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恒昌

《晚熟的人》是一部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合集，共收录了莫言十二篇作品，其中的绝大多数创作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被称为“后诺贝尔奖时期”的作品，也属于“破魔咒”之作。这些作品，以一个“讲故事的人”重新回归的角度，深入莫言“文学的故乡”，讲述了高密东北乡更加鲜为人知的故事，塑造了高密东北乡系列人物形象，形象展示了当代人生活的图景，深刻揭示了他们生存的困境和人生的要义，体现了莫言新的思考、新的创造和新的境界。

《左镰》：揭示人与铁的锻打之道

《左镰》是一部堪称一流的短篇小说，像一个技术高超的铁匠锻打的一件炉火纯青的好钢，简明、质感、深刻，具有沉甸甸的分量。

小说围绕一个“打”字展开，深刻揭示了铁与人品质的锻打之道，也是育人之道。

作者从“打铁”入手，慢慢写到“打人”。在这里，人铁互通，以铁喻人。

铁，铁器，需要锻打。因为，不打不成钢。“他们开炉的第一件活儿，其实不是器物，而是一块生铁。他们将这块生铁烧红，锻打，再烧红，再锻打，翻来覆去的，折叠起来打扁打长，然后再折叠起来，再打扁打长。烧红的铁在他们的锤下，仿佛女人手中的面，想揉成什么模样，就能揉成什么模样。”

有些铁器，出了毛病，也需要锻打，有些还需要加钢，但加钢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或“代价”。“我爷爷拿着一把斧头，要求铁匠们给加钢。”“新打一把，一块钱；这把旧斧头，一块五。”饲养员赵大叔的一把旧铡刀，“翻新，加钢，十块。”

最奇特的是田千亩，他要打一把新镰，而且是一把“左镰”——左手用的镰。他是专门打给儿子田奎的。不是因为儿子是左撇子，而是因为他没有了右手。

“我”与哥哥和田奎等人一起打喜子和欢子，不属于“锻打”，而是一场胡闹，是一场极其“缺德”的恶作剧。傻瓜喜子光腚在大街上跑，妹妹拿着衣服再后面追。被“我们”一帮小孩看到了，“打啊，挖泥打傻瓜啊！”不知谁喊了一句，于是，闹剧便发生了。

“有一团泥巴打在了喜子的生殖器上，他痛苦地弯腰。”喜子的妹妹哭喊：“你们不要打了，他是个傻瓜！”可是，没人听她的话，而是继续打。

很显然，这些孩子，就像铁器一样，出了问题，出了毛病。需要锻打，而且需要“加钢”。这同样需要付出“代价”。

为了这次胡闹，“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和哥哥被父亲狠狠地“锻打”。“我父亲抄起板凳对着我们没头没脸地砸下来。”“我爷爷说：‘过来，给你们三大伯跪下！’”“刘老三怒冲冲地走了。我感到脖子上热乎乎的，伸手一摸，是血。”

因为我们俩的一句话，田奎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因为我们说，挑头的不是我们，是田奎。田奎的爸爸，是怎样一个铁匠？简直是铁石一样的心肠！就因为我们的一句话，他居然，居然，将儿子田奎的右手，剁掉！

这原本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呢？“田奎的学习本来比我二哥好，但他不上学了，每天割草。”

剁掉右手之后，田奎就用左手割草。所谓“左镰”，就来源于这里。他说：“刚上学时，我拿笔都用左手，后来老师不允许，逼着我改过来，但不当着老师的面我还是用左手。左手写得快，右手写得慢。左手写得俊，右手写得丑。”

只因为打了人，便被剁掉一只手。这是怎样一种沉重又残酷的代价？何况田奎是被冤枉的。因为，挑头的未必真的是他。然而，这代价，这学费，毕竟没有白交。

因为，自从没有右手之后，田奎真的变了。

他天天在坟地里割草，坟墓里还有一条长长的蛇。“你一个人天天在这里，不怕吗？”我问。“自从我爹剁掉了我的手，我就什么也不怕了。”他这样回答。

故事的最后，村里媒婆要给田奎介绍寡居的欢子。田奎明明知道，欢子是克服命，先后克死了两个铁匠，但当媒婆问他敢不敢要时，他只回答了一个“敢！”字。

为什么会是这样？只因为，被剁掉那只手，让他改变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也“锻打”了他的胆量。

作品最深刻之处，在于书写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问题。我和哥哥被打时是否说了假话？田奎是不是真的挑头者？很显然，答案不得而知。

