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提出，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改革。

农村体制性剩余土地规模巨大

根据墨西哥1993年耕地配置市场化改革后的效果看，由于劳动力/耕地比下降，以及生产规模化，农业收益提高，使耕地撂荒和糊弄种地面积减少，改革后产量提高了13%。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劳动力/耕地比太高，生产规模化程度不够，土地撂荒和糊弄种地面积较多。以墨西哥改革前后的经验估算，中国目前农村中体制净剩余耕地达2.6亿亩。

农村体制性剩余宅基地规模为6000—9500万亩。我们从不同角度计算，农村宅基地面积约1.7亿亩，如果8亿农村户籍人口每个家庭3.7人，近2.2亿户家庭，每户宅基地为0.5亩，住宅用地为1.1亿亩，宅基地剩余6000万亩；如果人口迁移没有体制扭曲，2.9亿外出务工农民中最保守有80%能够市民化在城镇居住，则只需要7500万亩左右宅基地，剩余宅基地9500万亩。

农村体制性其他建设剩余用地7500万亩。农村中还有1.5亿亩左右的其他建设用地，大部分是1978年后乡镇企业发展占地而形成。21世纪第一个10年，对散乱小污乡镇企业进行整顿，其中一些被关停；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农村用地加强了用途和规划方面的管理，生态环境要求也越来越严，未经审批的不能随意建设，违章建设的予以拆除。加上农村用地过去大部分是工业用地，而制造业不景气，也使闲置的建设用地增多。因此，保守估计，农村其他建设用地的利用率可能只有一半。

这种土地的体制性过剩，只有土地要素和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来解决。计划配置土地场景下，土地没有价格，不反映投入和产出的损失；禁止其交易，又不能使闲置和浪费的土地，通过价格、销售和利润机制的调节，配置到能够充分被利用并有理想产出的经济领域。

最大增长潜能，将来自农村剩余土地市场化改革

中国紧迫应对和长期发展过程中，需要有一种改革，同时满足宏观经济运行和增长的五个目标：一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强其消费需求能力，平衡工业生产过剩；二是根据中国农村巨额的错过城市化人口，寻求在农村、小城镇和城郊等利用巨额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三是在未来的15年中，做这样的大事——只要农村土地体制改革了，土地与剩余劳动力相组合，就能够获得实实在在和基本可以确定的经济增长新潜能；四是可以通过改革形成的土地资产，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债务扩大提供信用保证，把债务链断裂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五是通过改革，形成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的货币投放之锚，使国民经济在金融和国民经济体系尽可能安全的状况下增长。

唯有土地市场化改革，才有这样的功能。

未来15年劳动力要素投入年均负增长1%以上，可能影响GDP年均负增长0.5%，而配置改善年均可能0.7%的增长率，正负相抵后未来年均可能0.2%左右。然而，用新的二元体制要素向一元市场化转型的模式模拟，农村非市场化劳动向市场化劳动转型时，其配置改善的增长弹性较大。然而，农村要素组合的必要条件是土地非市场化配置向土地市场化配置转型。数亿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数亿亩体制性剩余土地市场化改革相结合，使得未来15年中国新经济增长潜能的60%到70%，来自于农村非市场化劳动与非市场化土地向市场化的改革和转型。

从走社会主义道路看，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土地的国有和集体所有不变；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资源的配置由市场决定。从而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完美结合。而农村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就是用市场化的体制，调动亿万农村错过城市化人口就业创业积极性，使闲置在农村的巨额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要素得到充分的利用；就是用市场化机制，调节农村闲置和低利用的耕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等配置改善，成为投入产出的有效生产要素。

我们需要限定仅一处宅基地情况下的土地买卖，还要防止投资去炒卖农村房地产。但是，需要将农村的土地，从生活和生产资料，通过市场化改革成为要素和资产，使其成为农村农民的生活财富和创业之本；在坚持土地公有的前提下，土地的使用财产权可以市场化配置，使其具有抵押融资、吸引投资、耕地规模、进城退出、下乡置换、以地创业、获得收入等功能，放开放活，促进农村居民就业、创业和置业，增强消费能力，扩大和疏通国民经济需求内循环，实现未来15年国民经济的良性、稳定、安全和中高速增长。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经济参考报》)

责任编辑： 陈衍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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