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期鹏

新正大月，初五，我从老家一回济南，就收到了一大抱网购的书刊。在这摞书刊中，我看到了北京谭宗远兄的这本《雅居日记》，一下子被它迷住了。 

《雅居日记》，谭宗远著

芳草地书屋2020年11月出版

说起谭宗远，大概很多人并不知晓。在全国民间读书界，他可是个鼎鼎有名的人物。我与他是通过文字认识的，仅有过一面之缘。那是翻译家高莽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我去北京就我编写的《高莽书影录》请教高老，顺便到他供职的朝阳区文化馆去拜访。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他已从文化馆退休，正被返聘回来编那本他已经编了多年的《芳草地》。一听我来，他顾不得休息，专门从家里跑到编辑部等我，还送我很多书刊。他是回族，又在斋月，白天封斋不吃饭，我们就没有把盏畅聊，但他依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是个单纯热情、做事痛快的书生。一般书生都有些黏黏糊糊、婆婆妈妈，宗远兄不，说话干脆，赠书也很大方，让我喜欢。以后我们联系很少，因为大家都不愿闲扯，对请安问好一类的客套也很讨厌，即使电话、微信方便，也不想浪费时间。偶有几次，是我写了文章发他，问他可否在《芳草地》上用一下，每次他都痛快地说“行”。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人。

这样一个人是如何养成的呢？我有时不免纳闷，偶尔也猜想一番。但因与他还没熟到无话不谈的地步，纵有疑惑也不便打听，所以一直疑惑至今。现在有了这样一本《雅居日记》，初步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

这部日记是2020年11月由芳草地书屋出版的精装本，36开，自印本。虽是自印，但设计、装帧、印制都很专业。看看介绍，书只印了200册。我这本就是宝贵的二百分之一了。

细细翻看这本书，发现这是他整理的1985年全年日记和1986年日记的一部分。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段的日记，是因为这两年对他非常重要。他在自序中写道：“人的一生再平凡，也总有决定命运的转折点。八五年是我面临人生转折的关键一年，这年我在努力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关于高考，我曾有过一次伤心的经历，有机会再说），希图借此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在学历还没有到手时，我就已经在寻找机会，并屡屡受挫。感谢朝阳区文化局和文化馆，以温暖的胸襟接纳了我，让我在八六年刚刚取得大专学历，就迅即实现了人生转折。因此，我附录了八六年部分日记，给这次转折留下一个较为完整的记录。”

在进入朝阳区文化馆前，宗远兄在北京市半导体器件四厂工作。从他的日记和本书跋中，我约略知道了一些他的经历：1952年4月7日生于北京，14岁念初一，1968年初中毕业。后到内蒙古，1976年2月从内蒙古兵团病退回京，11月1日进入北京市半导体器件四厂（当时叫东城区半导体器件一厂），先烧锅炉，后调行政科搞外勤采买，又调供应科材料库当库工三个月，最后在供应科管材料供应。至1986年9月17日到朝阳区文化馆上班，他在这个厂待了有10年时间。

对于自序中不愿提及的高考，他在跋中也有了清楚的交代：“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二十五岁，按说可以报考，但我有两怕，一怕底子薄，考不上；二怕大学毕业后分到外地工作（我刚从外地调回北京，真怕再出去了），就没有报。高考结束后，我看到了试卷，除了数学一窍不通外，语文、历史、地理等都觉得不难，就有了参加下一年高考的想法。”于是他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历史、地理、政治都超过了六十分，语文居然考了个九十一点五的高分，总分二百九十三分”；数学是零分，因为他觉得不会，干脆放弃未考。可是那一年录取分数线定在了300分，他差了7分。他“心里反复念叨着，不禁悲从中来，恨不得拿头往墙上撞”。

他受人指点去找东城区招生办公室，希望能凭语文单科成绩高被破格录取，可招办的人说没有这方面的政策，还责问他：“你为什么不考数学？有理数无理数你总会吧，怎么也能拿七分呀。”最后还说：“真太可惜了，这次北京语文考九十分以上的也就四十来人。”这更增添了他的懊恼。他给北京市领导写信反映自己的状况，未见回音。不过，因为高考成绩不错，他从烧锅炉调到行政科担任后勤采买，成了行政人员，也算不幸之中的“小幸”。1979年高考又要到了，正在他跃跃欲试的时候，新规出台，不再招收25岁以上的考生。大学校门在他面前彻底关闭了。

那是一个靠考大学、考中专，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时代之火撩动着每一个青年人的心，每个人都不会轻言放弃。失去了考大学机会的宗远兄，进入了东城区开办的一所业余大学学习。那时上业大需单位批准，宗远兄记得，厂里主管此事的郭淑芬老师很快同意了，他经过考试被编入了中文一班。批准他上学的郭淑芬，是诗人、东方艺术史研究专家常任侠先生的夫人。

