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灾因其暴发急骤、传染性强、病情凶险，极易造成社会的无序与混乱，给传统国家的治理带来极大的挑战。华夏民族是一个善于反思和总结经验的民族，也从不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在应对疫灾方面，传统国家逐渐发展起一些制度和做法。

及时上报朝廷。“灾伤去处，有司不奏，许本处耆宿，连名申诉，有司极刑不饶”。明洪武年间规定：“限夏灾不得过五月终，秋灾不得过九月终。”万历年间又规定：“近地五月，七月；边地七月，十月。”

宣传普及防疫知识。北魏世宗在疫灾发生后发布诏书，令“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唐玄宗“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将治疗疫病和其他疾病的医方在全国各地张榜公布，供人抄录，还派专门的官吏进行校对，以防出错。

隔离病人，控制疫情。与一般的水旱灾害不同，疫灾传播迅速，古人认识到，不仅要治疗病人，还必须隔离病人、控制疫情。《论语·雍也》载孔子的弟子伯牛患上传染病，孔子作为老师去探视时也只能站在窗户外执手长叹，“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秦代设立了隔离病人的“疠迁所”，西汉为传染病设置专门的收容机构，东汉时又在军队中设立收容机构即“庵庐”。晋代规定：“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官。”据《晋书·武帝纪》载，晋武帝时，曾“以疾疫废朝”。唐宋时期的病坊、安济坊、安乐坊主要功能就是收容传染病人。

遣医施药。发生疫灾后，地方的医官就地进行控制和治疗，朝廷也会派出水平更好的医官携带药物到灾区视察和治疗。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会稽大疫，朝廷派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疫病”。唐太宗贞观十年，关中、河东发生疫灾，朝廷派“医赍药疗之”，十五年（641年）三月，“襄城、宫、泽州疾疫，遣医就疗”，十七年（643年）六月，“潭、濠、庐三州疾疫，遣医疗焉”，二十二年九月，“邠州大疫，诏医疗之”。

减免赋税，赈济灾民。传统国家历来在大疫之后赈济灾民，并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西汉元帝时，关东流民饥寒疾疫，诏“虚仓廪开府臧相振救”。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杭州发生疫灾，朝廷发布《拯恤疾疫诏》，规定：“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死一半已上者，与减一半本户税。”并就收养在疫灾中丧失父母尊长的孩童之事作出规定：“其有一家长大者皆死，所余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至夭伤。长吏劝其近亲收养，仍官中给两月粮，亦具数闻奏。” 

派员祈禳，安定人心。“自古帝王遇灾戒惧，未尝不以祈祷为事”。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六月，浙江台州、宁波、绍兴三府，陕西西安府发生瘟疫，“遣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王英祭南镇会稽山之神，通政使司右参议汤鼎祭西岳华山之神，西镇吴山之神”。虽然祈禳在现代看来对防控疫情并无实质效用，但在当时确实可以起到减轻民众恐慌心理和安定人心的作用。

（谢红星、刘晓/《人民法院报》）

责任编辑： 王玉霞    

打开大众日报客户端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