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产生了链接，随着“社会加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也越发复杂。西方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加速”做出了不同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将“社会加速”放到资本逻辑视域中分析，认为“社会加速”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殖，资本逻辑与“社会加速”的相互勾结导致人们与“美好生活”渐行渐远。解决“社会加速”带来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不能把矛头指向“社会加速”本身，而是要指向其背后的力量——资本逻辑，只有克服资本逻辑，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解放和美好生活。

　　哲学不仅要表达、阐释、反思时代问题，更要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向导。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时代问题就是如何在“社会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实现“美好生活”。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进行深刻的剖析、透视，分析“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链接是如何产生的，二者之间存在哪些矛盾，进而探讨超越“社会加速”的“美好生活”何以可能。为此，我们不但要了解当前西方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对“社会加速”问题的讨论，更要将“社会加速”置于资本逻辑视域之中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理论基础并探寻可能的实践路径。

　　一、问题：“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的链接何以产生？

　　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对“美好生活”持有不同的观点，从人类漫长的历史来看，“美好生活”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更是一个历史命题、实践命题。古典政治哲学把如何实现“美好生活”当作政治的主题，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对政体做过深入的研究，目的是通过研究诸多政体，辨析何种政体才能真正提供一种“美好生活”。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思想以“美德即知识”为核心，认为人的德性教养是“美好生活”的重要依据。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美好生活”要通过参与政治来实现。可见，尽管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哪种政体能实现“美好生活”持有不同观点，但他们都一致认为政体的选择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关键所在。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求知与求善同构，德性承诺幸福，换言之，“美好生活”奠基在德性上，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古罗马。

　　近代以来，马基雅维利开启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大门，他彻底颠覆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将道德和政治完全分离，从而打破了德性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联。与此同时，近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引起了人们观念的根本性变革。“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开始疯狂地追求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的加速发展，目的不再是为了完善德性，而是为了提升驾驭、控制自然的能力，创造更多的财富，并将这种能力、财富转化为实现“美好生活”的条件。自此，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开始诉诸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加速、财富的增加，也使得“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产生了链接，这种链接逐渐成为一种理念，即“美好生活”的实现以科技进步、社会加速、财富增加为前提，这种理念进而演化为，科技进步、社会加速、财富增加必然会给人们带来“美好生活”。

　　不可否认，近代以来科技的飞速进步，社会的加速变革，财富的迅猛增长，为人类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社会加速”也因此成为当前人类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成为衡量能否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指标。但是，“美好生活”的根本依据从“内在德性”转化为科技进步、社会加速、财富增加这一重大变革，也给西方现代性危机的产生埋下了种子。随着“社会加速”逐渐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社会加速”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社会加速”能否承诺“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是否必须以“社会加速”为前提，这些问题是人类对“社会加速”应有的怀疑和反思，也是人类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和基础。

　　近年来，以法国学者维希留、德国学者罗萨等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关注人的生产、生活状态，对“社会加速”问题展开了研究，并通过追问“什么是美好生活，以及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不美好”，对“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形成了以“速度”为核心的社会批判理论。该理论提出，经济、文化、社会结构是“社会加速”的三大引擎，并就如何解决“社会加速”问题给出了一些方案，试图帮助人类实现“美好生活”，这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事实上，马克思也高度重视“社会加速”问题，他对“社会加速”的批判包含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当中。马克思深入到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内部，探究阻碍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根本原因，指出只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才能真正实现“美好生活”，而衡量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是人所拥有的自由时间，这是对“美好生活”的深刻认识。由于西方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的关系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本文将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更好地考察和理解“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将社会加速分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和生活步调的加速三种，这种分类基本可以涵盖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将从这三个方面，讨论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视域中的“社会加速”现象。

