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间，为确保运河山东段的畅通，涌现一大批值得铭记的治运人物——

大运河之“山东风云”

□ 王玉朋

自元灭南宋实现南北统一以来，中国政治中心稳定于北京，一改隋、唐、宋三代首都坐西向东之形势，形成政治中心地处北方，经济中心地处南方的格局。为实现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建设一条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成为形势之必然。元代将隋唐大运河的航线拉直，航程缩短。明清两代继续充分利用京杭大运河，将其视作维系自身统治的经济命脉。在这数百年间，为确保运河山东段的畅通，涌现一大批值得铭记的治运人物。

为运河奠基：

元代的治运人物

早在蒙金战争期间，为转运粮饷，济州掾吏毕辅国重开洸河，于堽城（今宁阳堽城镇）西北的汶河南岸修建分水斗门，疏通汶水、泗水、洸水河道，修复自汶水入洸水通泗水的水上运道，是为开凿济州河的先导。

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是开通山东运河的关键人物。至元十二年（1275年），丞相伯颜委派郭守敬查勘汶、泗、卫河相邻地区的水道。郭守敬规划设计了此后的济州河、会通河的开凿路线。郭守敬实地勘察陵州（今德州）至大名，又从济州（今济宁）到东平等地，提出将隋唐运河裁弯取直的方案。郭守敬的规划方案受到忽必烈的重视，并成为指导此后运河开挖的依据。

元灭南宋之后的至元十八年，元廷将郭守敬的规划方案付诸实践。作为工部郎中兼太史院负责人的郭守敬对开凿运河的工程有指导和管理责任。派兵部尚书奥鲁赤修建自济州至须城（今东平）安山镇的济州河。次年竣工，全长150余里。济州河开通后，江南漕粮自江淮北上入泗水，经济州河至安山进入大清河，然后顺流东下，经东阿至利津县入海，再循海道北上直沽。但是，大清河河口受大海潮汐影响，常为泥沙淤塞，航运不畅，漕运由济州河至东阿后，改由陆运北上临清，进入御河。这段陆运道路，夏季多雨，道路泥泞，牛车跋涉，艰阻难料。开通一条勾连济州河和卫河的新河，逐渐提上议程。

至元二十四年，太史院令史边源等人向朝廷建议，自安山镇穿渠至临清接通御河。具体施工由泗汶都漕运副使马之贞等人主持。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兴工，当年六月竣工。此河起于东平安山镇西南，连接临清御河，全长250余里。竣工后，忽必烈命名为“会通河”。在济州河和会通河开凿过程中，马之贞提出的“引汶、泗二水分流济运”和“度势建闸，层层节水”的治水思想为后世所继承，并在运河管理运作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河道臻于完备：

明代的治运人物

明成祖朱棣从其侄建文帝手中夺得政权之后，将国家的政治和军事中心移到北京，每年需从南方调运四五百万石漕粮。从永乐初年开始，平江伯陈瑄等人奉旨从海上运输粮食。但海运风险很大，滩多浪险，遇有风暴，樯倾楫毁，船毁人亡。河运则由江、淮出发以至阳武（今河南原阳）采用陆运，代价昂贵，百姓劳苦不堪，状况凄惨。

永乐九年（1411年），济宁同知潘叔正上奏建议疏浚会通河淤塞河段。此议获得明成祖的同意，并派工部尚书宋礼重开会通河。宋礼疏通会通河历时半年有余，共调集山东兖州、东昌及江苏徐州、南直隶应天（今江苏南京）等地百姓30余万。宋礼注意吸收民间智慧，特别是虚心请教汶上老人白英，并传为历史佳话。在白英的建议下，宋礼将会通河分水点由济宁天井闸改至汶上南旺。同时，宋礼修筑戴村坝，阻遏汶水流经南旺，以南旺作为新的分水点，水流南下徐、沛的占十分之四，北流以达临清的占十分之六。

明代黄河、运河关系密切。明前期，黄河曾被作为漕运要道，并被称作“河漕”。明初，刑部侍郎金纯利用黄河河道漕运。黄河多次决口，洪水直冲运河，阻遏漕运。明廷先后派出多位大臣前去治河，尤以徐有贞、白昂、刘大夏等大臣成效卓著。

景泰三年（1452年），佥都御史徐有贞主持治河，挑挖河道缓疏黄河水势，随后堵住决口。针对黄河淤塞问题，他根据黄河地形水势，提出有名的“治河三策”，开挖广济河，下穿濮阳、博陵二泊及旧沙河20余里，上连东西影塘及小岭等地，其内以旧大金堤可为屏障，其外以八百里梁山泊为泄洪区。

弘治二年（1489年），黄河又于河南开封及封丘荆隆口决口，洪水冲入张秋运河。户部侍郎白昂发动役夫25万人，修筑阳武大堤。白昂疏浚10余处月河以分泄黄河洪水，并堵塞36处决口，最终使洪水流入淮河后入海。黄河水患控制住后，白昂又于鱼台、德州、吴桥等处修筑长堤，还于东平以北至兴济开凿12道小河，流入大清河以及古黄河入海。在各河口修建石堰，按时启闭。白昂治黄策略采取南北分治，东北以防御为主，东南以疏通为主。

然而，徐有贞、白昂治河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黄河北决冲击运道。弘治七年（1494年），右副都御史刘大夏在黄河北岸修筑数百里长堤，自胙城（今河南延津）起，经滑县、长垣、东明、曹县抵达虞城，全长360余里，名太行堤。他于西南荆隆口等处也修筑起长堤，全长160余里。

