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

【历史】首辅也撒谎时,这王朝差不多该完了

2020-02-21 22:53:47 发布来源:《今参考》杂志推荐

“朕以天下听先生。”周延儒听到这句不似褒奖更胜褒奖的话,是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一的朝会上,崇祯帝向东对他揖拜。这时,他在复社张溥等人的运作下,被二次起用入阁已经快一年了,一时风头无两。而关外的后金也早已改国号为大清。

在这段时间里,周延儒一改首次任内阁首辅时的作风,信守对张溥“行救时十事”的承诺,“广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论事”,着实做了不少诸如减免民间欠税、免除灾荒地区赋税、召回监军太监等实事好事,民望一时有所好转。眼看着,“改弦易辙,重得贤声”的目的就快达到了。然而这一切,都毁于一个谎言,它不仅使周延儒最终被“打入”《明史·奸臣传》,还使其背负着“误国”之名。

内阁首辅自请督师

明朝末年,阁臣们为了争夺首辅之位,往往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不仅严重影响了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还波及到远在辽东与清军作战的将帅。被视为明廷“最后屏障”的名将袁崇焕,就是在内阁诸臣忙着互相倾轧的情况下,被诬陷“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最后被崇祯帝处死,成为政治牺牲品。

明廷“朝中无人”,而愈发强大的清军再次从墙子岭、青山口入关,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绕北京城,过山东,奔袭江苏一带,逡巡数月后于崇祯十六年三月北上而归,再次来到北京城附近,直逼京畿。面对有可能来临的攻城,周延儒“自请督师”,坐镇通州。

作为文臣,周延儒再次入阁为首辅后,依然发挥善于揣摩崇祯帝心意的特长,并且做了一些真正有益于国计民生之事,颇得崇祯帝宠信。但关于军事,周延儒是不怎么精通的。实际上,周延儒“自请督师”也是迫于崇祯帝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文臣督军政治意义明显大于军事意义。崇祯帝虽然刚愎自用,但也未昏庸到指望周延儒在战场像袁崇焕一样派上什么大用场,但没想到,这位已年过半百的老臣抵达通州后没几天,就智商下线般开扯弥天大谎。

一谎铸大错

崇祯十六年四月,周延儒来到了通州,开始督军工作。他不敢与清军正面作战,当探知到清军并不打算攻打京城,周延儒松了一口气。于是,他整日缩在军营里与幕僚们喝酒吟诗,坐等清军自行退兵。想到崇祯皇帝在京城里等待消息,刚到通州不久,他就大言不惭地上奏说自己“斩百余级”。后来愈发夸张,有时候甚至脑门发热,一天早晚两次上疏,“题皆飞报大捷”。

捷报频频传回京城,有不少人对此质疑。但崇祯帝坚定地相信周延儒,将弹劾视为讹传。等到清军退兵后,周延儒带着一身虚假的荣耀回京,不仅被加封为太师,其子也受荫为中书舍人,并赐银币、蟒服。

按理说,周延儒在官场沉浮三十年,不可能不清楚谎报军情的严重性与危害性。不过向来善于揣摩皇帝心意的他明白,好大喜功的崇祯帝喜欢并希望听到这样的捷报,这既是他周延儒的功劳,更是崇祯帝的。同时,东北有大清虎视眈眈,中原有李自成农民军势如破竹,朝廷亦需要一些好消息来振奋人心。一次撒谎,竟让周延儒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何乐而不为呢?

但周延儒没想到,数日后这个谎话就被戳破了。当锦衣卫与东厂太监将周延儒消极怠战和谎报战功之事上报后,崇祯帝也翻脸震怒。见事情败露,周延儒赶紧“席蒿待罪,自请流放戍边”。崇祯帝虽然震怒,却还是让他体面地免职回家,并未严惩。

后人认为周延儒的谎言让明廷以为清军只是纸老虎,既放松了警惕,又影响了崇祯帝的判断。待到清军大举进攻时,为时已晚。

徒留身后骂名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有中兴之志的崇祯帝逃至煤山,自缢而死。就在三个月前,他才命人传诏,勒令周延儒自尽,籍没其家。

免职本已是周延儒最好的结局。但为官时用人不当、贪污等积弊过多,因谎言下台后,各式弹劾如雪花纷至沓来。

其实,周延儒将清军自退作为自己功劳的危害性,比不上某些将败报为胜的例子,何况很快就被揭穿了。但这个谎言却着实影响了朝廷的判断。所以,随着周延儒门生范志完兵败并纵兵祸害百姓,亲信吴昌时泄露机密,“赃私巨万”事发且“大抵牵连延儒”,相继被问罪,周延儒“招权纳贿”的证据也被翻了个底朝天。崇祯帝终于下定决心要对周延儒进行处理。

据《烈皇小识》,当周延儒知道骆养性带锦衣卫将前来拿问他时,预感在劫难逃,便把自己搜刮的珍宝付之一炬,火焰发出五彩斑斓的光芒。而他身死后,民间传唱歌谣曰:“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之颈,一同狐狗之头。”

原本,在人才凋零的明末,周延儒的才干即便比不上张居正、徐阶等首辅,也不至于被批为“狡诈欺君、丧师辱国”。实际上,亦有不少人认为周延儒只是一个身不由己的“能臣”,因一谎而被视作误国覆邦之徒,实是处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被极度放大的结果。

事实上,谎报军功,夸大战绩是战争史上屡见不鲜的操作。清朝也没有吸取任何历史教训。鸦片战争中,杨芳将打退英军一艘送照会的白旗小船,说成是击退英军大兵船两艘,火轮船一艘,三板船十几艘;奕山将英军围打广州索要六百万赎城费说成是英夷乞求通商,索还商欠。正如崇祯帝想要听到捷报,道光帝也同样如此,用谎言换取更高的官阶成了当时通用的“政治智慧”。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周延儒也好,杨芳、奕山也罢,不过是有过之人迎合统治者报喜不报忧而已。如果周延儒能预料到自己二次入阁不仅未能“重得贤声”,还名列只有六人的《明史·奸臣传》的正传,是否会后悔自己说出那样的谎言呢?

(邓苗苗/《廉政瞭望》)

责任编辑: 陈衍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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