　　1.科技的加速。科技加速是社会加速的重要引擎，也是社会加速中最明显、最易被观察和测量的内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宣言》中，马克思从生产工具改进的加速、交通工具变革的加速以及信息传播方式革新的加速等方面讨论了科技加速。这些加速不仅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财富，而且还全面提高了人类交往的速度，丰富了交往的内容，提高了交往频率。世界各地从封闭、孤立走向开放、交流，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世界历史真正开始。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则着重强调科技加速对人类“时空体制”的影响，“科技加速”带动交通工具、信息传输工具的加速变革，极大地“缩短”了空间距离，从而使得空间被“压缩”，使之不再是阻碍人们交往的重要因素，空间的重要性逐渐降低，这就使得人类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知觉发生翻转，人类社会的时空关系逐渐变化。

　　2.社会变迁的加速。关于社会变迁的加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提出，“‘当下’的时间区间不断在萎缩”，也就是现在、过去、未来被放在越来越短的距离内进行解释，随之而来的是不稳定性的加剧，例如家庭结构和职业系统的稳定程度普遍下降，不断提高的离婚率、再婚率、更换工作、更换住址等的速率就能说明这一问题。相比而言，马克思的讨论则更为宏观。马克思在《宣言》中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经过了缓慢的转变。然而，资本主义却加速了这种转变，资本主义将封建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简单化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取代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必须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来缓解其对生产力的束缚，只有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关系变化的加速，“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还讨论了社会变迁加速的第二个表现，即资源、财产、人口加速集中，他指出这种加速的结果是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世界历史真正形成。城乡差距、南北差距不断拉大，先进地区获得加速发展，但也面临承载能力的超负荷；落后地区发展乏力、滞后，不同地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加剧，给和平与安全埋下隐患。可见，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和马克思都从社会关系变化这一角度分析了社会的变迁，但马克思从生产力的发展对阶级关系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比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仅仅关注职业、家庭结构的变化更为深刻。

　　3.生活步调的加速。生活步调的加速与个人生活的联系最为紧密，也是每个人体会最深的加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认为，生活步调加速的核心是“在一定时间单位当中行动事件或体验事件量的增加”，具体表现为，人们需要不断地加速，压缩分配在每一件事上的时间，从而增加完成事件的总量。“时间都去哪了”“从前慢”正是当下人们内心感受的真实写照。人们没有时间吃饭，没有时间陪伴家人，没有时间思考，甚至没有时间睡觉，一切都在快速的运转之中，而且越转越快。人们的时间观念不断地加强，时间成本成为人们衡量一件事的重要标准，守时、惜时也成为当代人非常看重的品德。人们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事情，人们也确实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了每一件事，但是人们的闲暇时间并没有因此而增加。人们仍然觉得时间不够用，仍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做更多的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集中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步调的加速，他揭示了工人阶级吃饭时间、闲暇时间、睡眠时间、照顾家人的时间被资本家无情压缩、剥夺以延长工作日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工厂机器加速运转的情况下，工人劳动强度的增加，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工人阶级非人的生产、生活状态；而且，马克思对生活步调加速的分析并没有止步于仅就现象本身进行分类、描述，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深处，将生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进行剖析。正因如此，马克思找到了生活步调加速的本质原因——为了实现资本增值；而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却将生活步调的加速归因于竞争、文化以及社会的自我驱动。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加速”已经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认识“社会加速”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使得我们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刻。从现象层面来说，两种理论的区别主要在于视角的不同，所处时代的不同，两者对我们探讨“社会加速”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当我们深究“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时，两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本质区别就会凸显出来。

二、困境：“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张力

　　从逻辑上讲，“社会加速”可以为“美好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物质条件，生产力的发展能把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人们拥有更多的闲暇时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社会加速”也许意味着可以拥有更多财富、更多选择，但它不但没有为人们带来“美好生活”，反而使人们与“美好生活”越来越远。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极为严肃的现实问题：“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张力。

　　1.科技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张力

　　马克思对科技加速的态度是辩证的，马克思认识到了科技加速带来的可能性、革命性，他在《宣言》中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初期，科技加速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创造充足的物质财富，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条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使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实现全面的发展。然而，这种理想状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无法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生产力极大提高，同样的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增加。资本要增殖就需要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更多的剩余价值则意味着更长的劳动时间、更高的劳动强度。工人的劳动对其自身而言，已经异化为一种维持生计的手段，而非自觉自愿的活动；对资本家而言，工人就是实现资本增值的活的工具，而工人的劳动就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因此，在资本逻辑之中，科技加速发展不但没有把人从繁重的、异己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还加速了人的异化。

