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精神营养”。

日照是沂蒙革命老区，是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家乡，是山东建立中共地方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是鲁东南特委（后称滨海地委）活动过的地方。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日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前仆后继，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光辉灿烂的革命史篇。

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大众日报日照记者站与中共日照市委党史研究院，在大众日报客户端日照频道联合开设“每周学党史”栏目，每周二、周五准时与您见面，重温红色故事，倾听历史回响，给前行中的您增添一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的红色动力，奋力书写日照现代化海滨城市建设的新篇章。

核心提示：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端猖獗和中国人民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也是日照抗日斗争最为艰苦的时期。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行5次“治安强化运动”，有针对性地进行“扫荡”“蚕食”、封锁，以缩小抗日根据地，扩大、巩固其占领区。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集中更多的力量来限制、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并于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最高峰。在日照地区，日军加强了在泰石、台潍、海青等重要交通沿线的军事力量，增筑大量碉堡，挖封锁沟，派伪军严密把守。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和地方反共势力“万仙会”愈加猖獗。日照抗日根据地处于严重困难之中，抗日民主政权和武装遭到极大破坏，根据地大为缩小。

一、“万仙会”疯狂进攻

 “万仙会”起源于莒北的汀沟、管帅一带，其前身是当地的一个封建迷信组织“五带子会”。早在1939年6月日军第二次侵占莒县后，这一封建迷信组织就被日、伪、顽势力完全操纵，其首领是东汀沟村的地主于经武。于经武本人不仅勾结国民党莒县党、团部的骨干分子，还先后被日军任命为伪莒县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伪和平救国维持会会长、伪莒县警备大队长等职务，野蛮而疯狂地在路北发展会员，大肆捕杀抗日军民。自1939年夏至1940年春，“万仙会”迅速蔓延到招贤、阎庄、寨里河、陵阳、中楼、九里坡、绪密、桑园、石场，以及日照县的三庄、陈疃、西湖等地，波及上千座村庄，集结民众2万多人。

“万仙会”运用蒙蔽、拉拢、强迫等手段发展会员，以“滚雪球”的方式大肆扩散，因而波及面很广，社会危害性严重。规定凡持有4亩土地的家庭，必须出1人入会。群众若不从，则被罚款5块大洋，或揭锅锁门，甚至以“通匪”“暗八路”等莫须有的罪名遭枪杀；四处宣扬“念咒吃符，刀枪不入”“练好刀枪拳脚，就可抵制八路军征粮捐款”等反动言论，欺骗一些群众入会；直接通知一些村庄，限其于几日内必须入会，否则会武力侵入，大吃大喝、抓丁打人，直至该村被迫入会；利用封建宗族势力或家族关系，采取串亲、连带的方法，强迫群众入会。

 “万仙会”内部组织机构完整，拥有军事武装，恶毒污蔑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权，大肆捕杀抗日军民。它设有桑园和招贤两个办事处，分别负责组织工作和军事策划活动，并下设了若干个分会。各分会平时将会众集合起来进行军事演习。为加强武装力量，“万仙会”还将其常备队改编为“莒日边国民抗敌自卫团”，下设5个大队和1个特务大队，自卫团员达1000余人。一些会员四处散布反动言论，将抗日武装队伍买草绳用以打草鞋这一事实，诽谤为“八路军买绳子用以抓壮丁用”，由此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破坏了团结抗日大局。更为严重的是，“万仙会”发动会员多次组织武装，直接扑向抗日军民。1940年5月，“万仙会”偷袭了周家庄抗日部队休养所，残杀伤病员、地方工作人员及其家属。6月22日，组织了1000余人进犯五地委机关驻地黄山口、岳疃两地，他们依仗人多势众，每3人编为1组，中间夹着顽军，手持大刀长矛，吹着牛角号，乱喊乱叫，蜂拥而至。五地委特务营奋起反击，击退了其进攻，掩护地委机关安全转移。对于被抓捕的党员干部、抗日战士及其亲属，“万仙会”一般采取挖心、剜眼、断舌、活埋等丧尽天良的手段，在很短的时间内残杀大量无辜群众。

鉴于“万仙会”会员大多是受蒙蔽的群众，为了减少损失，积蓄抗日力量，待机恢复路北，7月，鲁东南军政委员会决定，五地委机关撤往泰石公路以南（简称“路南”）。据此，五地委对撤离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即：五地委特务营、莒北县委和莒北、日北的区、乡政府一律南撤；泰石公路以北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凡已公开的党员一律南撤；留莒北三区分区委书记杨子荣以古家沟为依托，联络并指导莒、日边区的工作。

为了做好撤离工作，莒北县和日照县分别召开了大会。中共莒北县委书记尚立斋在石场组织召开干部大会，专门分析了“万仙会”的暴乱情况及路北形势、党组织临时撤出的原因，并指示留下的党员要坚持斗争。中共日照县委决定，党组织撤出路北以后，日照县三区的地下工作暂由厉彦文、牟乃佑、尹元彩3人负责。

