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史册耻无名——出仕之耻

大诗人陆游没生在一个好时代，南宋那年头，国势每况愈下，民族危机深重，抗金志士们说起来都是咬牙切齿的。陆游年轻时，就立下报国志向，终于在年近半百时才圆梦，到南郑(今陕西汉中)抗金前线，担任巡视官员，投身于收复失地的准备工作。

当时，政府里已经形成一个爱国志士群体，他们同仇敌忾，成为抗金复国的中流砥柱。满怀干事创业激情的陆游写下“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如果不能在流传千年的史册上留名，那可真是够丢人的。

这段军旅岁月成为陆游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后来有些诗篇中满是回忆录的味道。晚年时他所处的环境画风突变，因为坚持抗金的立场以及正直敢言的个性，总是会招来当朝的权贵以及庸碌之辈的嫉恨和嘲讽，后来近二十年时间中，屡屡被贬，纵然才高志广，却憾于不能为国奉献更多，说起来就是一把辛酸泪。

后来梁启超在《读陆放翁集》中粉了陆游一波，虽然没有从正面揭露和谴责南宋投降派，但多少有些与爱豆惺惺相惜之意。梁启超格外推崇爱国主义和为国而战的尚武精神，现在说就是“干就完了”，因而他倡导改造文学、振作民气，达到救国拯民的目的。

在古代“家天下”的思想中，忠君和报国往往联系在一起，达成理想的同时，存在感也很重要，往小了说，要在当朝留下个好名声，往大了说，要名垂青史。所以管仲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就是因为其“知道我不拘泥于小节，而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为羞耻”。

不过古时也有人以当公务员为耻，这就要从另一个角度说了。

魏晋年代，百姓不安居，社稷不平稳，江山摇摇欲坠，那些名士宁愿天天聚在一起扯淡，也不愿意与政府合作。他们的讨论叫清谈，他们的声誉叫清望，连他们扬起的尘土也要叫清尘，这种精神洁癖成了魏晋风度的一部分。

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曾推荐嵇康做官，他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列出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丑拒。就算五次出仕的陶渊明，也最终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平生之志，在彭泽县令任上八十来天，挂冠而去，把官场经历比做“误落尘网”。

时至今日，出仕之路平坦而公平，公职有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即使没有扬名立万，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更多人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但不可否认的是，公职身份已经被贴上标签，甚至被引以为荣。在个别情况下，荣与耻的概念产生混淆，要不然怎么会有官员教育儿子“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

羞耻和个人追求并不矛盾，但打着羞耻的幌子隐藏真实的追求，或是以追求为挡箭牌干不知羞耻的事情，都挺可耻的。

包羞忍耻是男儿——士人之耻

春秋战国开启了“耻感”教化之下做人为官、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通过正己、内省和自律来达到个人与社会规范的行为逻辑。

孙武说，作为一个将帅，应该进不贪求战胜的功名，退不回避罪责。军事家的话可以应用在很多领域，直到今天我们都能看到日韩两国的官员因为犯错而自杀，甚至看起来有点玻璃心。而在耻感文化的发源地，周礼之下，卿大夫犯了过错也都要自我惩罚，道歉是最基本的，辞职是其次的，自杀则是常见的。

但自杀并不一定是雪耻的好办法，杜牧在《题乌江亭》里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就对项羽挥刀自刎这事不太认同，一个大男人，何必那么小心眼儿呢，毕竟“卷土重来未可知”。

这样的故事多的是，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后来成为汉朝的开国第一功臣。知耻的人往往豁达，因为他们发现遭遇困难或受到羞辱是一种激励。而韩信后来找到了当初羞辱自己的小混混，当大家都以为他会杀死小混混时，韩信却奖赏了他。

不过话说回来，那时江东这份无形资产已经在项羽手中被玩坏了，所以后来王安石旗帜鲜明地表示，项羽兵败乌江时已经天时地利人和尽失，即便过江也很难翻盘。

王安石本人也和“耻”有关系，如今仍然有说法，认为他搞变法让北宋政府里两个阵营斗得不可开交，要为靖康之耻背锅。要知道靖康之耻导致了北宋灭亡，岳飞的千古名篇《满江红》就是为这事鸣不平。

但事实很清楚，靖康之耻的原因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内虚外”，而是灭辽这个近乎弱智的决策。这个决策团队里有不少红人，像蔡京、童贯、王黼这几位，都是多少年的著名奸臣，再加上除了皇帝干不好啥都会的文青宋徽宗，这王朝能不灭吗？

大家也看得出来，那个时候，朝廷高官已经没什么荣辱观可言，甚至为自己阴损的手段而傲娇，更别说自我惩罚了。

也有的时候，一个人犯了错，他最主要的情感是懊恼，而不是内疚，他懊恼怎么就被发现了。正如季羡林感叹“坏人是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因此坏人不可能变好”。好在社会在进步，制度体系逐步完善，生命诚可贵，自杀不可提倡，至于引咎辞职，这已经成为一种规章制度，看起来比内心的约束更靠谱。

当官避事平生耻——为官之耻

责任担当一直都是官场中的核心要义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政德文化的重要内容。孔子的“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用现在的大白话说，就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近几年最出名的是“当官避事平生耻”。这话出自金末至大蒙古国时期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元好问纪念爱国将士李钦叔的诗句。李钦叔才学过人，洞察人情世故，却在一次军变中以身殉国，元好问为好友写下“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這前半句说的是做公务员的心理底线，就是要以“避事”为耻。从古至今，“佛系”官员不少，以此为耻的却并不多。

《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个故事：一人做梦来到地府，见阎王正在审案。一身着官服者走进大殿，自称为官所到之处只喝百姓一杯水，一生无愧于天地鬼神。阎王笑道：要说不收百姓钱财的就是好官，那么立个木偶在公堂上，它连水都不喝一口，不比你还廉洁吗？这人辩解道：我虽没什么功劳，但也无过！阎王说：你一生处处所求不外乎保全自己，审办案件时，为避开嫌疑不敢说话，对得起人民吗？办理百姓之事，怕麻烦不上报朝廷，对得起国家吗？

这种把底线当高线的思维，仍然存在，有的新官上任，承诺不贪不占还能被热捧。而懒政行为一旦流行，其危害程度不亚于贪污腐败。五代时期，后唐宰相马胤孙入朝不开口议国事、上堂不开印理政务、归家不开门见谏客，许多军国大事都在他手上耽误了。这样的人都能当宰相，可见当时的官场是个什么状态，所以后唐政权只维持了14年。

几千年后，“三不开宰相”的神逻辑又有了变种，面对工作中的困难，有人总结出自己的一套行为模式，将“多干多出事，少干少出事，不干不出事”作为保官避祸秘诀，练就了一身甩锅的本事。好在现代治理体系中，“天道酬勤”的古训是一方面，“担当有为受奖励，担当出错受保护，不担当与担当不力受惩罚”的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冯彬/《廉政瞭望》)

责任编辑： 王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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