“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这是莫言的一贯主张。在《左镰》里，这一主张实践得是如此充分，尤其是那句“把自己当罪人写”。或许作者意在告诉人们：其实，“我和哥哥”才是真正的罪人，最该被剁掉右手的不应该是田奎，而是我们。因为，我们不仅打了人，而且还说了假话，推卸了责任。

《晚熟的人》：其实是一个并不成熟的人

天下生命，一切有时。生有时，死有时；成长有时，成熟也有时。

按照一般规律，庄稼和果实，一般成熟在秋季；人的生命，一般成熟在成年时代。然而，也有一些生命，属于例外。他们并不遵从成熟的一般规律。譬如樱桃，成熟于春天；譬如冬枣，成熟于冬日。譬如包拯，少年时代就已经能够断案；譬如姜子牙，到了八十岁方才拜相。这些特殊的生命，人们命名为早熟和晚熟。

中篇小说《晚熟的人》，就书写了一些类似的成长的个案或例外：一些早熟的人或晚熟的人。

早熟的人名叫常林。他自认早熟。主要表现是与单雄飞对决前，振振有词，出口成章。单雄飞问他：“想不到你还满嘴豪言壮语呢！从哪儿学的？”他回答说：“这还用学？”“老子早熟，生来就会！”

晚熟的人的代表名叫蒋二，大号蒋天下。他也是一种自称，自称的不是早熟，而是晚熟。据称，他早年脑子出现过一点问题，村里人都把他当傻瓜看待。“但事实证明，他是村里最精明的人。他前些年是装傻，因为装傻，在未免除农业税和各级提留之前，他一分钱也没交过。”对此，他自己的解释是：“大哥们都说我装傻，其实我不是装傻，我们老蒋家的人有个特点，那就是：晚熟！”对于晚熟，他的理解是“当别人聪明伶俐时，我们又傻又呆；当别人心机用尽渐入颓境时，我们恰好灵魂出窍，过目不忘、过目成诵，昏眼变明目，秃头生毛，我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读完整篇小说，就会发现，原来常林根本算不上是早熟的人，只是一个冒冒失失的人；而那个晚熟人物的代表蒋二也根本算不上是晚熟的人，而是一个需要继续“晚熟”的人。

真正的是晚熟或成熟意味着什么呢？想必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和特征：一是要明势，对面临的形势有清醒地判断和准确地把握；二是要持重，始终坚持内敛低调原则；三是要守法，一切行为必须合乎法律法纪的要求；四是要有成，就是说，必须有自己的成就或成果。从负面清单来看，一个成熟的人或者一个晚熟的人，必须做到不自大、不盲目、不苟利、不违法。而蒋二的所作所为，不仅不符合成熟的内容和特征，反而恰恰具备成熟的几乎所有负面清单。

首先，蒋二是一个不明形势、盲目行事的人。这不能称之为“晚熟”。他最大的失败，是花巨资建立的展览馆和擂台被两台推土机给推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项目属于非凡用地。因为“这地方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划出的‘滞洪区’”，他根本没了解清楚情况，就盲目地占了下来，而且准备大干一场。

第二，蒋二是一个有些自大、不知持重的人。这不能称之为“晚熟”。他最初的名字叫蒋天下，被迫改为“蒋二”。但是，后来当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他又将名字改了回来，而且直接改为蒋天下，而不是采取一个这种方案——改为蒋天。他曾公开高喊“今后不许叫我蒋二，我叫蒋——天——下。”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不懂低调内敛，而是一旦得势就得意，就忘形，就猖狂。他曾经笑话常林，小时候胆大，大了胆小。“有的人，小时候胆小，后来胆越来越大。有的人，小时候胆大，长大后越来越胆小，这就是早熟和晚熟的区别。”其实，这是他的一种误解。真正成熟的人或晚熟的人，不是胆子越来越大，而应该是胆子越来越小。因为，这种胆小，其实是一种持重和谨慎。这方面他远不如单雄飞理解得到位——“无事时胆小，有事时胆大。”当莫言提醒他，应该含蓄一点时，他却说：“跟那些早熟的傻X不能含蓄啊，越直接越狗血他们越疯狂1”这哪里还有一点成熟的表现？

第三，蒋二是一个一心苟利、缺乏长远的人。这不能称之为“晚熟”。可以看得出来，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莫言获奖红起来之后，蒋二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发起了大财。“关键是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时，低价买下了我的旧居西边那块扔满垃圾的洼地，雇人推土填平”，并迅速开展了多项经营活动。后来，他又借机恢复起地滚龙拳术，并借此开展经营活动。这说明，他是一个苟于利益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投机的人。当莫言要求他，今后别再卖我的盗版书的时候，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从来不干那种缺德事，但可以断定，他一定没少干。他还是一个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人。他曾对莫言说：“我们晚熟的人，要用一年的时间干出那些早熟者十年的业绩。”可见他是多么不懂得稳重和循序渐进，也是多么的不成熟。

