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以天下听先生。”周延儒听到这句不似褒奖更胜褒奖的话，是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一的朝会上，崇祯帝向东对他揖拜。这时，他在复社张溥等人的运作下，被二次起用入阁已经快一年了，一时风头无两。而关外的后金也早已改国号为大清。

在这段时间里，周延儒一改首次任内阁首辅时的作风，信守对张溥“行救时十事”的承诺，“广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论事”，着实做了不少诸如减免民间欠税、免除灾荒地区赋税、召回监军太监等实事好事，民望一时有所好转。眼看着，“改弦易辙，重得贤声”的目的就快达到了。然而这一切，都毁于一个谎言，它不仅使周延儒最终被“打入”《明史·奸臣传》，还使其背负着“误国”之名。

内阁首辅自请督师

明朝末年，阁臣们为了争夺首辅之位，往往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不仅严重影响了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还波及到远在辽东与清军作战的将帅。被视为明廷“最后屏障”的名将袁崇焕，就是在内阁诸臣忙着互相倾轧的情况下，被诬陷“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最后被崇祯帝处死，成为政治牺牲品。

明廷“朝中无人”，而愈发强大的清军再次从墙子岭、青山口入关，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绕北京城，过山东，奔袭江苏一带，逡巡数月后于崇祯十六年三月北上而归，再次来到北京城附近，直逼京畿。面对有可能来临的攻城，周延儒“自请督师”，坐镇通州。

作为文臣，周延儒再次入阁为首辅后，依然发挥善于揣摩崇祯帝心意的特长，并且做了一些真正有益于国计民生之事，颇得崇祯帝宠信。但关于军事，周延儒是不怎么精通的。实际上，周延儒“自请督师”也是迫于崇祯帝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文臣督军政治意义明显大于军事意义。崇祯帝虽然刚愎自用，但也未昏庸到指望周延儒在战场像袁崇焕一样派上什么大用场，但没想到，这位已年过半百的老臣抵达通州后没几天，就智商下线般开扯弥天大谎。

一谎铸大错

崇祯十六年四月，周延儒来到了通州，开始督军工作。他不敢与清军正面作战，当探知到清军并不打算攻打京城，周延儒松了一口气。于是，他整日缩在军营里与幕僚们喝酒吟诗，坐等清军自行退兵。想到崇祯皇帝在京城里等待消息，刚到通州不久，他就大言不惭地上奏说自己“斩百余级”。后来愈发夸张，有时候甚至脑门发热，一天早晚两次上疏，“题皆飞报大捷”。

捷报频频传回京城，有不少人对此质疑。但崇祯帝坚定地相信周延儒，将弹劾视为讹传。等到清军退兵后，周延儒带着一身虚假的荣耀回京，不仅被加封为太师，其子也受荫为中书舍人，并赐银币、蟒服。

按理说，周延儒在官场沉浮三十年，不可能不清楚谎报军情的严重性与危害性。不过向来善于揣摩皇帝心意的他明白，好大喜功的崇祯帝喜欢并希望听到这样的捷报，这既是他周延儒的功劳，更是崇祯帝的。同时，东北有大清虎视眈眈，中原有李自成农民军势如破竹，朝廷亦需要一些好消息来振奋人心。一次撒谎，竟让周延儒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何乐而不为呢?

但周延儒没想到，数日后这个谎话就被戳破了。当锦衣卫与东厂太监将周延儒消极怠战和谎报战功之事上报后，崇祯帝也翻脸震怒。见事情败露，周延儒赶紧“席蒿待罪，自请流放戍边”。崇祯帝虽然震怒，却还是让他体面地免职回家，并未严惩。

后人认为周延儒的谎言让明廷以为清军只是纸老虎，既放松了警惕，又影响了崇祯帝的判断。待到清军大举进攻时，为时已晚。

徒留身后骂名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有中兴之志的崇祯帝逃至煤山，自缢而死。就在三个月前，他才命人传诏，勒令周延儒自尽，籍没其家。

免职本已是周延儒最好的结局。但为官时用人不当、贪污等积弊过多，因谎言下台后，各式弹劾如雪花纷至沓来。

其实，周延儒将清军自退作为自己功劳的危害性，比不上某些将败报为胜的例子，何况很快就被揭穿了。但这个谎言却着实影响了朝廷的判断。所以，随着周延儒门生范志完兵败并纵兵祸害百姓，亲信吴昌时泄露机密，“赃私巨万”事发且“大抵牵连延儒”，相继被问罪，周延儒“招权纳贿”的证据也被翻了个底朝天。崇祯帝终于下定决心要对周延儒进行处理。

据《烈皇小识》，当周延儒知道骆养性带锦衣卫将前来拿问他时，预感在劫难逃，便把自己搜刮的珍宝付之一炬，火焰发出五彩斑斓的光芒。而他身死后，民间传唱歌谣曰：“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之颈，一同狐狗之头。”

原本，在人才凋零的明末，周延儒的才干即便比不上张居正、徐阶等首辅，也不至于被批为“狡诈欺君、丧师辱国”。实际上，亦有不少人认为周延儒只是一个身不由己的“能臣”，因一谎而被视作误国覆邦之徒，实是处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被极度放大的结果。

事实上，谎报军功，夸大战绩是战争史上屡见不鲜的操作。清朝也没有吸取任何历史教训。鸦片战争中，杨芳将打退英军一艘送照会的白旗小船，说成是击退英军大兵船两艘，火轮船一艘，三板船十几艘;奕山将英军围打广州索要六百万赎城费说成是英夷乞求通商，索还商欠。正如崇祯帝想要听到捷报，道光帝也同样如此，用谎言换取更高的官阶成了当时通用的“政治智慧”。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周延儒也好，杨芳、奕山也罢，不过是有过之人迎合统治者报喜不报忧而已。如果周延儒能预料到自己二次入阁不仅未能“重得贤声”，还名列只有六人的《明史·奸臣传》的正传，是否会后悔自己说出那样的谎言呢?

(邓苗苗/《廉政瞭望》)

责任编辑： 陈衍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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