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商业巨著《商道》中，作者崔仁浩记载了一个19世纪初的商业故事。当时，朝鲜商人林尚沃带着大量的人参到北京销售。林尚沃试图涨价，要一个比往常更高的价格，结果遭到了北京商人们的联合抵制，一斤人参都卖不出去。

在危急关头，林尚沃想起了高僧石崇大师教给他的“死”字，采取鱼死网破的打法，不仅不降价，反而开始焚烧人参。由于北京的人参市场严重依赖朝鲜的供给，林尚沃烧了人参就意味着北京的商人们无货可进、无钱可赚。结果，林尚沃的举动引起了北京商人们的恐慌，最后只好以一个比往常高得多的价格，买下了剩下没烧毁的所有人参。

在这个两百年前的商战故事中，林尚沃和北京商人们都利用了自己的商业武器：垄断。北京商人们联合起来，垄断了全部的人参买方市场。而后来成为一代朝鲜巨商的林尚沃，则利用自己在供给方的垄断，最终逼迫买方投降。对于两者来说，其实离开了对方都没有第二个买家或者卖家作为替代。

在商业社会中，“垄断”从来都是一个让人振聋发聩的词。这个词之所以夺人心魄，并不是因为它能带来更多的效率、更好的商品、给人们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而恰恰是因为它能够以非市场化的手段，强迫交易对方接受一个不合适的价格，从而造成社会财富的非公平性聚集。

在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市场，垄断再次成为公众的众矢之的。在当时，经过南北战争以后上百年的工商业发展，美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大型工商业企业。但是，许多企业很快发现，好好做产品、以平价卖给老百姓、热情地参与市场竞争，并不是赚钱的最好方法。赚钱的最好方法，是搞垄断。

具体来说，当一家公司能控制整个行业中占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时，它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要一个高价。当任何一家小竞争对手试图以更亲民的价格销售产品时，垄断企业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规模优势，在这家小公司能触及到的每个角落，都以更低、甚至不要钱的价格进行倾销。

最后，小公司的资金实力决定了它一定无法和垄断企业抗争，迟早会倒闭。而可怜的消费者只会面对两个局面：要么小公司死了，只能高价买垄断公司的商品；要么小公司试图卖出低价，但是隔壁垄断公司的价格更低，大部分人还是会去买垄断公司的商品，变相帮助垄断企业达成目的。

最后，从长期来说，受损的仍然是消费者。当垄断公司把竞争对手搞死以后，很快就会把价格提高到一个利润丰厚的水平。而这时候民众再想去找之前那家小公司，却已经找不到了：那家公司早已倒闭多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一些行业已经遭到严重垄断。在当时，美孚石油公司控制了全国90%以上的炼油企业和输油管道，美国钢铁一度控制了全国钢铁产量的65%。在垄断企业的压榨下，工人的待遇极低，而民众被迫用高价购买商品。在激怒了全社会之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终于在1890年颁布，这部法律和之后的多部法律一起，对垄断这种商业行为进行了限制。

有意思的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垄断这种商业行为，可以采用许多不同的方法。

最基础的垄断是天然垄断，也就是说垄断者占据了一些独占性的资源，比如矿藏、山林、水流，然后对不得不使用这种资源的人要一个高价。进一步的垄断则是利用大规模的生产优势，利用商品倾销，压死所有敢于冒头的竞争对手进行垄断。

在人类进入科技时代以后，商业垄断也开始有了新的形式。比如，芯片公司利用高投入生产出性能优异的芯片，然后利用极度廉价的运输成本运到全球各地，让竞争者几乎无法生存；网络购物平台利用自己巨大的网络效应(指的是一种“买家越多卖家就越多、卖家越多买家就越多”的正向循环)，让竞争对手难以牟利，甚至逼迫商家在自己的平台和别人的平台之间二选一；即时通信平台通过自己巨大的市场占有率，让竞争对手无法存活，如此等等。

其实，垄断的损害，在短期来看是当时利益的损失，在长期来看则会大规模扼杀商业创新。比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电灯作为一种新型照明方式被普及时，原有的燃油灯公司，就开始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试图扼杀这种新型的技术。

对于垄断来说，期望商业社会能够自我修复，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商业社会如果能够自我修复、战胜垄断，那么垄断也就不会成为一种商业社会的恶疾。在对抗垄断时，政府之手和法律法规，是社会自我修复的关键因素。只有对垄断这种商业恶疾进行积极的治疗，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成员整体幸福度，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

(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陈嘉禾/《证券时报》)

责任编辑： 陈衍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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