第四，蒋二还是一个不守规矩、耍小聪明的人。这不能称之为“晚熟”。他的很多行为，为常人所不为，目的只有一个——占便宜。虽然他自鸣得意，自以为聪明，其实是一种愚蠢行为。这包括他小时候装傻，也包括他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请客，更包括他不征求莫言意见就让其上台讲话，而且自以为摸清了莫言的脾气。“我要是摸不准你的脉，我也不敢做这样的安排。”他当初占了“滞洪区”搞自己的项目，其实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属于非法行为，只是想耍小聪明，想钻空子而已。

读过《晚熟的人》才发现，在莫言的词典里，“晚熟”是一个加引号的组词。在这里，所谓的晚熟，并不是真正的晚熟，而是别有一番含义。记住，今后千万不要当晚熟的人或者自称晚熟的人。因为，这个称号意味着你根本就不成熟，而是需要继续晚熟。

《斗士》：揭示善斗者的根由和动机

国人中好斗善斗之人，总是以斗为乐，以斗为职，甚至以斗伴终生。对此，人们应该问一句这是为什么？

短篇小说《斗士》便塑造了两个好斗善斗者的形象，而且揭示了他们好斗善斗的根由和动机。两个好斗善斗的人分别是村支书方明德和村民武功。他们各有自己的特点，也各有自己斗的目的。

方明德虽然是村支书，是党的干部，其实是一个极其可恶之人。他之所以斗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其二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和私利。

他是极左思想的得益者、坚守者。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小车不倒只管推。这些都是他当年挂在嘴边的话，更让人服气的是，他几乎真的做到了。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了，生活变好了，他人都快死了，依然坚持斗争思维。“提起当年人民公社时期的盛事，他神采飞扬，说到种种弊端，他痛心疾首。”他甚至提出究竟是毛泽东伟大，还是邓小平伟大的问题。尽管他现在生活得已经很好了，每年退休金已经一万多了，“钱是够花的了，但心里不舒坦”。直到临死他还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不是，你可以当顺民，我不能，我要去战斗！”他甚至装神弄鬼地说，夜里毛主席接见了他，要他继续去战斗。

方明德好斗善斗，其实还有一个根本性目的。那就是私心和私利，甚至是为了打击报复。当年他斗武功，以莫须有的罪名说武功偷了队里小推车的轱辘，让自己的侄子、民兵连长将武功弄到大队部，吊到梁上，整整吊了一夜，逼其认罪。表面看是为了生产队利益，其实是对其打击报复。只因为此前他想霸占武功的象牙棋，没有得逞，反而被武功羞辱了一顿，于是怀恨在心，让武功“走着瞧”。

诸多现象可以证明，方明德虽然是一个党的干部，其实是一个打着革命旗号斗人、干尽坏事的人。他1948年入党，参加抗美援朝，二等残废军人，“家里有三个儿子，还有十几个虎狼般的近支侄子，在村里谁人敢惹？”“当时那年头儿，方明德一跺脚，全村都哆嗦。”他曾经对武功说：“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武功曾经公开揭露，王魁家的儿子，甚至他老婆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王魁的，而是村支书方明德的。这些都可以看出，善于斗争的方明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武功也是一个好斗善斗之人。“我跟方明德这个王八蛋斗争了一辈子，终于把他斗倒了。”正如莫言的父亲与他的对话所言：“你也不是一个善主儿，老方这辈子，没少吃你的亏啊！”他自己也承认：“这老混蛋最怕的也是我了。死了我也没饶他。”

武功的好斗善斗最初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他与方明德的矛盾，一开始仅仅是因为他有一副象牙棋子，方明德非要卖给他。武功不仅不从，而且直接将棋子扔进了河里。后来将捞上来的一个棋子找专家鉴定，说是属于皇宫里的东西。如果一个子儿不缺，能换一辆奔驰汽车。对武功的做法，人们多有不解。但他有自己的理由：“人活一辈子，争的就是一口气！”应该说，他最初的这一“斗争”动机，是为尊严而斗，不为强权屈服，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发展到后来，他的斗争动机便发生了严重的扭曲，甚至走向了变态。