遗憾的是，因为1980年5月儿子降生，家庭负担骤增，他实在无力坚持白天上班、晚上上课的疲劳奔波，只好放弃了业大学习。直到1982年得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消息后，才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苗。3月29日，他办理了自考准考证，“第一门大学语文，八二年上半年考，通过。八三年考政经、写作、文学概论，只写作通过，那两门被击落。八四年重考文学概论和政经通过，又考了中共党史和现代汉语，党史通过，现代汉语落马”。就这样一直到了1985年，也就是《雅居日记》中所写的年份。我们在这年日记中，看到宗远兄最热望、最纠结、最痛苦的就是自学考试。他在元旦那天就定下目标：“今年努力争取全部拿下。这是全年的奋斗目标。”可要拿下谈何容易。因此，1985年注定了是宗远兄无比艰辛的一年。

1985年1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一直在看中国文学史和作品选，还有大部分没有看，四月中旬就要考试。《现代汉语》准备在考前一个多月看。”1月23日又写道：“距考试还有将近三个月，该加加班了。晚上在台灯前看书两小时，就从今天开始努力吧。”3月14日写道：“距考试还有二十天，但脑子里仍觉茫然，空无所有。不管结果怎样，这些日子还得努力一下。”3月20日写道：“无心看功课，还有十几天就要考试了，如何是好。”3月16日写道：“取回准考证。下月十四日考中国文学史，二十一日考现代汉语。”4月7日生日那天写道：“三十三岁生日。回思以往，平平凡凡，唯一可宽慰的，是读过几本书，写过几篇小文，去过几个地方，并且正在向大专进军。但三十三岁已是人生的一半，实在不甘心如此平庸地活着，老想做点什么。我希望早日拿下大专文凭，结束这马拉松式的考试，然后专心看点书，写点文章，最迟明年年底前实现这个愿望。”4月9日写道：“距考试还有四天，加把劲，休管成败如何。”4月11日写道：“为应考未上班，在家看书。”4月12日写道：“休息。温文学史一二册毕，始看第三册。”4月13日写道：“温书，感觉记性很坏，看过就忘，加上感冒，怕考不好。”4月14日写道：“下午参加中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考试，感觉最好也就是将及格。”4月15日写道：“本周考现代汉语，又是一番苦斗。今天开始看书，真乏味，怎么也记不住。自学考试苦不堪言，我厌倦了。”4月19日写道：“右眼红且痛，是结膜炎，全天没怎么看书，考试真成问题了。”4月20日写道：“眼疾见轻，还是决定考。书来不及细读，粗看几遍而已，估计很难通过。”4月21日写道：“下午考现代汉语。昨天和今天上午看了三遍书（跳读重点），感觉似乎能及格。但愿及格。”自学过程的艰辛，考前的焦虑，考后的忐忑不安和微渺希望，都在这些简略、平实的文字中表露无遗。6月7日，考试结果出来，现代汉语通过了，中国文学史及作品选却差了8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咬紧牙关再拼下半年。就这样，他在10月又参加了古代汉语、中国现代文学史及作品选考试，均通过。1986年4月参加了中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考试，得到了84分的高分。至此，他的大专自学考试课程全部结束，终于成了一名大专毕业生。

当时，成为一名大专毕业生对一个青年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他才能进入“人才”行列，才能走出工厂，去实现自己的梦想。1986年6月29日，为了庆贺拿到学历，他特意请母亲和兄、姐全家到家里吃了一顿午饭，“妻采购、做饭一手包办，可感”。他们一家人的笑语欢声、其乐融融的情景，我们今天似乎都可以感受到。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通过自学考试作为宗远兄实现命运转折的条件，显然是不够的。我们从他的日记中看到，自学考试只是这个青年努力奋斗的一个方面，伴随他的青春旅程的最重要的还是阅读。二十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阅读的黄金时代，宗远兄无疑是那个时代较为突出的一个。在他的日记中，我们看到的几乎是无处不有的购书记录。我们不妨拿他1985年1月的日记，来看看其购书的密集程度：1月3日，“购《孩子，别回头》《马丁什么也没偷》《翘尾巴的火鸡》《三个小流浪儿》四本外国儿童小说，另购清代笔记两本，共花二元零一分。小说将来给儿子”；1月4日，“购《世界文学》八四年第六期、《外国文学》八四年第十二期”；1月7日，“购《文史知识》八四年十二月号”；1月10日，“购《外国文艺》八四年第五期和托翁《高加索的俘虏》二书”；1月11日，“购《‘月光号’沉没》等三本小说，花一元二角九分”；1月12日，“购特价书《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七角五分。……另购安徒生童话全集三本（一元二角四分）。此全集共十六册，凑齐约需七元左右”；1月17日，“买《散文选刊》八四年第三期”；1月19日，“买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上册（五角）。又买了《陈璧诗文残稿笺证》。后书是田园诗派作品，内容清新可喜”；1月21日，“花六角钱买了两本八三年的《外国文学》，读了其中两篇小说。”；1月22日，“购《郁达夫散文选集》”；1月25日，“买《书林》一本。过去一直买《读书》，现《读书》已涨到五角五分一本，故改买了这本《书林》（双月刊，三角六分一本）”；1月26日，“购旧书若干本，花一元多”。其他各月情况，大体也是如此。

