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本名元崇，曾改名元之。唐代陕州硖石（今河南南陕县）人。先后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任过宰相，并兼兵部尚书。姚崇吏事明敏，“以不贪为宝”，尤其是在玄宗时期，“以廉慎为师”，“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首佐玄宗起中兴业”，协助玄宗革除了许多弊政，为开创开元盛世的局面，促使唐代进入鼎盛时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剖析若流，皆有条理”

姚崇少年时期风流倜傥，重视气节。年龄渐长，益发好学。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攻陷河北数州，时军书纷集，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理”，被武则天看重，破格提拔为夏官侍郎，掌管全国的军政。不久，升为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

武则天称制时，重用酷吏，滥施刑威。酷吏周兴、来俊臣等，凶狠残暴，告密罗织，大兴冤狱。许多朝臣和李氏宗室被无辜杀死。因此，朝臣人人自危，甚至每次上朝前，都要与家人诀别，担心人命朝不保夕。姚崇苦心劝谏，终于说服武则天改变酷治，并于长安二年（702年）复按来俊臣等酷吏造成的冤假错案，为受害的官员“伸其枉滥”，“由是雪免者甚众”。

长安四年（704年），姚崇为相王府长史兼春官尚书（礼部尚书），掌管国家典礼等事。时武则天宠幸的张易之在定州（今河北定县）私立寺庙，因没有僧师，便从京师强迁十名大德高僧到定州。寺僧们对张易之的无理之举不满，向姚崇哭诉。姚崇下令停止迁移。张易之数次向姚崇请托，姚崇毫不惧其骄宠，坚决予以拒绝。结果姚崇遭张易之谗毁，被降为司仆卿，充任灵武道（今宁夏灵武西南）大总管。后又令姚崇为灵武道安抚使。

“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

景云元年（710年）睿宗即位，启用姚崇。姚崇极力革除弊政。当时官僚机构臃肿，百官泛滥，铨官制度紊乱。特别是公主、后妃们，依势用事，大搞“斜封官”。所谓斜封官，就是皇帝受公主、后妃等的请谒，任意颁下敕书任命官员，用斜封交付中书省。她们的“以公器为私用”，目的是卖官利己，鬻法徇私，进而搞裙带关系，各树朋党，扰乱吏制，致使“政出多门”。任命官吏的政府机构形同虚设，庸碌之徒花钱就可以买到官，“虽屠沽臧获，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这些人占据官位后，“忽事则不存职务，恃势则公违宪章，徒忝官曹，无益时政”。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官职设得太多，滥官充溢，当时，宰相、御史及员外官办公时连座位都没有，故时戏称为“三无坐处”。政府机构的工作难以正常开展，混乱状况正待整治，姚崇联合宋璟等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睿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罢斜封官凡数千人”。

同年，睿宗又以姚崇为兵部尚书，与宋璟两人负责铨选文武官吏。他们不畏强御，对“嬖佞用事，选举混淆，无复纲纪”的混乱状况大力整治，杜绝向皇帝请谒讨官的各种途径，使吏治有所改善，出现了“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的清新局面。可惜好景不长，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其时“宰相七人，五出其门”。她与诸王结为朋党，交构期间，危害政局。

提出著名的十项治国建议

开元元年（713年），初即皇位的玄宗召见了姚崇。姚崇针对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弊政，提出了著名的十项治国建议：反对滥施刑威，主张以仁义治理国家，安定社会；反对穷兵黩武，追求边功；不准宦官干扰朝政；等等。十项建议成了玄宗开元时期的重要施政纲领。

姚崇为玄宗辅政，拨乱反正，大力整肃吏制，以任人唯贤、量才授职作为铨选官吏的主要标准。严格铨选制度，继续罢免以前的斜封官。对于用请托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的，不论是谁，姚崇都坚决予以制止。

开元二年（714年）二月，申王李成义向玄宗请托，要求把他府中的阎楚珪由录事（九品）破格提拔为参军（正七品），玄宗答应照顾。这是任人唯亲，违反官吏提拔程序的做法。对此，姚崇坚决反对。他和卢怀慎等上书，指出量材授官的权力应归属官吏任命部门，反对因亲故之恩就得以升官进爵，覆前朝冗官泛滥之辙，扰乱国家法纪。姚崇的力争，使玄宗收回成命。自此，向皇帝请谒讨官的恶习，大为收敛。

开元前期，姚崇身居宰相要职，但他并没有自己的专门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廷很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事后往往不能回家。只得就近住在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有一次，姚崇得了疟疾，只好叫家人到罔极寺来照料他。在寺里，他还带病协助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问崇”。源乾曜和姚崇接触较多，对于姚崇严于律己、勤俭的生活作风深感佩服。他奏请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感到四方馆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坚决谢绝。玄宗感动地说：“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

开元九年（721年）姚崇去世。是时，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好，社会上厚葬成风。三朝宰相姚崇却未随波逐流。去世前，他留下了遗令，告诫子孙不准崇佛敬道，不准为他厚葬。

姚崇作为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在推进社会进步中之所以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与当时向上的社会气氛有关，与唐太宗时期魏征等正直清廉的官吏的影响有关，与唐玄宗前期识贤任贤有关，更与他自己的为政思想有关。《十事要说》敏锐、准确、及时地提出了治国纲领。《五诫》既是他自身品格的表露，又是他吏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姚崇一生为政，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深得玄宗和大臣们的推许，也影响了后代。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回答说：玄宗用姚崇、宋璟则理，用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对姚崇和宋璟的为政还念念不忘。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文凡/《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 王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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