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李强总理在谈到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时提出，凡事要多作“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只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如何理解技术判断和价值判断？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如果要从学理上作答，我们需要引入一组新的概念：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个概念是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提出的。前者注重手段、条件、形式和程序，强调结果和效益的最大化；而后者注重目的、理想、内容和实质，强调行为背后真正的价值和含义。从实践层面来看，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二者互为根据、相互支撑。

更通俗一点来理解，我们可以看看今年2月，发生在浙江建德的一个故事。邹先生儿子因工作原因，需要邹先生母亲的死亡证明。邹母于1992年去世，现在的系统里根本查不到详尽资料，当地派出所民警几经周折，才通过户籍库找到相关信息。人在外省的邹先生恳请派出所把母亲的照片寄给自己，留个念想。民警了解情况后表示：照片要留档，但自己会翻拍一张，修复后寄过去。

如果单从技术判断上来看，根据过往经验、条文规定等，那么民警只需遵照所谓公事公办的程序，用一句“照片不能给，我们需要留档”就可以打发邹先生，可以说是“正确地做事”。但民警却把这份个人需求当作“分内事”，从价值判断出发，与群众共情，想方设法替群众解决困难，这才叫“做正确的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价值判断与技术判断之间，另辟蹊径，这就是创造性执行能力。

从政府行政的角度说，以人民为中心，决定了在面对棘手问题时，价值判断和技术判断谁在前。显然，如果政府部门日常工作只作技术判断，一些事就容易被搁置。但如果一件事在价值上被认定应该做，那么剩下的，就是想办法创造性地把事情做成，这是一种积极正面的思考方式。比如跨区域医保结算、无证明办事等，这些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在找到解法之前就是没有现成答案，但只要本着为百姓服务的宗旨，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办法总比困难多。

事实上，正确的价值判断往往来源于理想信念。“改革先锋”王伯祥，在任县委书记的五年里，为寿光留下了3.3万个蔬菜大棚，120万亩收益可观的棉田、盐田、虾池，4千家蒸蒸日上的企业，10万多个“万元户”。“为人民服务”是他留给家人的遗嘱，也是这位“百姓书记”用一生践行的信仰。与之相反，今年的春晚小品《坑》讲述了这样一种“躺平式干部”，他们打着技术判断的幌子，实际上是理想信念不坚定，不担责、怕担责，遇事能躲则躲、能拖则拖。时间久了，不仅拖没了投资人、创业者的好感，也磨光了人民群众的信任。

归根结底，能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关键是看能不能坚持“价值判断+技术判断”，以政策的创造性执行推进突破性实践。这启示我们，要秉着一颗充满暖意的服务之心，在价值判断与技术判断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想尽一切办法啃下“硬骨头”、踢开“绊脚石”、铲除“拦路虎”，让更多的问题被“内部消化”。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总理讲话的原意正在于此。

（作者：张兆友 大众日报评论员）

责任编辑： 张浩 崔凯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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