　　就劳动强度来说，新技术的使用、现代机器的普及，不仅没有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反而给工人带来更多的压力。机器的运转速度越来越快，工人就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劳动，以适应机器的要求；新技术的应用要求工人要不断地学习、适应新的技术，从而避免被淘汰。也就是说，人必须不断适应机器，屈从于机器，机器的使用没有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把人束缚得更紧了，机器支配和控制人，人被机器所操控和压制，无法获得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这表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科技一经产生就成为一种独立于人的力量，这种力量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则是一个变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科技加速许诺给人们的“美好生活”也未法真正实现。

　　2.社会变迁的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张力

　　社会变迁的加速与“美好生活”的张力集中体现在加速对人们时间模式的影响上。“若想要检验我们生活的结构和质量，就必须聚焦于我们的时间模式。”事实上，时间以一种不易被察觉的方式影响和决定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可以说，时间已经实现了一种几乎无处不在的统治。加速通过对人们时间模式的影响，实现了一种对人类的隐形控制，加速自身也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体现着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随着加速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时效性越来越短，变得更加易变、脆弱。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的加速变化使得人们的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家庭的那种温情脉脉、持久不变的感情都被淹没。资产阶级以冰冷的、无情的、快速的交易代替了人类对美好情感的追求和向往，使得一切关系都简化为经济关系，情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一种临时的、易变的、随经济关系变化而变化的关系。人们之间的感情淡漠，是因为人们没有许多时间来维系一份情感，或者说人们要用有限的时间来维护很多份感情，因此，尽管从数量上说人们似乎拥有更多的“感情”，但几乎每一份“感情”都被“稀释”了。

　　人与物的关系也是如此，人们可以花很短的时间“购买”物品，却没有充足的时间“消费”它、享用它。物品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人们根本来不及熟悉一件物品，这件物品就已经过时了，人们就会去占有更多新的物品，就在不停地购买与更新换代中，人失去了与物之间真正的链接。现代人只是不断增加了对物的占有，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真正享受、使用自己所拥有的物。社会变迁的加速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急速变化，导致人无法在这些急速变化的关系中得到承认，从而获得确定性和归属感，人的自我认同也无法在这些关系中得以建立，这就是为什么在物质极为丰富的情况下，现代人的精神却变得无比空虚的原因。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失去了相对稳定、可靠的社会关系，人的精神和生命也就失去了温度。

　　3.生活步调的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张力

　　生活步调的加速即人们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的事件增多，生活步调的加速可以给人们带来更多、更丰富的体验。现代人能够在有限的生命中体验到更多前代人终其一生也无法体验的事物，似乎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就能够获得某种“生命的厚度”，人类“生命的意义”也能因此而更加丰富。然而，越来越快的生活步调并没有让人感到满足，反而让人疑惑生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与这种应接不暇的体验相对，人感受到的并不是生命的拓展，而是生活的压缩。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人类睡眠时间的压缩，据调查，人们的平均睡眠时间从20世纪初的10小时变为现在的6.5小时。很多人会感受到自己的睡眠不足，但是如果花大量的时间睡觉、放松，则又被认为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时间如此宝贵，以致人们要精心安排好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事实上，睡眠时间被压缩的背后，并不是简单的时间观念的转变，而是资本的一种渗透。“如今对睡眠的侵蚀正遍及各地，考虑到睡眠时间关乎重大的经济利益，这不足为奇。这一侵蚀过程步步深入，贯穿20世纪，使得睡眠时间受到削减。”睡眠时间之所以被压缩，是因为它曾是唯一一片未被资本侵入的净土，当资本已经浸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只能向这仅剩的净土下手。尽管睡眠无法彻底取消，但是睡眠时间却可以不断被压缩、剥夺。在资本主义社会，睡眠不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人的生物机能，而是成为一种恢复和重获劳动力的手段，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必要准备。

