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本报前文(5月26日12版)所述，在历史上，菏泽一度有“天下之中”的大名。但这个大名，当代却少有人知道。

菏泽历史文化与中华古代文明研究会会长潘建荣先生认为：自上古至两汉的数千年间，菏泽为先民生息地、天下之中；三国后菏泽经济渐衰，至南北朝时已经衰退，金元时彻底衰落。
潘建荣分析认为，一度辉煌的菏泽古代文明，后来难以为继以及被人遗忘的原因主要有四：黄河的淹淤、长期战乱的摧残、历史典籍的亡散和失去口传的历史文化。
水患与战争是首要成因
据地质资料分析，上古黄河之水经常无道横流，所以出现了女娲治水、颛顼治水、共工治水、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北到天津北，南到淮阳南，纵横千余里，在东方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随处可见黄河水道，从而造就了华北和黄淮岗丘平原。尧、舜、禹时大水过后，黄河从浚县北入华北平原漫流入海，使位于菏泽之境的四泽十三水少了河患，得以成为先民栖息中心。
两汉四百年，黄河决口达16次之多，尤以两汉之交为甚。菏泽“天下之中”的交通地位受到毁灭性破坏。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史记》）。当年堵口失败，丞相田蚡为保河北封地，以“江河之决皆天事，以人力为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为由，竟任其泛滥，达23年之久。直到元封二年武帝巡视，目睹灾情，又恰值天下大旱，黄河水小，遂发卒万人，亲自上河督工，填堵决口。这次长达二十余年的漫流，对四泽十三水水系破坏严重。济水、濮水淤塞，影响了航运交通；雷泽自西向东淤小面积，大野泽自西向东淤滚十几里，且使钜野城陷于湖水之中（见《西汉地图志》）。菏泽、孟渚泽及菏水、沮水、澭水都受到严重淤塞，水上交通不得不改由鸿沟入淮。菏泽整个地面被黄沙抬高近半米。从此，菏泽“天下之中”的交通商贸优势开始萎缩。
其二是战争。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菏泽这个地方，先是官兵与黄巾军的争战之地，后是曹操、吕布、袁绍的混战之所。古城兖州、昌邑、定陶、廪丘、句阳、成阳、钜野、乘氏成为各路诸侯争夺厮杀的战场，十几座汉城毁于三国混战。西晋末年，八王之乱，菏泽又成了争战之地。
《文献通考·曹州》条称：“西晋之末，争战之地，三百年间，伤夷特甚。”查谭其骧编《中国历史地图册》就会看到，自三国至隋统一中国，菏泽被瓜分得四分五裂，版图归属、政权变更像走马灯一样。隋末唐初、唐末五代、宋末金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清末民国，每一次政权更替，菏泽都是农民战争的重要战场。潘建荣认为，这无疑是对菏泽农业、商业特别是历史文化的极大摧残。