不错，在方明德斗武功的问题上，武功是受害者。但是，随后武功对问题的认识，以及长期坚持的态度和行为，就已经严重跑偏了。他说：“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里，即便你遵纪守法，照样会大祸临头。”但是，这不能成为自己不遵纪守法的理由。基于这一认知，发展到后来，武功干脆破罐子破摔。“我有什么不敢的？我光棍一条，家里只有一个八十岁的老娘，我已经给他准备了一包耗子药。我一命换你们家四条命，有什么不敢的。”至于他公开揭露王魁的儿子不是他的而是方明德的，其实也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随后，他的一系列“恶行”，特别是已经成了“五保户”，有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后，依然坏事干尽，人见人怕，则带有心理极端不平衡，借机报复他人报复社会的成分，是他那颗“被仇恨和屈辱浸泡了半辈子的心”，没有得到自我平复的结果。

毫无疑问，武功是一个可怜之人。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他的可恶，最根本最关键的就在于他的“不争”和自甘堕落。

《贼指花》：当代社会的伪君子

短篇小说《贼指花》是莫言少有的悬疑小说，小说里面套着小说。作品通过一个钱包被偷的小案子，一步一步拨开迷雾，洞见事实真相，从而塑造了武俊杰这个当代社会的伪君子形象——一个新型的达尔丢夫或者骗子的形象。

武英杰是《松花江月刊》的诗歌编辑，也是那次作家研讨和旅游活动的组织者和东道主，既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热心人，在人们心目中形象非常好。但谁也没想到他居然是个深藏不露的小偷儿，一个典型的骗子。在研讨会期间，他偷窃了胡东年“装有美元、港元、人民币，什么币都有的钱包”，并且让人怀疑是其他人所为，而且多年之后他又在另一个地方偷钱，不料被莫言察觉和发现。事实证明，他是一个伪装得很巧妙的人。在他身上，集中了当代社会伪君子的典型特征。

他是一个善于伪装的人。武英杰，单看这个名字，就感觉是一个好人。但好人只是他的表象，他非常善于伪装。一是伪装得自己很善良。当来参会的“大表姐”强烈要求住单间不然就走人的时候，武英杰一方面解释刊物经费不足，一方面“自掏腰包给她订了一个套间——标间没有了。”自掏腰包解决公家问题，这是多么令人可敬的行为？由此得到女记者的敬佩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二是伪装得自己很敢为、很正义。当年，女记者在汽车上因为提醒乘客小心小偷，被小偷报复，划伤了脸部。他得知后，发誓三天之内一定把小偷捉到的女记者面前。结果，不到三天，他就把小偷的一根手指包着带来了。这又是怎样一种果敢？怎样一种正义？

他是一个身怀绝技的人。武英杰有很多别人没有的本领，可以说是身怀绝技。这一点不得不让人佩服。概括起来，他有三大绝技。其一是能喝。当初，在旅行船上，面对船老大对作家诗人的骄横和侮辱，几乎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这时候，只有武英杰站了出来，他用比喝酒的方式，严重打击了对方的嚣张气焰，大长了“自己人”的志气。不能不令人敬佩。其二是空手捉苍蝇。“几只苍蝇从他面前飞过，只见他的双手，同时挥舞了几下，然后攥成两个拳头，用力地攥着。”随后，他“松开拳头，将两只苍蝇抖落在一块餐巾纸上。”他的这一绝技，引起大家的惊叹，以致随行的罗素素要写一篇《捉苍蝇的人》。当然这一绝技，也容易让人和空手套白狼联想在一起。其三是能写一手好诗。就因为女记者与小偷的故事，他居然写了一首《贼指花》：“诡异的花朵/仿佛猫的笑脸/贼指开花/贼指花/有无可替代之美。”让女记者感动得稀里哗啦、无以言表。

他还是一个黑白通吃的人。他是一个作家，一个小刊物的编辑，但他又是一个黑白两道都认识的人。“他是我们市公安局刑警队的，有名的反扒能手，这市里的小偷都认识他，只要他在那辆车上，这车上的小偷都不敢出手。”一个刑警队的高手，最后到小刊物工作，这个选择也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人品。

他还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因为女记者脸部被小偷划伤，他便带回小偷一根手指。尽管他自己讲，是小偷自己选择的一个赎罪的办法，是他自己“没等那卖西瓜的摊贩反应过来，他已经用西瓜刀把自己的手指剁了下来。”这一切，都没人看见，也无人见证。谁又敢保证，不是他亲手剁下小偷的手指，或者逼迫他剁下？另外，范兰妮参会和旅游期间，一直沉默寡言，闷闷不乐，回去后一个人做了流产手术，那孩子究竟是谁的？谁又敢保证不是武英杰的呢？毕竟，他自己曾说，范兰妮是自己的表妹，而人们的解释是“表妹就是情人”的意思。