　　与睡眠时间同时被压缩的还有人的自由时间，包括人与家人相处、深入思考问题、休闲放松的时间等。现代资本主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人们的自由时间是以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被压缩的。“由于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互相渗透，或甚至已界限不分，过去局限在工作场所的技能和姿态已经扩散到24/7电子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表面上看，人们在工作之余仍然拥有自由时间，但是因为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相互渗透，导致人们的休闲时间总是被工作侵占、压缩。例如，许多人在陪伴家人的同时还要处理许多工作上的事，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被各种工作上的杂事所填充，导致“无效陪伴”“隐形父母”等问题的出现。这些鲜活的生活经验揭示着一个事实——生活步调的加速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相背离的。

　　三、批判：资本逻辑与“社会加速”的共谋

　　要实现美好生活，就必须弄清“社会加速”的根本原因，进而处理好“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详细讨论了导致“社会加速”的外部动力，得出推动社会加速的动因有三，一是经济动因，二是文化动因，三是社会结构动因，并认为这三个动因之间是平行关系，“这三个加速原则中的每一个在相应的加速领域中都是作为首要的引擎”。基于这样的分析，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提出以“共鸣”的方案来解决“社会加速”的问题，“共鸣”即主体与世界用各自的方式来与对方呼应、产生真正的链接，但两者始终保持自己的声音，不被对方占据、支配；也就是说，主体通过改变回应世界的方式，就可以克服“社会加速”的各种矛盾。很明显，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关于“社会加速”动因的分析判断中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核心的动力——资本逻辑，因此，它给出的药方也无法根治“社会加速”的顽疾。要认清“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关系的本质，就需要将“社会加速”放到资本逻辑的视域中进行讨论。

　　首先，“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张力体现了资本逻辑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讨论了人的需求和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反映的是人的现实生活与理想中的“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是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之间的差距。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源自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又构成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可见，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是固定不变的、超越时代的形而上的价值追求，而是在历史之中产生、变化、发展的一种价值追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人类实践的产物。

　　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美好生活”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并以社会的发展为尺度。“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也就是说，人的需求和享受不能仅从物质本身来衡量，也不能用单一、孤立的数字来衡量，而是要以社会为尺度，换言之，人的需要不再仅仅体现人的自然属性，更重要的是它体现着人的社会属性，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诸多矛盾恰恰印证了资本主义的基因缺陷。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但是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关系的不平等却仍在加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受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因此，“社会加速”并不是单纯的社会现象，它所揭示的是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享受着“美好生活”，而绝大部分人离“美好生活”越来越远。

　　其次，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加速”的核心推动力不是文化逻辑、竞争逻辑、社会的自我驱动，而是资本逻辑。只有认识到资本逻辑与“社会加速”之间的共谋关系，才能真正理解“社会加速”的本质。资本为“社会加速”提供内在动力，“社会加速”为资本剥削人、压迫人提供新的手段。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资本必须不断增殖，而资本增值就要不断地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更多的剩余价值则以更长的劳动时间、更高的劳动强度为前提。因此，无论是技术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还是生活步调的加速，都是为了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更快地实现资本增值。社会加速之所以势不可挡，就在于它顺应了资本逻辑的要求，成为资本增值的得力助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考察了不同地区诸多生产部门的情况，从这些丰富的调查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普遍存在工人的寿命缩短、患各种疾病的比例增加等现象，而导致这些现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而这显然不是工人自己的意愿，而是资本家的意愿。“从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存在，只是为了吮吸劳动，并且随着吮吸每一滴劳动吮吸一定比例的剩余劳动。”在资本家看来，任何生产资料的闲置都是对资本的浪费，资本的增殖需要不停地生产，这就需要不断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为了更多地获取剩余劳动，资本家不惜采用夜班制度、轮班制等方式，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时间，从而获得绝对剩余价值。随着工人阶级运动的兴起，劳动时间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资本家无法通过延长工作时间获得剩余价值时，他们就开始通过采用机器等方式增加劳动强度，从而获得相对剩余价值。

