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无论在哪一发展阶段或者采取哪种经济运行机制，国民经济社会再生产都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循环往复的四个环节。世界各国在发展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等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已经证明，无论哪种市场经济体制，都必须重视发展三类不同的分配制度，发挥各自的优势、互相弥补短板，使分配制度结构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

三类分配中，第一次分配(初次分配)制度主要根据市场自由竞争原则，形成按照要素主体的市场价值贡献决定报酬的收入机制；第二次分配(再分配)制度主要根据社会公平原则，建立包括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在内的政府调节分配机制，以克服市场化分配机制产生收入财产差距过大的弊病；第三次分配(以慈善公益为主)制度遵循社会自发自愿原则，能够弥补政府再分配在广度、深度和供给质量等方面功能性不足，发挥民间各类组织及个人在再分配中不可替代作用，有助于缓解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更精细化、精准化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提升国家和社会凝聚力。

第三次分配仍需要持续的制度改革和功能完善。近些年来，我国以政府为主的再分配政策发挥主要调节作用，但是对于初次分配收入差距过大现状而言，亟须以企业和个人为参与主体的第三次分配发挥调节作用。总体来看，现阶段我国建立并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具备了较大的可行性。一方面，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使相当一部分人群已经率先富裕起来，出现了数量较大的富裕阶层和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中产阶层。另一方面，近些年我国第三次分配领域的相关制度，尤其是关键性法律法规陆续制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细则》《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等。

但相比成熟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第三次分配制度实际上在起步发展阶段，有待改革完善的领域还比较多。

一方面，我国慈善机构数量虽然多，但筹款数额却偏低，发挥再分配调节力度较小。

2015年我国实际社会捐赠总额为1215亿元，2016年为1458亿元，2017年为1558亿元，保持了增长态势，但相比中国财富聚集速度而言，仍然很低。

《2019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全球2470位十亿美金富豪中，中国以658位十亿美金富豪位居世界第一，比美国多74人。

另一方面，全社会对于第三次分配制度认知较为传统、范围狭小。

多年来，以慈善捐款为主的投入主要集中在教育领域，如部分高等院校、贫困地区中小学等。近些年，医疗健康和扶贫领域慈善捐款和救济有了较快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在不同区域、群体之间广泛的生存和发展差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之外难以保障的特殊群体数量巨大，如失独家庭、重病患者、老少边穷和衰退地区人口、各类社会边缘人口等，规模超过亿级总量。

第三，鼓励慈善等公益事业发展的激励性政策体系不完备。

从各国实践看，建立和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的最主要经济政策就是税收激励，通过加大企业和个人捐赠扣除额度，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按照我国最新修订个人所得税法，“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发达国家此项扣除平均为50%，甚至有些国家实现全额扣除。同时我国免税退税程序复杂，在很大程度上又抑制了捐款的积极性。

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第三次分配制度。从世界各个国家第三次分配制度看，总体形式及构成基本相似，但是具体差异也非常大。因此，我国第三次分配制度发展必须适合国情和特色，政府既应当大力倡导、积极制定相关鼓励性政策法律，但也要遵循经济和社会规律，根据承受力和发展阶段，循序渐进发展。

完善关键性法律及配套法规。2016年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奠定了我国第三次分配的法律制度基础。但是，目前与《慈善法》相衔接的社会组织管理依然沿用1998年《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和2016年修订后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实际上滞后于当前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大趋势，滞后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要求，制约着我国第三次分配制度体系的完善。因此，应当在广泛吸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的立法，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法规政策，做好与《慈善法》的制度衔接。

分类完善慈善公益事业的税收优惠制度。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多、类型差异大，企业、个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途径、方式和方法各不相同，税收优惠制度的设计需要充分考虑这个现实状况，实现差异化、分类化的税收优惠制度；对新出现和发展趋势较明显的股权、知识产权、网络众筹等特殊捐赠方式要研究出台相应的规范条例和税收制度，基本原则应当是简化程序，便利于受益人直接获益。

(李鹏/《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 陈衍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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