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季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震动了所有人的心，各种议论和意见甚嚣尘上，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应该反省现在的城镇化发展方向，甚至有人说不应该再发展武汉这样的超大城市，应该更重视中小城市等等。

这种意见至少有一点说对了：传染病的肆虐确实和城市化进程相关。

在近代早期，即18-19世纪，无论是美洲新大陆，还是欧洲日本，都有一个共同现象：住在大城市的居民平均寿命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比如在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1750年只有伦敦和爱丁堡两个城市人口在5万人以上，到1851年则达到21个，住在城市中的英国人超过了农村，超过1/3的英国人集中于英国的特大城市（5万人口）。

急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英国城区烟雾缭绕，污垢遍地，供水、卫生、公园之类的基本服务都无法满足需求，1830年后各种传染病肆虐英国的城市，如生活在大城市曼彻斯特的劳工阶层平均预期寿命居然要比乡村地区少15岁以上。难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为此写道：“文明会创造奇迹，文明人竟然退化为野蛮人”。 

城市人口密集，交通频繁，狭窄恶劣的生活环境则是传染病的温床。据格拉斯哥皇家医院报告，在1815年以前收治的病人中，伤寒患者只有10%，而在1815至1830年，伤寒患者的比例超过了30%，在1830年以后更高达50%。

更可怕的是肺结核病的流行，在19世纪早期，每三个英国人就有一个人死于肺结核。所以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初给英国带来的实际是死亡率的上升，1811到1821年，英国的年人口死亡率是千分之二十，到1831年以后则上升为千分之三十。 

近代早期的城市化路线错了么？英国是否应该因为传染病停止发展5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

英国交出的答卷并不是缩小城市，而是大规模的公共卫生改革。

19世纪中期的英国大城市其实不缺乏医生，每年投入到医疗方面的开支也不少，利物浦当时有50名内科以及250名外科医生，但却没有一名负责防疫和管理卫生的官员。而伦敦也一样。

为了应对霍乱，19世纪30年代英国各地成立了1200个地方卫生局，但卫生局中充斥的都是行政官员，没有医学人士，所以严重缺乏专业知识和责任精神。

英国的公共卫生改革重点在于理顺这些问题，建立全国性的防疫政策，立法确保公共卫生经费的充足，到19世纪末期，西方大城市的清洁与卫生状态已经让来访者啧啧称奇。而伦敦和纽约人口也顺利突破200万这个让当时人不敢相信的水平。

可见，城市化本身就在倒逼城市管理以及公共卫生水平的升级，如果因为疫情吓得去限制城市发展，那才是开倒车的行为。

今天的中国，仅仅有30%人口居住在百万级别人口城市之中，而日本韩国美国都接近50%，世界各国中，中央权力比较大的国家城市集中度很高，中国人口会自然而然的朝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集中，这是自然的趋势。

面对城市化和公共卫生问题的挑战，我们只能向前进，不能后退。

（武汉历史文化学者蔡非/《证券时报》）

责任编辑： 王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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