记载缺憾与典籍亡散
上古无文字，伏羲发明的是结绳记事。据考古发掘证实，4000年前已有今人不可辨认的象形符号，但不可能记载当时发生的人和事；3000年前殷商使用甲骨文，目前已出土10万片，识认部分多为占卜和祈天之事，完整记述先民发展史的资料甚少。殷商及西周金文陆续面世，真正记载上古先民史迹的文字也不多见。据学者研究，上古先民氏族部落及夏、商朝代更替史迹，是靠本氏族专职人士代代口耳相传而存。太昊、伏羲、炎帝、蚩尤、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都有本氏族的嫡系传人。至春秋文化发达、文字普及之时，先民圣哲之史迹，陆续由口传之史，渐见诸子百家之书。又由于年代远近之别，故先记周、商之事，后记禹、夏之迹；尧舜之事，年代久远，嫡人传史，必定愈传愈少。
周武灭纣，停战伊始，先封太昊、炎帝、黄帝、颛顼、尧、舜、禹之后，说明在当时人们对谁是诸先王之后代氏族，分辨得十分清楚。这些人得封国之后，理应像西周很多封国不断出土的青铜器那样，把自己的祖先之事记述下来，但至今发现甚少，皆因经济无助之故。幸口传历史陆续由诸子百家、史家著于竹简，得以传世。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研究认为，《尚书》里不少内容，是当时发生而传于后世，又写入《尚书》的。其中尧、舜、禹史迹写入《尚书》，是尧、舜、禹后人代代相传而得。《禹贡》虽为战国人之作，但地理、山川、河流之名，不少就是尧舜之后代代相传，至周朝尚在沿用；又加之尧、舜、禹三代相接、联系紧密，史官在整理百家口传历史之时，相互比较印证出一个最接近史实的结论，就是今日所见之《尧典》《舜典》《大禹谟》《禹贡》《商书》《周书》等书。太昊、伏羲、炎帝、黄帝、蚩尤年代更远，诸子、史家收集或整理其口传史料比尧、舜、禹、汤史料更晚是必然的，而且其准确性也会更差。
西晋皇甫谧作《帝王世纪》，第一次系统地把华胥、伏羲、炎帝、蚩尤、颛顼、帝喾、尧、舜、禹、汤等先王与菏泽之陶、雷泽、大野泽、孟渚泽等地名水名联系在一起，必有所据。潘建荣认为，把《帝王世纪》和《竹书纪年》《史记》《汉书》相互印证，就会发现，这些文献都把“成”“成阳”“三朡”“陶丘”“雷泽”“菏泽”“汤亳”“大野泽”提得非常明确，都承认是先王之居，尧舜之居，商汤之居。从《竹书纪年》《帝王世纪》《史记》透露的信息表明，有大量被焚毁的先秦典籍，明确记载了菏泽为“天下之中”、先王之都的史料，可惜都已不复存在了。
民众频徙，失去口传历史
潘建荣称，陕甘高原、三晋山区、豫西丘陵地带和胶东泰蒙山地，都高于海拔百余米甚至千余米，地下珍藏先民文明的佐证，不是越埋越深，而是愈来愈易被发现。其地居民因无洪水离乱之灾，也不乏上古先民之裔。更兼菏泽先民之裔，徙迁各地，逐渐把伏羲、炎、黄、蚩尤、尧、舜、禹、汤之事传于后代，而误传发生在徙居之地。经世代口耳相传，先民史迹会在这一地域传播千秋万代，这已成为学者共识。而菏泽不同。西汉瓠子河决口达23年，使官民同徙。魏晋南北朝300年战乱，民皆南逃；金兵亡宋，人又南逃；金、元至明初大水，使菏泽大地荡然无存，民万不存一。因黄泛，金、元、明三代不得不先后撤销南华、冤句、乘氏、雷泽、临濮、济阴、楚丘、定陶、曹州、东明等几乎所有行政建制，以新建曹县统领之。从明初至清初的三百年间，官府一次次向菏泽移民。据调查，菏泽唐代以前姓氏屈指可数，明朝以后移民后裔已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因而，菏泽民间几乎没有上古文化的传说史。
对于古陶、济濮之间、雷泽周围的历史文化沉积，从春秋、战国、两汉，到唐宋元明清，都有人关注、记述。民国以来，更有许多学者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这里。王国维、蒙文通、吕思勉、顾颉刚、杨向奎、傅斯年、丁山、王献唐、史念海、邹逸麟、罗琨、张永山、辛德勇、沈长云、何光岳、景以恩等史学界的著名人物都有相关著述问世，都在努力寻觅上古先民在鲁西南失落的历史。
《禹贡》记载了菏泽的四泽十水，《尚书》《史记》记载五帝与陶丘、汤亳、三朡、鸣条的关系；孟子记载了“舜生于诸冯，迂于负复，卒于鸣条，东夷之人”，《墨子》《吕氏春秋》《史记》皆从孟子说。古代先哲们决不会盲从一种说法，这应是认真研究的结果。《竹书纪年》记载“帝尧八十九年游作于陶”“九十年帝尧游居于陶”“一百年帝尧陟于陶”。《山海经》云雷泽有雷神，《左传》说董父在朡川为帝舜养龙等。《帝王世纪》说“华胥履迹雷泽生伏羲”；又称神农氏本起于烈山，即鄄城历山；纬书《归藏》《龙鱼河图》等都说蚩尤出自羊里水，且《皇览》又载蚩尤死葬于钜野。当代史学家吕思勉又把炎帝、蚩尤定为一人，把蚩尤、黄帝大战定在济濮之间的兖州之域即鲁西南。《史记》《汉书》《晋书》《通典》《文献通考》《肇域志》都说古陶为尧舜之都，是帝尧死葬之地；吕思勉、蒙文通、沈长云、侯仰军都肯定了尧、舜、禹发祥于济濮流域的古兖州一带；古史专家徐旭生十分肯定大禹治水在古兖州一带；王国维等充分肯定商汤发祥于孟渚，最初立国于曹县南之亳的历史事实。
潘建荣称，古往今来这么多史籍，这么多史学大家，把上古中心定位于菏泽一带，说明古陶、济濮之间的上古兖州之域是中华先民重要的一个发祥地。史学家在文献中钩沉、在典籍中寻觅菏泽之域丢失的中华先民发祥史，功不可没。
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考古发掘证明，古人文献记述的历史传说，大都是可信的。对发生在菏泽之域各种古文献记述、诸子论证、史家考证的先民发祥史，也需地下考古发现来验证。今天，菏泽大地的众多龙山文化堌堆，就是上古遗存物的铁证。而尧舜禹之都成阳、尧都陶丘、夏之三朡、商之都亳、夏桀之都古甄邑及古廪丘、古郜城、古阪泉、古有娀、古鸣条等都沉睡于地下，一旦发掘，一定会有石破天惊的发现。
（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戴玉亮 整理）

责任编辑： 杜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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