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襄王四十一年，深受秦王赏识的范雎被任命为相国，大展其才。范雎协助秦王对内强化君权，对外确立远交近攻之策，楚、齐被极大削弱，魏、赵颓势渐显，秦国的战略目标锁定上党地区，“小步快走”，攻伐不断，志在必得。形势大好之际，范雎春风得意，自身缺陷却逐步暴露，并被失误一点点地放大。

范雎为相的同年，秦国任命谒者王稽为河东守。无论是图谋上党，还是东进中原，秦国必须有效控制河东，作为战略腹地运筹周转，而大战必出大功。河东看似接近前线，实无刀兵之忧，却能在秦强势扩展时顺得其利。王稽既非猛将，又非谋臣，得此重任，原因只有一个，他是秦新任相国范雎的恩人。

王稽是在魏国发现的范雎，后帮助他入秦，并向秦王力荐。范雎倡导远交近攻策略，符合秦国扩张的目标，为秦王所倚重，逐渐崭露头角。范雎拜相后不久，王稽就向范雎“求官”，直言提出了“事有不可知者三”，用赤裸裸的语言提醒范雎“时不我待”，秦王、范雎、王稽三人中万一有人离世，就无法实现报恩之举了。

王稽急切有求，范雎欣然回应，把手中公权用于报答私恩，将“苟富贵，勿相忘”发挥到了极致。恰逢范雎为秦主持攻伐上党，需要可靠之人经营河东这块战略后方，便向秦王举“亲”不避嫌。秦王大方应允，王稽得偿所愿，成为了河东守，而且“三年不上计”。比王稽的任命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范雎的另一名“恩人”郑安平被举荐为秦军将领。郑安平何许人也？他是范雎早年在魏国谋生时的好友，范雎受到魏齐、须贾迫害的时候，搭救范雎并私下将其推荐给远道而来的王稽。以此为将，完全违背了秦军严肃法纪的优良传统，既难以服众，也难以克敌。

范雎“爱憎分明”，不仅“一饭之德必偿”，而且“睚眦之怨必报”。他说服秦王驱逐“四贵”、虚尊太后而一鸣惊人，并批驳穰侯舍近取远，攻齐以足私利。当时秦处在从“远削大国”转向“近取实利”的关键阶段，之前伐齐是着眼大势的必然之举，以后非前，有失公允。白起是秦国的锋线利刃也是穰侯的爱将旧部，以亲疏远近而论，范雎自然难以与之水乳交融。秦将相失和，上党难以一鼓而下，尤其长平大战之后，围攻邯郸陷入长期对峙，局势日久生变。王稽、郑安平本非经略之才，骤居高位，范雎本希望他们多立战功，巩固地位。在秦军势如破竹的时候，他们能够滥竽充数、浑水摸鱼，坐享前军之利；一旦秦军受挫、前线吃紧，庸才便会显出原形。

邯郸久攻不下，秦国内外疲弊，陷于拉锯苦战，三晋趋向联合，伺机反扑。国有危难，范雎仍然乘机构陷白起，导致“战神”冤死杜邮，秦之栋梁摧折，前军士气大挫。此后，郑安平率部支援前线大将王龁，然而进退失据，大败之后投降赵国。后方的王稽也走到了尽头，他镇守一方却不体恤下情，恃宠自傲，结怨军中，引发众怒，终被秦王严处。

身边亲近之人相继出事，范雎难以全身而退。根据睡虎地秦简记载，郑安平、王稽死后，范雎受到牵连，可能被赐药而死。范雎眼光独到、胆略过人，在秦之崛起过程中堪称治国名相，然未行公义之道，失于私义私恩，误己误人误国，令人扼腕叹息。权乃公器，非有正道难以善始，非有公心难以善用，非有敬畏难以善终。大道为公，为人之德，秉政至要，诚然如是。

（东力/《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 王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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