　　总之，资本必须通过不断吮吸活劳动获得增殖，这是资本逻辑的核心所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马克思所描述的“活活累死”的情况依然屡见不鲜，更可怕的是除了体力劳动者因过度劳累而死之外，许多脑力劳动者也无法幸免。因此，“社会加速”从本质上讲就是资本逻辑运演的结果，资本逻辑通过“社会加速”成功地实现了对人的生产、生活、意识的全面控制，从而使人不自觉地沦为资本的奴隶。

　　最后，“社会加速”与资本逻辑相互勾结，彻底改变了资本的统治方式和人的存在方式。“社会加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不断刺激人们的欲望，激发人们的需求，使人们接受和认同不断加速的生产、生活，自觉自愿地投身于“社会加速”的潮流之中，争先恐后地追赶加速的步伐，毫无意识地放弃自己的自由时间，放弃对资本统治的警惕和戒备，心甘情愿地受资本的支配和奴役，这样的意识形态塑造出一批符合资本统治要求的“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的出现，表明资本实现了对一切的掌控，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服从、服务于资本的逻辑。“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剥夺了他们独立活动的最后一点残余。但是，正因为如此，工业革命也就促使他们去思考，促使他们去争取人应有的地位。”

如果说工业革命时期的人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话，那么在现在要独立思考已经成为十分困难的事。一方面，因为现代剥削方式更为隐蔽、无形，这使得人很难发现隐性机制对人的剥削。例如，网络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快捷，但网络的普遍化使人们所有的行为都成为可以被监视和控制的对象，人们在网络上任何的浏览、阅读、观看都可以被观察和分析，并被转换成为一种对资本有价值的信息。“个人的观看行为被无休止地转换成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巩固了控制技术，还变成了市场上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这个市场是建立在积累使用者行为的数据基础上的。”人们不自觉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充当了资本的市场信息收集员。更讽刺的是，人们在为资本家提供这些信息时，使用的是资本家卖给他们的电子设备、网络服务，还有自己宝贵的时间。可以说，资本家既不用提供任何生产资料，也不用付任何“工资”，就可以让人们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为资本家“工作”，而人们对此竟然毫不察觉。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加速导致人们根本无暇深入思考，人们在资本主义安排的生产与消费中消耗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当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社会加速之中时，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变弱甚至消失。而一旦失去了独立思考，失去了对当下生活的反思，那就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和对自由的追求，背离了“美好生活”。

四、展望：超越资本逻辑的“美好生活”

　　不可否认，“社会加速”在人类历史上曾起过革命性的作用，但是随着资本逻辑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全面入侵，这种革命性已经被彻底消解了。“在20世纪，加速具有解放的潜能。但是在今天‘全球化的’21世纪，这种承诺已经失去了它的潜力，加速的压力强大到席卷一切的地步，个人自主性和集体(民主)自主体的观念都变得不合时宜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正在经历的一切表明，资本增值与“社会加速”的双向互动关系，使得人的生存境况更为恶劣，“社会加速”不再承诺一种“美好生活”，更无法实现人类的解放。

