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兰

母亲，在我家已住了一个冬天，面对这场疫情，作为一名老党员，她比我更有感触：“这要是在旧社会，发生这么大的疫情，怕要一个城一个城，一个村庄一个村庄都剩不下几个人，就是不病死，关家里也饿死了。这一年多国外疫情这么严重，咱们国家还能防得这么好！闺女，这一辈子一定要记住，听党话，跟党走，我们的日子一定过不差。”是的，这就是一个普通老党员的觉悟，普通老农民的觉悟。

在我家的这几个月，每月的十号，母亲会准时给弟弟打电话，安排弟弟帮她把党费交到村支部。出生于1936年的母亲，已是八十五周岁的耄耋之年，身体与记忆都大不如从前，刚刚说过的话，安排我们要做的事，转脸就忘记，可唯独交党费的日子她记得清清楚楚。是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永远保持着党性，一生勤劳、善良并节俭的人。

父亲和母亲一生共养育了我们姐弟四人，那时的父亲在学校担任校长，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之中，家里十亩责任田只有母亲和年龄稍长一点的姐姐来打理。记忆最深刻的，当数母亲和姐姐在责任田里种棉花的事情，姐姐因为个头太小，从水塘往责任田里挑水的时候，需要把扁担两端的那个铁钩子在扁担上绕一圈，才不至于让水桶碰到地面，那么大的两个大铁桶里各装半桶水，压得姐姐的腰都直不起来。别人都是一只手扶着扁担，另一只胳膊甩开，迈步向前，但姐姐却需要两只胳膊紧紧抱住扁担，摇晃着身体吃力地向前行走。待母亲和姐姐终于把最后一颗棉花籽种进田里的时候，最早种的棉花籽已经发了芽。

我们姐弟四人的善良，皆来自于父亲与母亲的言传身教。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当数我们还过穷日子的时候，一户人家的母亲留下四个不懂事的孩子突然因病去世，而这四个孩子皆与我们的年龄和个头相仿。入冬的时候，他们身上的衣服单薄，脚上穿的鞋子破得都露出了脚趾头。母亲看在眼里，便把我和弟弟、妹妹叫到身边：“娘和你们商量件事行不，你们看到没有，香菊的弟弟妹妹们这个冬天连棉鞋都没有，妈妈想把给你们做的新棉鞋送给他们，你们同意吗？”母亲怕我们不舍得把新棉鞋送给他们，接着又强调：“你们都是有娘的孩子，新棉鞋送给他们后，娘再给你们每人做一双更好看、更暖和的棉鞋。”我们皆点头同意，母亲便让我提着四双崭新的棉鞋，带着弟弟和妹妹把棉鞋送到他们家中。母亲就这样一个品格的人，平时生活节俭到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来花，虽然那时我们的日子也是捉襟见肘，但只要看到需要帮助的，她就毫不吝啬。

母亲为父亲交最后一次党费的场景，是我用尽一生的语言都无法描述的画面。2006年夏天，母亲去办遗属补助，在我们镇教委党支部，亲手为父亲交了最后一个月的党费。工作人员告诉母亲，这个月的党费可以不交，可母亲却执意要交。工作人员望着母亲认真的样子，站起身，双手接过了母亲递来的党费。我怎能不明白母亲的心意呢？因为这次党费是母亲对父亲最深刻的思念、理解和原谅，她理解了父亲这一生对事业的执着与追求，原谅了父亲对家庭的忽略与无视。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十几年的时间过去，母亲真的老了，而我们姐弟四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远嫁他乡，生活在母亲身边的姐姐、妹妹和弟弟，也都有了自己满意的工作，在老家的城市里都买了房、购了车，小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殷实。

而我每次和母亲通电话的时候，她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现在真的是享国家的福了，国家一月给我七百多块钱，每两年还给涨一次工资，看病还给报销那么多，我自己的钱足够我花的。我得好好的多活几年，多享几年福。”每当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有说不出的柔情和温暖。

（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平邑县作家协会秘书长，先后在《诗刊》《时代文学》《星星》《人民日报海外版》《大众日报》《文汇报》《美国新报》《新西兰报》《新西兰信报》等报纸、杂志发表作品，出版《红尘拾爱》等文集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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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蔡继钗 吴永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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