国，调研各地学术流派传承和文献支撑情况，打捞出一部鲜活的中医学术史，并提交了详细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
　　2009年，他提出的政策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2011年，中医学术流派传承纳入国家行业规划；2012年，国家投入1亿多元支持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从一个偶然的发言到推动全国性的工作，这是我没想到的。”王振国说，这也让他更加坚信，研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服务于临床，服务于中医的发展。
　　与此同时，齐鲁大地自古名医辈出，却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总结。“全国终于开始重视流派研究，咱自己怎么能落后？”王振国说。
　　于是，他又开始牵头推动齐鲁医派研究。“我们组织团队，搜集整理历代齐鲁医家的著作、医案，调研民间传承情况，总结齐鲁医派的特点和优势。”2024年，《齐鲁医派文库》正式出版，这套包含十几种著作的大部头，成为齐鲁医派研究的标志性文献。
　　这些成果，十年磨一剑。王振国说：“做学术研究不能急功近利，尤其是中医流派研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才能真正把根挖深、把特色凸显出来。”
手抄《易筋经》引出大项目
　　2010年，中医古籍整理工作座谈会在福建召开，王振国又一次抓住了机遇，这次同样充满戏剧性。
　　会议期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系王振国，听说山东有本珍贵的《易筋经》古籍，想请他帮忙复印一份。可他跑到山东省图书馆一瞧，那本书属于文物级，不能复印，拍照只允许拍六页。
　　这难不倒王振国。他回去找出竖格稿纸，按照古籍原貌，用繁体字一笔一画抄录下来，装订好寄回北京。“手抄古籍是家常便饭，没啥麻烦的。”回忆起来，他淡淡一笑。
　　没想到，这份专业、靠谱和执行力，打动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巧，该局计划进行中医古籍整理，有4000万元专项经费。“后来，问起我整理一本古籍需要多少钱，我说10万块钱。于是，局里立项整理400种中医古籍，项目设立办公室，我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牵头项目实施。”王振国回忆。
　　这是天大的好消息，但他深知，工作难度超乎想象。“经过多年的冷落，很多人都改行了，全国懂中医古籍整理的人寥寥无几。”当被问及三年能否完成时，王振国直言，“三年肯定不行，五年也很困难，关键是缺人。”
　　于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决定，人才培训也由项目办公室负责。吃了“定心丸”，他牵头制订了详细计划：先在全国九个省选拔七个课题组，然后进行系统培训。“古籍整理有其行业门槛，尤其是中医古籍，涉及很多特殊术语和用药知识，不能按照文史类古籍的标准来。”
　　从2010年立项到2018年完成，这项“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国家公共卫生资金项目，整整用了八年时间。“我们学校自身承担了70种古籍的整理任务，同时还要组织全国330多种古籍整理负责人的培训，包括版本调研、书稿审定等工作。”王振国说，那几年，他几乎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既要抓自己团队的整理质量，又要协调全国的工作，经常开会到深夜，节假日也很少休息。”
　　中医古籍整理的难点，远超常人想象。首先是术语的变化，汉代的词汇发展到唐代，内涵可能就变了，比如“痧症”，清代之前指的是传染病，现在却成了刮痧的“痧”。其次是地域差异，南北用药不同，同一味药在不同地区名称可能不一样。另外，还有一些中医词汇，其他领域不用，需要专门考证。比如“剉”字，在中医炮制中是切成小段的意思，属于专有名词，而文史类古籍整理者会统改成“锉”字，这在中医古籍中绝不能改，否则就改变了用药方式，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王振国联合众多专家和机构，制定了《中医古籍整理规范》。“过去古籍整理都是个人行为，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借鉴文史界的经验，结合中医特殊性，反复修改完善，形成了大家公认的规范，作为培训的基础教材。”
　　最让王振国难忘的是《圣济总录》的校注工作。这部由宋徽宗赵佶主持编撰的宋代三大方书之一，将近300万字，版本有几十种，整理难度极大。“我们从2003年开始整理，一直到2018年才完成，耗时15年。”这部书是宋代以前中医学术的大成之作，涉及很多疑难问题。团队经常开会争论，一个词、一个字地推敲，每天对着屏幕修改稿子，大家眼睛都熬红了。
　　2015年，第一批120种古籍整理完成；2018年，400种古籍全部完成。项目成果总计8000多万字，所涉及的古籍均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整理出版过的重要医书。这些努力，不仅抢救了一大批濒临失传的中医古籍，也为中医传承提供了文献支撑。
　　与此同时，项目还为全国培养了一批中医古籍整理的后备人才。“从2018年开始，我们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国性培训，邀请专家授课。”统计显示，这些年全国发表的相关论文，其作者很多接受过相关培训或项目支持。
　　通过这项工作，山东中医药大学在全国中医古籍整理领域的学术地位基本确立。“后来，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最系统的中医药古籍整理保护计划项目《中华医藏》学术办公室挂靠我校，由我们负责培训和学术把关，这是极大的认可。”王振国表示。
　　如今，该校中医医史文献团队里，不仅有中医人才，还有科学技术史人才。“这个学科本身是交叉学科，需要历史学、文献学等多学科支撑。”王振国说，年轻人才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让研究更有深度和广度。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健康观念、养生观念、治疗经验都是通过文献不断积累传承下来的。世界上很多传统医学都已断层，唯有中医传承不断，这离不开文献的支撑。“文献学是为人作嫁衣的工作，我们整理的典籍，谁都可以用，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工作。”王振国说。
　　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一本本典籍上，也洒在王振国的身上。他知道，中医医史文献研究的道路还很长，但只要有人坚守，只要薪火不息，这束光芒就会一直照亮未来。正如他常说的：“文献是根，文脉是魂，守住了根，留住了魂，中医才能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