这一年，他代表厂里出差特别多，先后到过鞍山、烟台、蓬莱、青岛、保定、常州、镇江、洛阳、无锡、天津等地，每到一地，只要有机会他都不忘买书。在青岛，他“顺道去中山路，在古旧书店买了几本旧书”，并在入住的黄海酒店“买了一本纪昀（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离开前还“到古旧书店和栈桥，向这两地告别”；在天津，他“午饭后，到和平街新华书店和劝业场古籍书店，买新旧书各一本”；乘火车从无锡到戚墅堰，“等车时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日本女作家黑柳彻子的自传体小说《窗边的阿彻》，在火车上读了前几章。确实好，有儿童情趣，笔调也朴实优美”。他年终统计，全年购书多达160本。这对当年一个收入不高的工人来说，应该是个很大的数目。这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和文化书刊，慢慢拓展了他的视野，滋养了他的性情，铸成了他的梦想。蜜蜂采蜜，终有一天会酿造出甘甜的。

因为买书，他对图书价格特别敏感。1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因木材涨价，今年书价也相应提高，幅度不小，估计这个势头要持续多年，故近来多买了几本书，以防将来再提价。”因为注重纯粹的文学和文化阅读，他对一些不良出版现象也表示了忧虑和愤慨。1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东单邮局前看到一群人抢购小报。小报内容无非情杀、奇案之类，每份竟卖三毛多钱。在纸张金贵的今天，印行这类玩意儿，纯属误国害人。”12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电视播‘南腔北调大会唱’，唱京剧用电子乐伴奏，真是胡来。幸亏这些人还没把京胡、月琴革掉。报上还有人为之喝彩，地道的捧臭脚。又，手拿麦克风唱京戏也不伦不类。”同时，因为对于文学和文化的关注，他对那些文学艺术界名家也特别留意。在1985年日记中，他就记下了演员韩非、翁美玲，戏曲文学史家赵景深，红学研究专家王昆仑，作家白危、张天翼、华山，山水画家钱松喦，《长征组歌》的作者萧华等故去的消息。

除了买书、读书，宗远兄也在不断地写作、投稿。也许因为他的长兄谭宗尧是演员的缘故，他那时特别喜欢看电影、电视剧、话剧，投稿中既有读书所感，也有不少影评、剧评。比如他说：1月4日，“收到《电影介绍》稿费七元二角”；1月18日，“写了看电视剧《吉祥胡同甲五号》的文章，交莱莱，托他转《戏剧电影报》，不知能否发表”；1月27日，“去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写的《一幅反奴役的历史画卷——浅谈<女奴>》，发表在今年第二期《新观察》上，只结尾有改动，其他文字没动，署了四个人的名，实出自我手”；1月30日，“晚上重写《读了<小银和我>》，成一千二百字，子夜抄毕，试投《博览群书》杂志，不知能用否”；2月12日，“写完《门钉肉饼》一文，试投广州《随笔》双月刊”，等等。这些记录在他的日记中很多，其中有些文章发表，有些则被退稿或石沉大海。据他年终计算，1985年共发表文章5篇。看起来数量不多，但对一个业余作者来说，也算收获很大了。

