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

垃圾分类“新时尚”,上海为何能做到第一

2020-07-01 08:52:02 发布来源:上观新闻

去年7月,上海出台“史上最严”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一年来,从“扔进一个筐”到“细分四个桶”,垃圾分类成为上海市民的自觉行动。垃圾分类背后的社区自治共治和“一网统管”智治善治,成为用“绣花功夫”治理超大城市的生动剪影。

近期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城市公共经济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丛书”中,青年学者、华东理工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杨继波从“环境公共品供给”的角度,论证了居民从洁净环境需求方转化为供给方的基础。在她的著作《环境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机制及路径研究——基于居民参与治理的视角》里,上海生活垃圾分类与浙江五水共治是两个重点分析的案例。

从经济学者的视角,如何看待上海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市民应该如何成为城市环境治理的行动主体?

上观新闻:为什么说环境是一种公共品?

杨继波: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大特征,“环境公共品”在公共品的范畴之内,指的是各种环境物品和环境服务,包括空气、水、森林、居住环境等自然环境和人为提供的诸如交通、人工防护林、制度等环境产品及服务。清新的空气、优质的水资源、良好的居住环境等均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是典型的公共品。

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环境公共品的供给矛盾越发突出,供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日趋严峻,尤其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垃圾污染等,这些问题破坏了人们生存的环境,给生活带来干扰,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学习和工作的效率,特别是让人的心情变得非常不愉快——专业用语称之为效用比较低。可以说,环境问题是严重阻碍了我们由享受物质生活迈向享受精神生活的步伐。

目前,公共品的供给模式包括政府供给、市场供给、自愿供给和混合供给等多种不同的供给主体。到底哪种运作机制可以最大限度揭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偏好?哪种机制对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更有效率?这些都是这本书重点讨论的问题。

上观新闻:大众在论及环境时,常常谈到的是如何保护环境。从环境作为公共品的供给角度,会对环境保护提供何种新的视角?

杨继波:现实生活中,我们比较熟悉的一句话是“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这个理念更多地是要唤醒居民的环保意识。然而,居民如何参与?参与方式有哪些?如何持续性地坚持环境保护?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性的解决。从环境作为公共品的供给角度进行讨论,希望从根本上剖析这些问题:为何居民要参与环境保护?影响居民参与环境保护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在制度上搭建让居民有效参与环境保护的平台?

上观新闻:书中把公共品区分为“前向型代际公共品”和“后向型代际公共品”,如何理解?

杨继波:“前向型代际公共品”指的是以当代人为研究对象,当下投资对后代发挥效用的公共品,比如公共教育、环境保护等。当下投资对上代发挥效用的公共品则称为“后向型代际公共品”,比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障等。

上观新闻:在世界范围内,环境作为“前向型代际公共品”的供给都是长期不足的。

杨继波:的确如此,当代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的决策很少会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前向型代际公共品”,相对于为当代人提供老年保障的“后向型代际公共品”而言,供给严重不足。

相较之下,在相似的经济发展阶段,我国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和重视程度尤胜于绝大部分国家,近几年环境治理的绩效是非常明显的。与此同时,我国环境治理的法治系统、产业基础、治理机制和民众意识基础还比较薄弱。因此,当下关键是建立长期稳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培育深植于社会和民众的环境保护文化。

上观新闻:以家庭部门作为供给主体,论证居民从洁净环境需求方转化为供给方的可能性,对城市治理有何启发?

杨继波:经济学的研究对人性的假设是“经济人”或称为“理性人”,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利他主义在家庭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与利己倾向在市场交易领域所起的作用一样巨大。

我们所进行的研究假设,当代人并非完全的利他主义者,也并非完全的利己主义者。立足中国的国情及家庭代际相传的角度出发,更多家庭不会忽视后代的教育及健康等投资。这是因为,一方面从感情角度出发,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培养后代的责任感非常强;另一方面,寄希望后代培养成功后能得到一定回报,并相信后代教育越成功,回报率越高。

这一更贴近现实的假设为居民从洁净环境需求方转化为供给方提供了可行性,为城市治理尤其是城市环境公共品的供给提出了创新性的研究思路。无论是传统的公共品由政府供给有效还是讨论市场供给或自愿供给,这些研究没有关注到居民所起的作用,我们所进行的研究重点就在于如何促进居民参与环境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上观新闻:书中专设章节介绍分析浙江五水共治和上海生活垃圾分类的案例,为何选择这两个案例?

