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 占

你的画里都是女人，一个或几个。你画的猫也像女人。你似乎只用画笔描绘一种性别，女人。

——我是直女，对男人保有不竭的兴致，可他们的确不如女人入画。动物世界，雄性甩了雌性几条街，比如孔雀，比如狮子。即便在家禽界，公鸡也要比母鸡漂亮得多。换算到人类，这条铁律戛然而止。男人除了体格比女人强壮，论起精致和优美，就不是一个量级了。

在画中，女人构成了一条更加生动的道路，凌厉有时，伤感有时，纤细有时，肥美有时。她们眼风上扬，混合着不可替代曲线、红晕、轻佻。有结构的地方就能安放诗行，我不会忽视她们的锁骨、蝴蝶骨、脚踝。至于脖颈和腰，那是用来张望的，也可以决绝地转身。她们的乳房小而芬芳，臀部盛大如丰收的景象。总是表面上有多冷艳，骨子里就有多热烈，有时候，我也会用画笔赋予她们激越的演技。

她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与她们面面相觑，每一幅画总是被一个并不清晰的动机推进着，更多的来自于梦碎、无可兑现，而这一切动机之上的动机，就是我自身存在的悬置与安放吧——如修行中的“证”，既是物证，也是心证，是他证，亦是自证。所以，她们是万千之众的善果，她们也是来去无影的精灵，我喜欢她们。

女人的身形，作为一种用来画的形象，如鱼如鸟，如风也如雨滴，她们巡游了我想要去往的地方，天上或人间。用女人来引导未竟之梦，历来是艺术史上的惯例，最著名的例子是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里的自由女神，再一个就是但丁《神曲》里的天使贝雅特丽齐。她们掠过芸芸众生，成为另一种传奇。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让画中女人生出一副猫耳朵。爱上一只猫，会感到禅意的靠近。她永远都是闲适的，淡雅的，甚至高深莫测的。在苍茫的时光隧道里，狗被人类驯化，猫是主动进化而得。猫竖起天才的耳朵，从洪荒之声一路穿越到后工业革命的轰鸣，自我警醒，沧桑出尘，死里逃生——我想，这种功能被安置在女人身上，女人是幸运的。

弗里达的画里也只有女人，那是她自己。画中的弗里达，流血、哭泣、破碎。6岁患小儿麻痹症，左脚弯曲成为跛子；18岁遇重大车祸，脊梁折断骨盆破裂；这之后的29年中，她从来无法逃脱病痛。“我保持着做手术的纪录”，她这样说。她渴望生育却只能不停地流产。于是，她画自己的现实，自恋以及自弃。她的画大多数是小尺寸的，这刚好与绘画主题的自我性相适合。“犀利又温煦，坚硬如钢铁，柔美如蝶翼，欢喜如微笑，残忍如人生的苦楚”。著名的壁画家丈夫里维拉这样评价她的画，其实，也是在评价弗里达本身。

在大多数墨西哥女人都在为如何做好一碗豆汤而烦恼的年代，弗里达几乎参与了墨西哥乃至世界上所有最先锋的艺术形式。1977年秋天，墨西哥政府在美术宫举办了弗里达回顾展，赞美这种奇异人生。宏大的展厅里挂满了弗里达的生活照片，尺寸巨大，小幅绘画被衬得越加微小，却发散出钻石的光芒——那些画来自她生命中的各个特殊时期，每一幅都如同一声令人窒息的尖叫。

短命的天才画家莫迪里亚尼，只活到了36岁，当今全球最贵的四幅画，却有两幅属于他。2015年，《斜躺的裸女》，1.7亿美元成交。2018年，《向左侧卧的裸女》，1.5亿美元成交。他是二十世纪以女性为刻画主题的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活着的时候，泛表现主义画作里的长颈美女不被接受，势利的画商不曾过问，终于潦倒病困。

我在世界各大博物馆游逛的时候，一眼就能辨识出莫迪里亚尼的作品。那些故意拉长的圆润弧线，那些空洞又不失优雅的表情，那些东方式的神秘情调……都属于莫迪里亚尼的女人。莫迪里亚尼似乎打心眼里对波希米亚年代巴黎的新女性充满欣赏。无论是女诗人，女招待，拿钱摆姿势的模特，他都能在她们身上发现美。他把她们摆成传统美术中维纳斯姿态，以此宣告这些女人才是女神。我甚至认为，画笔是莫迪里亚尼的手，他一寸寸看过去，一寸寸摸过去，在热情的深绯色和寂静的暗黑里，揉捏出女性形象，她们坦荡，直率，处处鼓动着活力。

陈逸飞的画中都是女人，精巧的褶裙，绛红的底色，密密细细地轻愁浅吟，写实主义中渗透着传统美感。雷诺阿的画中都是女人，与阳光、鲜花、树林、舞会在一起，面容姣好而纯真。毕加索的画中都是女人，她们被他征服、迷恋、解构，然后扔到画布上。夏加尔的画中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爱妻贝拉，他们一起飞翔，在星星的旁边接吻，还有牛和羊，倾斜的房屋，像永远不醒的梦。夏加尔说，“只要一打开窗，她就出现在这儿，带来了碧空、爱情与鲜花。”

责任编辑： 刘君    

打开大众日报客户端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