至此，明朝筑起防止黄河北流的坚固屏障。此举虽逼迫黄河南流，却没有成功解决黄河对运河的侵扰。此后，黄河漫溢决口频繁，水患逐渐集中在鲁西南地区。朝中大臣开始提出开挖新河以避黄河之险的建议。

嘉靖六年（1527年），工部侍郎盛应期调集民夫65000人，于昭阳湖以东开掘新河140余里。然而，工程未完，就被嘉靖帝下旨停工。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秋，黄河在沛县决口，洪水东流灌入昭阳湖，运道淤塞百余里。工部尚书朱衡认为盛应期所开河道地势高，能有效避开黄河侵扰，决定继续开凿新河。其间，不断有朝臣上奏攻击朱衡，说朱衡沽名钓誉虐待百姓，要求罢免朱衡。朱衡顶住各种压力，最终开通南阳新河。南阳新河循南阳湖（今独山湖）东岸，引鲁中丘陵诸溪南赴徐州，归注旧河，有效地避开了黄河侵淤。

隆庆三年（1569年）七月，黄河于沛县决口，茶城淤塞，漕运梗阻。工部右侍郎翁大立、总理河道傅希挚等上奏建议开挖泇河避开黄河，却遭到工部尚书朱衡等大臣反对，被迫搁置此议。直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工部右侍郎李化龙再次倡议开挖泇河，并最终获得成功。自隆庆三年开始，将近半个世纪，先后经翁大立、傅希挚、李化龙等大臣提议或主持，一条自朱衡开凿的南阳新河后避开黄河对运道冲击的新河道——泇河最终开凿成功。

河制成熟后的省思：

清代的治运人物

清代山东段运河管理运作趋于完善——河道挑浚制度化，闸坝启闭制度化，河银来源固定化，治河人员构成合理化。在规制成熟运作之下，有河臣开始系统总结治理运河的经验教训，涌现以《山东全河备考》《居济一得》《山东运河备览》为代表的运河专书，是指导治理山东运河的重要参考。

康熙初年，济宁道叶方恒详备筹划山东运河及黄河防御事宜，著有《山东全河备考》。此书共四卷。卷一《图志》，列图为志，以河道为经，对运河水源及泉河位置、流经道路、里程都有说明。卷二《河渠志》，分上下部分，上部分记载运道兴废、泉源诸派、诸湖蓄泄要害等，下部分记载闸坝设置事宜、黄河河防以及黄运关系等内容。卷三《职官志》，记载公署建置、夫役定制、职官沿革等。卷四《人文志》，记河漕名臣、漕河名疏以及工程建设的碑记铭文等。此书含有大量关于黄运关系的真知灼见。书中指出，微山湖西南临近黄河，每年都会有黄河漫溢之患，若不认真防御，黄河浊流溢入微山湖，会导致滕县、峄县一带成为汪洋，进而淤塞运道，阻滞漕运。这个观点被后世的河道总督张伯行接受，并提出于微山湖以南修筑拦黄坝，上接太行堤的观点。乾隆二十年（1755年），黄河孙家集漫口，黄河直驱东南，徐州一带几成平陆。官府开始堆砌乱石修筑长达70里长的拦黄坝，拦截黄河洪水。这些证实了叶方恒观点的预见性。

康熙中期，济宁道张伯行将治理山东运河的经验汇集成册，编成《居济一得》。该书共八卷，全面介绍山东运河的地理地貌、水利设施、运河水源、泉源闸坝等内容。此书强调对运河闸坝进行有效的管理控制。山东运河闸坝集中在枣庄和济宁段。运河闸坝都是控制水的流量，但用途各不相同。闸坝官虽为低层官员，但责任重大。此书对山东河工开展的原则及方法也有深刻思考。治水应顺应水性，疏通河流阻塞之处，使河水归于大海。东昌府地区之所以经常河水泛滥，是因减水坝的大量损坏，导致洪水无法入海。土桥闸到戴家湾水源不足，须在沿线设水塘补充水源。戴家湾闸在运河水量调剂上占有重要地位，须计算好每天通过的船只数量和蓄水量的多少，针对性地启闭船闸。张伯行指出，治理汶河，除加固堤防、建设闸坝外，要据季节和地理环境的差异，针对性地改造河道，通过调节水量达到保运济运的目的。

乾隆四十年（1775年），运河道陆耀编成《山东运河备览》。此书考订严密，体例完备，共十二卷，首一卷。卷首收录山东运河的四幅图和图说。卷一和卷二以表格形式展示山东运河的建置史和运河管理机构及职官变迁史。卷一是《沿革表》，将元至元十六年至清乾隆四十年近500年间的运河管理、营运维护及建置一一罗列，特别是全省的40余闸及旧运河闸坝兴废详细记载，为他书所未载。卷二为《运河职官表》，将至元十六年至乾隆四十年间有关山东运河机构兴废设置、大小官吏变迁等逐一列出。卷三至卷七分别为诸河厅河道，叙述各厅职责、管辖范围；闸的规制、沿革以及上下闸之间距离；闸官夫役设置，等等。最后叙述各河厅管辖起讫、里程、吏员设置等。卷八专述泉河厅诸泉。该卷叙述管泉吏司的兴废沿革，介绍州县辖境的泉眼数及里程、流向，管理机关及吏职夫役等。卷九为挑河事宜。该卷以挑河所需主要夫役种类和钱粮专款项为纲展开叙述。卷十《治绩》记载在治河史上具里程碑式的河臣。卷十一、卷十二为《名论》，分专题汇集前贤关于治河的重要方略和言论。

责任编辑： 禹亚宁    

打开大众日报客户端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