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深入阐释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一脉相承，绵延不断，经久不衰，不曾中断。在中华文明长期演进的过程中，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方式，形成了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使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更加需要在与自身文明的持续对话与深入互动中，保持民族独具的特质，增进深沉的文化自信，从而通过文明更新来为中国道路夯实根基、拓展空间。这项重任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重要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向未来“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些重要论断说明：我们只有具备极为强大的解释自身的自觉与能力，才能彻底摆脱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诸多迷思，以真正的强烈的文化主体性，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

把握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须将其更为深入地置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演进脉络与深厚滋养之中。中华民族要形成更为高度的文明自觉与文化自信。进而言之，如果将中华文明喻作一个生命体，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就如同蕴藏在生命体中的基因一般，既各具特色，又内在聚合成理念体系：绵延不绝源于创新不已，达致中和且包容万象，故孕育出胸怀天下、立人达人之和平气象。

整体把握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

若想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首先必须清楚它们彼此间不是平面区隔的机械并列，而是立体有机的特性网络，需要从整体上加以把握，从而认清其生成机理与内在逻辑。其次，须在文明自我生成与发展的脉络中，把握突出特性网络内在的运行机理，它们并非先后逐一发生效用，实际上早已于数千载进程中彼此互化，同时发力。再者，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突出特性时反复强调“从根本上决定”，这意味着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理解“第二个结合”，五大突出特性是尤为重要的切入点。

“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是我们认识中国的时间依据；“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突出的统一性是我们辨识文明的空间坐标。“突出的连续性”不仅确证了五千多年一以贯之的中国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形塑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追求延续的历史精神。在漫长的亘古亘今的变迁中，中华民族形成了深邃的历史精神。一个国家和民族，其演进轨迹乃至文明根性唯有在绵延不绝的时间线索与空间累积中，才能逐渐成为历史，且滋养当下和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特别重视对自身历史的传承与借鉴，具有浓厚深沉的历史精神。除却具体的人、事与制度外，“连续性”要求我们注重把握历史线索背后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这是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内核层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传承与弘扬中国历史精神，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统一性”与“连续性”内在同构。毫无疑问，只有在足够长久的时间周期内，在足够广袤的空间疆域中，众多民族才得以充分地交往交流交融。尤其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近代，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抛头颅、洒热血，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熔铸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如此，才能理解“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的深意所在。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突出的创新性是推进文明更新的动力，“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突出的包容性是拓展文明内蕴的路径。考察文明，当善于明变。作为生命体，文明虽有其固定规模，但本身依然是变动不居、奔流不息的。今日不同于往昔，明日亦不复与今日同，能清晰辨别不同阶段之前后差异，就是明变。而变化、变动、变迁的关键，在于作为文明主体的人类之创造、创新、创举。

中华文明向来推崇革故鼎新，改易更化，大致生成了两种创新方向：一是既有文化时刻伴随自身所在时代潮流的演变，而充分发掘各民族各区域文化资源，从而推陈出新，积薪居上，从先秦诸子到两汉经学可作如是观。二是通过不断吸收外来异质文化精华而补充自身相对不足的部分，实现老树新芽，结出硕果，印度佛学历经近千年而化入宋明理学，终成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则是典型。一种模式可概括为“扬弃”，一种路径可总结为“融通”，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中华文明既要有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又要有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不忘本来而汲古开新，吸收外来而熔于一炉。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同时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某种程度上讲，“创新性”与“包容性”犹如一枚硬币之两面，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突出的和平性是中华文明本质属性的当代表达。正因为中华文明起源于独特的地理格局、自然条件，中华民族必须善于处理个人、民族、国家、文明之间的关系，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集体主义精神。对内，我们秉承“以和为贵”的理念。同时，中华文明还生发出“天下大同”的主张，强调对外协和万邦、以文化人，绝非征讨攻伐、使用霸权。毫无疑问，这种至明至深的“和平性”底色，也受惠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和包容性的涵育，唯有发生化合反应才能形成如此特性。

综上，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相辅相成，实为一体，为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深厚基础，我们要细细体会。放眼未来，我们将更加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务必将探寻高度契合性作为聚焦点，将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创生点，将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根基作为立足点，将经由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而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作为着力点，将巩固文化主体性作为关键点。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必须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做好“第二个结合”这篇大文章，建设出光耀世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王学斌，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组首席专家，教授]

责任编辑： 张浩 崔凯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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