　　在资本主义初期，资本以暴力的方式压榨工人的血汗，人的异化主要存在于生产领域；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它却借“社会加速”的面具，以一种温和的、隐蔽的方式侵犯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甚至人的生命本身。“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作为抽象主体统治与支配着具体的人，人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实现资本的意志。现代社会的“加速不再保证能追求个人的梦想、目标和人生规划，也不再保证社会能够根据正义、进步、永续等等观念进行政治改革；相反，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个人的梦想、目标、欲望和人生规划，都必须用于喂养加速器”。无论是“社会加速”，还是人的存在，都是为了资本的无限增殖，资本主义社会的“加速”不再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反而成为一种奴役人的力量。资本逻辑视域中的“社会加速”将无产者分化为两类：一类是能够跟得上“社会加速”步伐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无论自愿与否——都沦为“社会加速”过程中的一个数据、一个图像、一个符号，他们的生命被资本操控，成为实现资本更快增殖的工具。另一类是赶不上“社会加速”步伐的无产者，这部分人因缺乏相应的技能、劳动能力而无法服务于资本增值，无法参与到“社会加速”之中，逐渐落后于整个社会，最终被漠视、淘汰、遗弃，这些人就成为多余物。可见，在资本逻辑的语境中，“美好生活”从来都不是无产者的“美好生活”，无产者无论是参与“社会加速”抑或是被“社会加速”淘汰，其生命都无法逃脱被资本压制、操控、摧残的厄运，其生命权利都无法摆脱被资本剥夺的定数。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提出，当前我们面对的世界变得沉默、冷淡、漠然，令人感到憎恶，并且自我与世界以一种全面异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为改变这种状况获得“美好生活”，应该沿着一条清晰的“共鸣轴”而震动，这条轴线在主体与社会世界、物界、自然、劳动之间的关系当中展开。这样，共鸣意味着“与异化不同”。这就是说，认识主体的自我扭曲以及劳动异化阻碍了“美好生活”的实现，一旦人们消除异化或寻找到一条不同于异化的路径，就能够真正实现“美好生活”。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立足资本主义，对自我扭曲与社会异化做了分析，这种分析与解释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仍基于资本主义视域，缺乏一种超越性的视野，使得这种理论所寻求的解决路径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异化本身。也就是说，这种共鸣产生的“美好生活”，只能是表层显现的一种生活，人无法从根本上获得解放，也无法真正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相比而言，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社会加速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通过对社会加速现象的分析，发现了导致社会加速的根本原因——资本逻辑，进而在批判和超越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探寻实现人的解放、美好生活的路径。资本逻辑视域中的“社会加速”之所以无法承诺一种“美好生活”，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加速了资本对人的自由时间的剥夺，而剥夺了人的自由时间就剥夺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资本逻辑与“社会加速”的勾结，导致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与生产生活方式都指向资本增值，这种指向扭曲了人类的价值判断与政治实践，造成诸多的社会问题。人的主体性也在追逐加速、资本增值的过程中丧失殆尽，作为目的的人彻底转向作为手段的人，人处于非人的状态，这是一种必须要摆脱的状态。摆脱这种状态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人能够自觉到自己的处境，对自己的处境有深刻的反思。无产者是唯一的革命力量、解放力量，只有无产者自觉到自己的生命处境、生活状况、阶级处境和根本利益，认识到“社会加速”只是资本奴役人、压榨人、剥削人的一种方式，从而自觉地保持对“社会加速”的批判和反抗，才能使人类重新回到追求美好生活的轨道上来。

　　找到“社会加速”的幕后黑手——资本逻辑，使我们实现“美好生活”的路径更加清晰。正如批判商品拜物教不能通过抛弃商品来实现一样，批判“社会加速”并不意味着社会要停止发展、倒退回原始状态。“重要的不是去让已经处在轨道上的加速的列车停下来，我们的孱弱的肉身没有这种潜质，我们真正要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对这种技术加速力量的垄断，并认为是他们创造了这种力量。”我们要进行的是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而非与“社会加速”之间的斗争，“社会加速”能够为资产阶级服务，同样也能为实现共产主义服务。关键不是要取缔“社会加速”，而是要充分利用“社会加速”所创造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深入挖掘“社会加速”中所蕴藏的革命力量，使“社会加速”成为无产者克服资本逻辑的工具，从而剥夺剥夺者，炸毁资本主义制度，消除资本逻辑，消除异化，夺回人的自由时间，实现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才是“美好生活”的题中之意。

　　马克思以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视域，为我们指明了实现美好生活的道路。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不仅是对物质财富的充分占有，而且是对自由和人的生命品质的真正提升。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生产和生活不再以资本增值为目的，不再为填补欲望的沟壑，不再盲目追逐“社会加速”，而是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和自由全面发展，由此才能通达自由王国，进而获得美好生活。（注释略；作者：马俊峰，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乔恩，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杨庭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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