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来华生活近五十年，对中国乡土社会有足够的了解。在他的著作《中国乡村生活》中，一个悲剧故事道尽了异地为官制度之下的官场丑态。

明恩溥所居地附近有一户显赫人家，家中权势最高的人官至阁老或大学士。当地县令不太会曲意逢迎，又在一些事上惹到了这位阁老的儿子，被他一封家书告到了京城父亲那里。不久后，县令接到一纸调令，前往四川某县任职。异地任职、不定期调动，对于清朝官员来说是常事，可这次调动几乎要跨越整个中国，沿途花费巨大，麻烦甚多。他刚任新职不久，又接到升迁云南的任命。这又是一次耗时费神的艰苦行程。谁知刚到云南，又被通知升任关外某地的道台……直到此时，这位县令才明白自己遭受了多么恶毒的报复。他无法忍受行程中所染疾病的折磨与难以承受的路途开销，无奈之下只好吞金自杀，永远避开了进一步的“升迁”和无休无止的磨难。

像故事中县令这样为了避免权贵打击报复，主动结束“仕宦生涯”的大概不多。但“为功名走遍天涯路”却是古代官员仕宦生涯的真实写照，从他们步入仕途起，基本就注定了要离开故土，在不同地方之间辗转奔波，宦游之间难免生出飘零感。苏轼也曾感叹“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

仕宦的奔波，主要因为一项异地为官的制度。作为回避制度的核心，异地为官从不成文到草创，再到严格执行，绵亘千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回避的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东汉“三互法”成型时，属地任职还称得上是主流。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已经开始要求原籍与就任地点五百里之内的“均行回避”。可见历代统治者十分认同这项制度，并不断进行修修补补，日趋严格。

这其实很好理解。古代官员异地任职的目的，是通过某种限制减少公权力行使中的利益冲突，并让地方官员跳离人情网而全心全意地效忠朝廷、贯彻朝廷的政策。另外，与西方甚少采用“地域回避”不同，中国传统社会向来有着乡土情结。在统治者看来，这样的情结除了会影响吏治，甚至还可能因“州郡相党，人情比周”，影响到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考虑到统治者加强对地方控制、集中权力的私心，异地为官制度能长久地实行下去也就不奇怪了。

无论是异地为官制度的制定者还是拥护者，主观出发点都是为了减少地缘人情羁绊、遏制贪污腐败、避免地方势力坐大。但回顾整个古代官场，异地为官的优点并未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显现，不仅无法摆脱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等痼疾，反而还滋生了更多统治者不想看到的现象，诸如行政效率低下、官员无心勤政等。

鉴于此，异地为官制度从诞生那天开始就伴随着争议。随着清末地方自治理念开始兴起，谭嗣同曾提出，这样的制度使得地方官视“民如驿卒”，而当地百姓又视“官如路人”，谁也不把谁放在眼里，又怎能利于地方治理呢？而本地人任职却好处多多，关于这一点，曾任曾国藩幕僚的杨象济认为，“既为本地之人，则必休戚相关，不敢为暴虐奸邪之事”。

但为官的复杂性，又岂是籍贯这一点能囊括？古代异地为官的逻辑并非牢不可破，本地为官并非绝对良策。没有其他相应制度的匹配与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

(邓苗苗/《廉政瞭望》)

责任编辑： 陈衍焜    

打开大众日报客户端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