党组织和抗日部队撤到路南后，伪、顽部队进驻路北，路北随即沦为敌占区。敌人利用各种残酷手段镇压抗日群众，规定：凡知道共产党员者必须汇报，否则一律遭问罪；凡以前与八路军有较多接触者，一律遭审查、关押。于是，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屠杀，原莒县五区分区委书记白锡政去路南向五地委汇报的返途中，在沂水县沙沟村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致使孟疃一带的党员活动暂时停止。

12月，鉴于泰石公路以北区域沦为敌统治区，经五地委研究决定，中共莒北县委撤销，原属中共莒北县委领导的分区委也随之撤销。

二、浮棚山事件和沟洼事件

路北沦为敌占区，加剧了日、伪、顽在路南的反动气焰，他们结成联盟，不断压缩抗日根据地。更雪上加霜的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将国民党顽固派所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最高峰。在这种局势下，驻路南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独立营营长朱信斋的抗日立场愈加动摇。自1938年8月他被八路军收编后，就一直心怀鬼胎，抗日极不坚决，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国民党第五十七军的顽固派孙焕彩、国民党第三专署保安第八旅第十六团团长李延修都多次拉拢他，还达成了共识。

1941年3月2日傍晚，朱信斋率部突然袭击、逮捕共产党员、抗日军政干部及爱国人士，公开叛变。在粮山口，独立营政治委员董振彩、连长山世传、指导员董宪法先后被捕；在黄墩，日照县第七区（三庄）的区、乡干部范干民等十几人被捕；在董旺庄，日照县第九区（黄墩）的部分区、乡干部被捕。一夜之间，朱信斋部共逮捕了200余人，抢去百余支枪。

董振彩被捕后，敌人先用花言巧语劝他投降，遭到拒绝后，便用刺刀将他的锁骨穿透，拴上铁丝，吊挂在房屋的梁头上，并用灌煤油和凉水的等手段，反复地折磨他。他虽然遍体鳞伤，但始终未向敌人屈服。6日，在黄墩巴山、北山等地，董振彩与日照县委工作团的20名干部以及陈家沟爱国人士陈怀志等100多人，先后遭杀害。

朱信斋叛变后，他的队伍被国民党收编为苏鲁战区游击独立第一大队。因朱信斋的老巢驻扎在浮棚山一带，所以朱信斋叛变之事又被当地群众称作“浮棚山事件”。这一事件，直接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嘴脸。当时，《大众日报》连续对此发表文章，揭穿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局面的阴谋。

浮棚山事件发生后，日照县的2个区、9个乡的政权和区中队丧失，根据地进一步缩小，县委、县政府机关不得不再次南移，八路军在日照县的控制区只剩下碑廓、汾岚两个区的全部及巨峰区的一部分。

为了阻止敌人继续疯狂南侵，保卫抗日根据地，4月上旬，五地委指示日照县委，要坚守山（磴山、圣公山）北沿的斗争。下旬，县委、县政府机关及县大队第四中队共计400余人进驻沟洼村休整。在此期间，发生了惨烈的沟洼事件。

24日深夜，国民党顽固派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第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纠集顽保安第十六团李延修部，共1000余人，包围了沟洼村。

25日凌晨，敌军突然袭击，日照县大队和县委、县政府机关人员正在集合上操。当时，县大队刚刚升级不久，部队骨干和主要武器都编入了主力军，驻沟洼的第四中队是新兵连队，缺乏战斗经验、战斗力较差，在遭到突然袭击的情况下，部队领导认为组织反击会更加不利，便决定立即突围。经过奋战，县机关的大部分人员突围出去，但县机关人员苏天、兰瑞生、秦佩三等人与第四中队战士，共计50余人被俘，杨晋培等6人在突围中牺牲。沟洼事件损失惨重。

(沟洼事件战斗围墙遗址 )

三、抗日根据地大为缩小

“万仙会”疯狂南侵、浮棚山事件、沟洼事件，使日照抗日根据地陷入严重困难局面。遭此重创后，路北沦为敌占区；在路南，日照县的抗日根据地只剩下西起碑廓东至安岚不足20 公里、南北仅10公里的一片狭小地带。

根据地军民生活异常困难。县大队每人每天只供应三钱油、六钱盐、长年吃糠菜窝窝头、地瓜干、子煎饼，严冬腊月，干部战士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子，甚至有的根本就没有被子，只好借住在群众家。时任中共滨海地委书记的王众音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谈到：“经济上也遇到了极大困难，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在反‘扫荡’中，大家有时只得吃山果、野菜、花生皮、地瓜秧，穿的是补了又补的衣服。吸烟的同志就把芝麻叶、花生叶晒干搓碎当黄烟。当时女同志都离开机关，化装成当地群众，挽起发髻，疏散到贫雇农家中做工作。部队枪支弹药很缺，伤员的医治，兵源的补充都很困难。”①而在沦陷区，日军实行“涸泽而渔”的政策，疯狂进行经济掠夺，沦陷区的人民生活更加困难，挣扎在死亡线上。

从此，为战胜严重困难，日照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往期回顾：

每周学党史第25期│九二二锄奸运动（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吴宝书 丁兆霞 通讯员 王文杰 范歆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