杨继波:上海是我生活的城市,浙江是我个人最喜欢去的省份之一,我对这两个地方的环境比较熟悉,某种程度上也见证了它们的发展。书中详细论证了居民参与治理的前提条件,这两个地区恰好比较符合模型的基本条件——居民整体的收入水平较高、受教育程度比较高。选择这两个案例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这两个地方都充分调动了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而且效果比较明显。

居民要从优质环境的需求方转化为供给方,这种转化的宣传及行动需要依靠一定的平台,尤其是政府的引导和基层的支持。上海市民的整体素质非常高,这是令我印象最深的。无论是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还是个人,在我们开展调研工作的过程中都给予积极的支持。尤其是社区治理这一基层组织,具体而言就是居委会,在执行生活垃圾分类时,不仅把政府政策宣传到位,还细致研究如何激励本社区居民积极响应环保号召,组织志愿者进行培训并引导居民如何有效分类,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中作用非常大。

上观新闻:上海是全国首个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从环境公共品的供给角度来看,上海为何能成为“第一”?

杨继波:这正是我在书中详细介绍的影响居民参与环境公共品供给因素分析的实证结果。各省市因为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文化差异以及受教育整体程度不一致,导致了居民在同一时期追求的目标不太一样。上海作为我国经济龙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在国内首屈一指,处于从物质生活追求向精神生活追求发展的层面;同时,上海汇聚了全国乃至全球很多优秀人才,容易吸取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垃圾分类思想;另外,上海整体文化程度高,居民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加之上海特殊的海派文化,精致生活的理念也能促进实施生活垃圾分类。

上观新闻:从居民参与治理的视角来看,如何评价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一年来的成果?

杨继波: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总体来说是比较成功的。一开始,大家有过一些抱怨,比如垃圾桶放置不便捷、垃圾投放时间和工作性质不匹配等,后来,市民们逐渐习惯并能形成对垃圾分类的正确认识。目前,绝大部分上海居民能很好地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体现了上海居民较高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上海之所以成功的经验,我个人的感觉是抓住了两头:居委会抓住了老人,学校抓牢了学生。从现在的反馈情况来看,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流动人员和流动车辆管控有待加强,另一方面,个别地方存在垃圾分类运输的短板,这些问题值得重视。

上观新闻:除了生活垃圾分类,还有哪些环境问题可以从居民参与治理的角度加以推进?

杨继波:存量方面,比如噪声污染(房子装修、汽车鸣笛等)、空气污染(私家车尾气排放)、水污染(水源乱扔垃圾行为)等,还有比如快递业过度包装延伸出来的垃圾污染,这些都是居民可以积极参与治理的。

增量方面,我的建议是,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应该进一步加大力度吸引全球性专业人才,同时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对新材料、新能源、再生资源等这一类新生事物所可能产生的污染形成更有力的预测及防范管控机制。比如生活中使用的塑料袋,刚出现时的确给居民带来了便利,但“遍地开花”后,不少地区出现了严重的不可逆转的污染。因此,对新材料、新能源的大面积推广一定要慎之又慎。

对新材料、新能源、再生资源等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污染,仅凭个体或企业自身力量是难以全面把控的,有关部门可以牵头组建专家团队,制定相关政策,为新材料研发、新能源、再生资源利用等高新技术企业做好咨询、评估等工作,做到事前有服务、事中有扶持、事后有监测;对于一时难以评估的环保风险可以长期持续性跟踪,随时向权威部门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这样,我们就能对新材料、新能源、再生资源等环保工作做到可防可控,尽量防止不可逆污染的产生。同时,制定合理有效的措施,鼓励居民在使用新材料、新能源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对可能产生或已经产生的污染现象及时反馈,包括对新生污染的处置方式等建言献策,形成由评估专家、企业、居民全员参与全方位、无死角的环境治理机制。

责任编辑: 王志浩 刘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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