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接到了一张汇款单，上面注明：稿费五元。我想让同事们分享喜悦，立即去供销社中心店买了五块钱的糖块，回到学校，分发给所有的老师。

暑假后开学，古城联中的新教室全部装修完毕，安好门窗。四个初中班的学生，欢天喜地坐了进去。

八月中旬的一天，管理区电话员过来告诉我，公社党委让我去一趟。我以为是开会，就骑车去了。到了那里，秘书石振礼把我领到组织委员葛维京的屋里。老葛与我握握手，笑道：“小赵，从今天起，你跟着我干。”

我不知他为何这么说，他拿出一个红头文件让我看。那是莒南县委组织部给相沟公社党委的任命书，内容是让我担任党委组织干事。

老葛对我讲，组织干事周学义被调到县委组织部，公社党委决定，并报县委组织部批准，由你接任。他向我介绍了组织干事的职责，强调了这个岗位的重要性，让我好好工作，不辜负组织的信任。接着，就让我开始干活，整理一份材料上报县委。

下午我回家住下，向父亲说了这事。他说，组织部门可不简单，提拔干部，发展党员，权力可大了。他问我：这件事你早不知道？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说：组织部门，真能保密。

后来我听说，当时公社党委组织干事空缺，物色了两个人选，一个是我，一个是供销社文书小冯。但是，公社党委班子经过一番讨论，最终选定了我。我到党委工作时，遇到这么一件事情：当时整个相沟只有供销社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公社大院的干部们经常在晚上去看。这天晚上，党委书记蒋立鹤也去了，我也去了。那天是周六，小郑的未婚妻从县城来了，在小郑住的供销社会议室里屋待着。九点来钟，我们外面看得津津有味，小郑从里屋走出来，说一声：“太晚了，别看了”，啪地一下关掉了电视机。我们灰溜溜走上大街，蒋书记气愤地说：“这个小郑！”

老葛与我谈话后，第二天我去石崖，先不声张这事，只和炊事员小张说：你给我做一桌菜，买几瓶酒，我中午要和老师们喝一气。等到上完课，我把十来个老师召集到办公室，让小张把菜端来，把酒倒上，才讲了要调走的事情。老师们个个发愣，都说想不到。有的说，赵主任来了一年，咱们联中大变了样子，怎么能突然走了呢？我向他们道谢，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与帮助，他们纷纷表达对我的留恋之情。那天中午，好几个人都喝高了。

下午，我收拾一下东西，放在自行车上，与老师同学挥手告别，也告别了长达十年的教师生涯。

我去公社党委担任组织干事一段时间，又当了秘书。这在亲戚朋友眼里，我是混出人样儿来了。可是，我忘不了1979年那个秋夜。那个秋夜里萌发的念头，决定了我的一生，我不会放弃，不会更改。我想，当干部是临时的，我以后还是要当作家。

　　这个志向却不能公开。我想，咱没把文章发表出来就乱叫唤，人家肯定要耻笑咱；再者，公社领导与咱无亲无故，却把咱调到公社予以重用，不把工作干好实在说不过去。于是，我勤勤恳恳，把那个小秘书当得像模像样。

晚上九点之后，处理完公务，便到了我的写作时间。老婆孩子住在村里，我的宿舍灯火长明。我一篇篇地写，一篇篇地寄，寄出去后，人家很快再寄回来。好在我是秘书，邮件直送我手，否则还真丢不起那个脸。有一回，我将一篇小说寄往河北沧州的《无名文学》，照样遭退，我悲伤地在日记中写道：“无名尚不许，何望成名哉！”

悲伤过后，我认定失败是成功的老娘，不但不收敛，反而想大的干大的了。1981年，相沟公社党委书记学习外地经验，在全县第一个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我目睹农民的欢欣鼓舞，意识到这是农村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心中窃想：当年柳青写合作化，一部《创业史》成了经典名著，我何不抓住机遇迅速成名？好，就这么定了！经过两个月的准备，我从5 月份开始了这部作品的写作，每天都干到凌晨一、两点钟。这是纯粹的“地下活动”，公社大院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半年后稿子写成，是10万字的一个大中篇，我把它寄给了北京一家大型刊物。我想，这一篇题材新颖，发表没问题，获奖也是可能的。没料到，我刚做了十来天的美梦，稿子退了回来。我如遭雷击，身心俱伤，头发大把大把地掉，脑后还出现了两块斑秃，明晃晃地像两只愤怒的眼睛。有一天我觉得鬓角发痒，拿手一抹，嗬，一个鬓角掉下来了……

（赵德发）

责任编辑： 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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