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说，文章之道在于“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学是被赋予政治使命的，抒写民生疾苦、纠正朝廷弊端、保持政治清明，也成为文人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而实现这一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谏诤。可以说，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都有谏议意识，但在唐朝表现得尤为明显，陈子昂、杜甫、王维、白居易、元稹、杜牧、岑参、李益、司空曙、高适等都担任过谏官，很多没有担任过谏官的文人，如房玄龄、虞世南、韩愈、柳宗元等也都积极进谏。这种文士精神和谏诤意识的高度契合出现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是值得深入考察的。

文士精神与谏议意识的高度契合

唐朝是我国古代言谏制度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历史阶段，谏官的设置、职掌以及权力保障机制等都走向制度化。唐代开国之初，统治者鉴于隋亡的教训，特别重视谏诤的作用。贞观年间出现了很多有名的谏官，如魏征、王珪、戴胄、马周、褚遂良、令狐德棻等，皆“拾遗补阙，有诤谏之风”，其中魏征更是被称为“千古第一谏臣”，他和太宗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君臣关系，主能纳谏，臣善进谏，成为一代政治风尚。经过唐太宗几十年的励精图治，唐朝的根基更加稳定，经济文化都出现了繁荣局面。从高宗、武后到玄宗天宝年间的一百多年中，虽然政治上出现过动荡，但从大的方面说，仍然呈现出盛世气象。这一时期，充任谏官的文人也多为名士，如陈子昂、卢藏用、李邕、严挺之、辛替否、张说、张九龄、吴兢、王维等人。而稍后的一代“诗圣”杜甫，也表现出了强烈的谏诤精神，虽然杜甫的仕途短暂曲折，但他的谏诤意识通过诗歌的形式体现了出来。中唐时期，特别是宪宗元和年间，唐代的谏诤风气仍然比较活跃，文人纷纷以文学的形式进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二：在诗歌领域，以元稹和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兴起；在散文领域，以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展开。晚唐时期，具有讽谏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也较多，比如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文人中有很多都担任过谏官，傅绍良先生依据《旧唐书》和《新唐书》《全唐诗》《全唐文》《唐才子传》等资料，检索出了做过谏官并在诗歌和散文方面有成就的文学家百余人。其中，任过拾遗的有：陈子昂、许景先、孙逖、卢藏用、张九龄、辛替否、吴兢、李邕、严挺之、卢象、綦毋潜、王维、杜甫、高适、张镐、杨绾、皇甫冉、独孤及、司空曙、白居易、元稹、柳公权。任过补阙的有：张说、辛替否、吴兢、王维、岑参、权德舆、杜牧、柳公权、郑良士、崔道融。任过谏议大夫的有：魏征、李景伯、卢鸿一、高适、陆贽、卢仝、柳公权、李翱。任过给事中的有：孔颖达、王维、孔巢父、袁朗。任过散骑常侍的有：高适、贾至、李泌、李益、裴夷直、柳公权、郑綮。这些耳熟能详的文人名字都和谏官联系在一起，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文人谏诤意识强烈的原因

在儒家学说中，谏诤是实现有限君权的主要形式，也是臣下责无旁贷的权利和义务。唐代文人的谏诤意识从根本上说也是来源于儒家思想，但它比其他朝代更强烈、更明显，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韩愈的“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谗夫，使我心腐剑峰折”，白居易的“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都是这种刚正不阿的谏诤精神的体现。唐代文士精神与谏诤意识实现了高度统一，这与唐朝宽松的政治氛围、谏官体系的建立以及官府的有意提倡都有密切的关系。

其一，唐朝统治者对谏诤抱有宽容的态度。唐承隋制，实行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及词赋等为主要考试内容，有利于选拔杰出的文人为官，为文人进入仕途打开了一条通道，也促成了多样的入仕途径和广泛的政治参与，实现了文人积极的入世情怀和崇高的理想追求。从宏观上说，唐朝统治者对于谏诤也能持一种“闻者足戒、言者无罪”的宽容态度，唐太宗从谏如流为整个王朝奠定了良好的基调，使得后世之君对于纳谏非常的重视。据学者统计，自贞观元年(627)到哀帝天佑四年(907)，各个皇帝先后正式下达的求“各上封事”“直言极谏”的诏敕就有12次之多。后来的君主虽然难有太宗那样的胸怀，但对于逆耳之言仍显现出包容的气度。君主的这种个人的执政之风也形成了比较宽容的社会氛围。

