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内涵的转型过程

也许出乎很多读者的意料，我们今天所说的“卫生”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庄子》中即已出现，不过传统时期，卫生主要的意涵为养生。

但它获得今天的内涵，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近代意义上的“卫生”一词，最早出现于明治初年的日本。由日本医务局局长长与专斋于1874年，在翻译Hygiene时首先采用。虽然近代意义上的汉字语汇“卫生”最早出现于日本，但中文中的新“卫生”却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日源词，它实际是在西方卫生知识的传入、日本近代的“衛生”(eiseyi)用语与卫生制度的引介以及中国士人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利用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自然形成的。

在中国，卫生概念的变动，基本始于光绪初年，到甲午(1894年)以前，在某些个别语境中，“卫生”已经基本完整地包含了近代概念所应具备的内涵。不过，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基本表现为一股潜流。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日本影响的强化和中国社会对近代卫生事务的态度的日趋主动，“卫生”概念变动的潮流也开始由暗转明，具有近代意涵的卫生概念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人的著述中。1905年国家卫生行政机构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卫生”成为表示维护健康、预防疾病这一内容的社会标准用语的进程。

可以说，到清末民初，无论从概念的内涵、普及程度还是使用方式等方面看，近代意义的“卫生”概念都应该说已经确立。

清代江南地区的瘟疫以肠胃道传染病为主

清代江南的瘟疫流行基本情况如下：

瘟疫的分布基本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在时间上，呈逐渐递升的态势;在空间上，则主要集中在以苏、沪、宁、杭等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稠密、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平原地区，并由东向西、由中间向南北两端逐步递减。这表明，在总体上，当时由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抑制疫病机制还无法有效地控制和抵消社会上因此而增多的疫病感染机会。

瘟疫的种类，以霍乱、伤寒和痢疾等肠胃道传染病为主，并有增多之势，特别是嘉道之际，真性霍乱传入江南，使这一特点更见明显。疫病多发于夏秋两季。在各种瘟疫传播途径中，水传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18世纪以后，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时有诸如烂喉痧、白喉、霍乱等一些新的疫病在江南暴发流行，反映了清代疫病日趋国际化的一面。

清代，虽然江南的瘟疫频数不断增多，但杀伤力却有所减弱。瘟疫对江南社会的影响可能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心态、风俗信仰等方面。

瘟疫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

鉴于生物样态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复杂性，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各个方面的不断努力大大降低瘟疫的危害，但恐怕很难征服疫病。著名的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曾断言，瘟疫“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与决定因素之一”。

所以面对瘟疫，我们首先需要更历史和人文地加以认识，尽可能地少一些现代性的骄傲，多一些谦恭和敬畏，更多地去思考如何和导致疫病的病原体和平共存。不仅如此，通过梳理中国过往特别是近世以来的疫病应对历史，还可以看到不少可资镜鉴的经验与教训：

首先，历史上瘟疫流行轨迹显示，疫情分布与人们通常的想象正好相反，人口越多，社会经济越发达，瘟疫也就越多。这充分表明，对瘟疫来说，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所以，疫病防治必须充分考虑到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和现代医学应对疫病的有限性，若现代医学水平和卫生防疫措施不能及时跟上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现代化带给人类的，极有可能不是福祉，而是灾难。

其次，我们通过对各次疫情后果的探析，表明瘟疫对社会的直接破坏和影响，似乎并不像目前一些初步研究所揭示的那么大。相对于那些直接表面的影响，瘟疫在人们心态和风俗信仰方面相对隐性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和关键。这也就是说，瘟疫的实际的破坏力并不见得如人们一般想象的那样大。如果能让民众充分了解这一点，无疑会大大有助于社会和民众心态的稳定。对突发性疫病的防治，完善的社会机制，在很多情形下，可能比单纯的医疗更重要。

最后，古代特别明清以来，社会力量在疫病应对中发挥非常积极正面的意义。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余新忠/《中国纪检监察报》)

责任编辑： 陈衍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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