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到德州临邑调研。陪同者说临邑全境没有一块石头，更没有高山，全是一片平原。但这位陪同者自豪地补充道，临邑有邓广铭。作为大学者，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是宋史研究的一座高山。

我知道邓广铭，但只知他出生在德州的某一个县，到底是平原还是齐河，没有深究，现在才明确了。

粗心大意若此，我还能干啥事呢！

7年前，我去北大进修。有一天在北大食堂农园吃午饭，刚落座，就有一背双肩包的中年女子端着饭过来，我以为是进修生呢，就聊了几句，她说老家德州的，姓邓。我说德州在北大有个大学者邓广铭。她笑笑，没再说。两天后听一个关于中日关系的讲座，台上站的，竟然就是那个女子，主持人介绍，她叫邓小南。哎呀！原来是邓广铭的女儿。我陆续听了她几次课，感觉过瘾、提神，引发我诸多思考。课间谈起农园吃饭的事儿，她依然笑笑。谈起老家，她印象不深。

在学术界，邓广铭是个传奇人物。他治古代史成家，最早却以新文学为人所知。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曾就读于辅仁大学，恰逢周作人来校讲学。周作人也没有讲稿，信口开河，洋洋洒洒讲完，就过去了。谁料邓广铭竟然把周作人的讲座完整记录下来，并请周校阅。周作人后来回忆，“邓广铭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这个讲座内容后来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名出版了。周作人把稿费给了邓广铭。邓广铭用这笔钱买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

初闻这个典故，我大为惊讶，当年又没有录音笔，周作人又是南方人，天马行空、信马由缰地随便那么一侃，一个初入大学的临邑小伙子，是怎么记录的？不用说别人的，就是自己讲的话，有时都记不准确。更让人惊讶的是，稿费拿来，并没挥霍，而是买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这个临邑人太可怕了！

不能怪咱没学问，是因咱没那股执拗劲儿！有了想法，就趁热乎干，不让想法冷却。这就是邓广铭。除了他的聪慧，就是勤奋。

2014年11月14日下午，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先生到大众报业集团讲学，当晚在送他回京的高铁上，谈到他在《读书》上写的学术随笔《醉心北大精神的史家——邓广铭先生纪念集读后》，他又把“随笔”的核心内容讲了一遍，至今记忆尤深。

哲学家朱熹死后，大词人辛弃疾，祭奠他心中的大儒，其中有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梁启超晚年著《辛稼轩年谱》，写至此四句而驻笔。邓先生曾说，“这几句竟成了梁任公的绝笔，实际上也就等于任公自己写就了挽词”。邓先生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几次吟及这四句，这既可见中国古人以立言而垂名“不朽”的观念对他影响之深，用蒂立希(Paul Tillich)的话，也可以说这四句话构成了邓先生晚年个人的“终极关怀”。他85岁接受访问时说，“已经面临‘蹈火’之年，头脑和手眼都已不好使唤，因此终日焦躁不安，只想能把全副身心扑在这些工作上”，他晚年所以坚持重写王安石传及修改其他著作，为不能全身心从事于此而终日焦躁，都是为其学术名誉的传世久远负责。这种对著述的“高标准、严要求”，对于他而言，并非是单纯的学术“精益求精”，而是以中国文化中此种源远流长的“不朽”的终极关怀为基础的。过去的许多老先生大都如此。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辛弃疾悼念朱熹用了这四句，梁启超评价辛弃疾用了这四句，邓广铭评价梁启超又用了这四句。陈来说，邓先生也当得起这四句。

陈来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重视人的德行品格,重视德行的培养和人格的提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生死还重要。邓广铭先生就是受这样精神影响而成为学界楷模的。

家乡人记得邓广铭，这是他的幸运。我听临邑县政协的马桂芳主席说，他们正在组织人编写邓广铭的传记，开展邓广铭与临邑的研究。此举甚好。我案头有邓广铭先生的《陈龙川传》和《岳飞传》（邓小南签名本）。调研归来，第一件事，是把这两本书取下来，拂去蒙尘，仔细端详。深深记下了邓先生的籍贯——德州临邑。遗憾的是，邓先生的故居好像没有了。

犹记得，在北京街头辞别陈来先生前，请教如何读经典，陈先生脱口说出朱熹的名言：“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玩味、切己省察。”

责任编辑： 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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