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都构成了宗远兄生命的质地。这也滋养了他纯正的心灵，培育了他的心地坦荡和正直无私。他在1985年4月8日的日记中记载：“常州来人，带来一辆金狮自行车，说是送我的，坚辞不受，给了来人一百八十六元，把车买下。”他在厂里管材料供应，经常去购买一些黄金等贵重金属，但他一分一毫也不会染指。他虽然特别渴望离开工厂，到一个文化单位发挥自己所长，但不论是设法联系到《曲艺》杂志、《中国妇女报》当编辑，还是最终去朝阳区文化馆工作，他主要都是凭借自己发表作品和自学考试取得大专文凭的实力，而不是其他。1986年3月28日，在调往朝阳区文化馆遇到障碍，一位姓张的女馆长坚持要看他的自学考试单科结业证书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态度：下周一找她时，先问她感觉我能力如何，有无希望调来，如果回答接近否定，就不必让她看证明了，将材料取回，此事一笔勾销。我不会低声下气求人，也讨厌人家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傲慢的臭架子。”3月30日又写道：“晋刘琨《重赠卢湛》诗有‘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二句，我可对号入座。念我长生至今，懦弱有余而‘钢性’不足，事事随方就圆，处处委曲求全。虽有一定的主见，怎奈各方压力阻力太大，只好放弃或改变。即如目前，事事不顺心，想调动工作，人家却以体制、政治面目、是否干部、有无才干等等来要挟你，我好比一件商品，任人挑拣，说三道四，一处不中意，便扔在一边。我本不是‘百炼钢’，经此折腾，简直快变成软面条、鼻涕虫了。”但即使在这样郁闷之时，他也没有失掉自信，他在4月7日自己34岁生日那天写道：“三十四岁生日。深感光阴荏苒，成绩微小。拿下文凭后，一定大干一场，虽难成大器，也要无愧于心。”后来宗远兄知道，他在日记中啧有烦言的那位张馆长，其实“很有工作能力，性格直爽，精明干练，业务很强，五十年代风靡全国的《青年友谊圆舞曲》集体舞，据说就是她编创的”；宗远兄调去后，她对他也一直很器重。宗远兄说，自己那时是过于敏感了。但正是这份敏感，给了他强烈的自尊与自信。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1986年9月17日上午，他正式到朝阳区文化局报到，下午即到文化馆开会，接受朝阳区第三届群众文化节开幕式的任务，充当舞台工作人员。那天下午，他还和文学组未来的同事见了面。“文学组是半日坐班，负责朝阳文学创作协会六十多名会员的创作、辅导，组织讲座，安排讨论，并编一份《芳草地》小报”。

从此，一段新的生活开始了。他当时绝不会想到，他在这里居然一直待到退休，退休后又返聘编刊。至这本《雅居日记》印行时，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34年。在这30多年间，他也沿着自己当年渴望的那条道路不断前行，买书、读书、写作、编刊，为朝阳以及朝阳之外的文化人服务，渐渐也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民间文化人。

这就不免要说到这本《雅居日记》书名的来历。宗远兄在自序中说，“雅居”者，不是指“居所优雅”，而是因为他当时所居住的大雅宝胡同有一个“雅”字，这个胡同里也住了很多“雅人”：“我住在九号院，东边紧邻的是二号院，两扇大门，门外有几棵老槐树。这里住过孙伏园、张静庐、徐放、米谷等大名人，我在的时候，漫画家毕克官还住在里面，我们时常在胡同的公厕里碰面。二号院往东不数武是甲二号院，中央美院宿舍，荟萃了一群美术巨子——董希文、李可染、李苦禅、黄永玉等。我在的时候，别人我不清楚，周令钊、侯一民两家确还没有搬走。好多年后，我陪周令钊先生的女公子周容老师（执教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回过一次甲二号，有幸见到了董希文的遗孀，一位白发老太太。我们走进她家，没有待住就出来了，但我内心确曾对那间屋中充满了景仰之情，我知道这位油画大师生前就在这里起居，房间里应该还留存着他的生命气息。屋里的家具摆设已经过时，但有个不大的镜框却熠熠生辉——镜框里摆放着一张董希文的自画像。”我想，在宗远兄的生命底色中，也许就有这些名家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很想看到他进入朝阳区文化馆后30多年间的日记，那里面很可能蕴藏着一些生动鲜活的“朝阳文化史料”呢。

二十世纪80年代是一个令人回味、神往的“黄金时代”，宗远兄在那个时代用自己的执着、坚韧涂写了浑厚的生命底色，也为自己的未来奠基。而今，那样的时代已经远去，一去不返，我们如何面对今天，实在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荒废了今天的岁月，将来回忆起来会不会感到后悔呢？想想似乎也不必担心，因为正如宗远兄所说，人是健忘的动物，很多东西不多时候就归入忘川了。是这些日记让他在回忆往事时不再一片空白。现在的人忙得脚不沾地，大概已经很少有人记什么日记，甚至连回味一下昨天的工夫都没有了。

我们不再回忆过去，我们已将很多事情归入忘川。那么，我们又如何走向未来呢？ 

谭宗远，1952年4 月生于北京。回族。北京作协会员，中国作协会员。曾担任中宣部第九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戏剧评委。著有《卧读偶拾》《灯心草》《文人影》等随笔集。现为北京民刊《芳草地》杂志主编。

责任编辑： 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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