其二，唐代谏官体系的建立，为文人谏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这种框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的制衡，这为谏官参与政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使得谏官能够参与决策的制定和审核，保证了谏官能够广泛、有效地参与政事。唐代非常重视谏官的谏诤作用，除了沿袭前朝的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等谏官的设置外，又首置了拾遗、补阙等谏官，进一步完善了谏官体制。此外，谏官的职掌和对谏官权力的保障也走向了制度化。为保障谏官权力，唐代允许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参与决策，允许他们随时进封事，并运用回避制度保障谏官的独立谏诤权。唐代谏官的设置从体制上说是比较完整、合理的，为那些身任谏职的文人谏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其三，唐王朝为保证谏官职能的更好发挥而有意任用文人做谏官。相比于汉朝来说，唐朝非常看重官员文学修养水平的高低。在唐朝，文学逐渐从儒学中分离出来，获得独立地位，这在科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唐朝科举中最受重视的进士科主要考察的就是诗词文采，呈现出明显的轻孝轻德、重文重智的用人价值取向。唐代政治本身就有重文的风尚，而谏官的工作性质更决定了他们除了要有贤良方正的品行外，还必须要有广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文采。除了初唐和晚唐之外，唐朝最负盛名的文学家几乎都做过谏官，这其中陈子昂、杜甫、王维、白居易、元稹、杜牧、岑参、李益、司空曙、高适等都是当时一流的文人，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而与政府有意任用文人做谏官的政策取向密切相关。

文人谏风兴盛产生的影响

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文士与谏臣的合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文人的谏诤意识对文学本身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文学的写实性以及文学思潮中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谏诤意识密不可分。文人谏诤意识的高涨使得唐朝文学具有浓厚的写实色彩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端倪在唐初贞观时期就已开始显现，孔颖达等人主张继承讽谏传统，但提倡把委婉曲折的谲谏改为开宗明义的直谏，这对于唐初的文学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陈子昂时期，谏诤精神对于文学的影响就完全显露出来。促使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的动因正是他强烈的谏诤意识，他重质轻文，反对六朝柔靡诗风，标举汉魏风骨，强调兴寄以讽刺时弊，《感遇》组诗就是典型代表。他的这种论道匡君的精神、追求兴寄的文学理性，对唐诗自我风格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的典型代表，杜甫“即事名篇”，以诗谏政，开新乐府之先河。不管是“三吏”“三别”，还是《悲陈陶》《兵车行》，文学高度和社会责任感的统一，这其实就是文士精神与谏议意识高度契合所产生的影响。中唐时期兴起的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与文人的谏诤意识更是息息相关，其倡导文风改革的动因与孔颖达、陈子昂、杜甫等人所体现的现实主义及社会责任感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秉承谏臣的求实精神和政治责任，用一种积极入世的姿态来对待文学，提倡“文以明道”的精神，赋予文学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所以说，唐朝的文学思潮被深刻地打上谏诤意识的烙印。

另一方面，对于谏诤来说，大量文人参与谏诤，提高了谏诤的社会影响力。文人们写出了很多流传千古的谏章，典型的如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虞世南的《薄葬议》、陈子昂的《谏灵驾入京书》、韩愈的《谏迎佛骨表》、白居易的《论制科人状》等，这些谏书都可谓是思虑深刻、文采飞扬，为一时所重。如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中提到的“居安思危”“载舟覆舟”“择善而从”“垂拱而治”“戒奢以俭”等观念影响深远；而且这篇谏书写作上很有特点，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气势不凡，历来为人称颂。再如陈子昂的《谏灵驾入京书》洋洋洒洒，通过对历史、地理、政治等详尽的分析，极有说服力地得出已故皇帝还是安葬洛阳为妥的结论，这样既可省百姓之财力，又能使国内安定。这篇谏书感情饱满、文采斐然，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效应，时人卢藏用在《陈氏别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时洛中传写其书，市肆闾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飞驰远迩。”可见，作为杰出文人，陈子昂不凡的文采为谏书扩大了社会影响力，谏书已经不是仅供皇帝御览的文章，而成为吸引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话题。可以说，文人进谏所产生的文化感染力，已经超出了政治的范畴，具有更深远的社会影响。

(荆晓燕/《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 王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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