作品重点塑造了武英杰这一伪君子形象。其实，当时的骗子不独他一个人，而是还有人在。那些作家代表团采风的成员，哪一个又不是骗子？正如船老大所言：“你们也敢自称作家、诗人，我看你们都是臭杞果子摆碟——凑数！你写过什么？写过《水浒传》？你写过什么？写过‘床前明月光’？你更不灵。”“我看你最大的本领是向女人献殷勤。”事实上，那时的人们的身上，的确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伪君子的成分。严格意义上讲，大家都是骗子或伪君子。作品最后有这样一段话：“而偷了胡东年钱包的人，也许是尤金，或者，真的就是像他们怀疑的那样，那个贼，就是我。”作者为什么这样写？或许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其实大家都是小偷或骗子而已。

为什么那时骗子会大行其道？《贼指花》告诉我们：因为，那时的社会有他们生存的土壤。因为，人们肯花大钱请所谓的作家来采风，而不肯去帮助失学的儿童。

《诗人金希普》：又是一个大骗子

短篇小说《诗人金希普》与《贼指花》有相通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塑造了当代社会伪君子形象。《贼指花》的主要人物武俊杰是个小偷，而《诗人金希普》的主要人物金希普则是个大骗子。相对于其他伪君子或者骗子，金希普这个大骗子主要有六大特点：

第一大特点是敢把牛皮吹上天。其实，他不过是一个出生于高密东北乡混迹于京城的非常蹩脚的三流诗人，但却自命不凡，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参加高密县北京同乡会时，他的各种表演就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当着诸位老乡的面，他自我吹嘘：“今年一年，我在全国一百多所大学做了巡回演讲，出版了五本诗集，并举办了三场诗歌朗诵会。我要掀起一个诗歌复兴的高潮，让中国的诗歌走向世界。”一年总共三百多天，他做一百多场巡回演讲，难道他是兔子腿吗？一年出版五本诗集，是诗歌呢还是胡说八道呢？他还不知羞耻地在名片上印着“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诗人：金希普”的自我介绍，真是不知丢人为何物。他自吹自擂说：“截至目前，我已出版诗集五十八部，荣获国际国内重要文学奖108个——”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对于人们说他吹牛，不懂得低调，他居然振振有词地说：“有人劝我低调些，不要张扬，但大海，浩瀚的大海，从不低调。它卷着巨浪呼啸而来——”如此厚颜无耻，估计也没谁了。

第二大特点是敢于拉大旗作虎皮。为了达到骗人的效果，他能精准把握各种时机，一方面借机和上层人物套近乎，另一方面趁机与领导握手合影。参加年度老乡聚会，他比所有人都忙活，专门找来摄像师和摄影师，带着他们挨个桌子转，又是握手，又是寒暄，又是交换名片，目的只有一个——合影留念，以便日后行骗。以致莫言的姑父都相信”他说他跟县里省里的领导都是拜把子兄弟”。

第三是大特点是其实并没有什么真学问。他天天吹嘘自己诗歌写得好，那天的现场献诗其实露了自己的馅。“大馒头大馒头，洁白的大馒头，芬芳的大馒头，用老面引子发起来的大馒头，家乡土地生长出来的大馒头，俄罗斯总统一次吃两个的大馒头——”这算是什么狗屁诗，连顺口溜都不算。让人禁不住想起韩复榘“著名”的诗歌趵突泉：“趵突泉/泉趵突/三股泉水一般粗/上面细来下面粗/若是把它倒过来/下面细来上面粗。”可以说，金希普的吹牛水平，远比其写诗水平要高得多。

第四大特点是专门欺骗善良老实人。就是这样一个连自己的亲爹也不相信的人，一个过年都不能回自己家的人，居然说“只要我愿意去，中国所有的五星级饭店都会热情接待我。”而且居然带着所谓的女朋友，专门回老家欺骗善良的老邻居——莫言的姑父。欺骗姑父说要把兄弟宁赛叶从农村救出来，并且当面演戏，给县委书记打电话，要给宁赛叶兄弟安排进县电视台当副台长。当虚情假意地将两万块钱骗到手，就一去无影，再也不接电话了。

第五大特点是他的骗人具有真实危害性。有些诗歌骗子或文化骗子，只是动动嘴，吹吹牛而已，对他人对社会并无大碍。金希普这样的骗子，是玩真的，来实的，具有真害人的真功能。早年，他在学校里开办所谓的女神诗歌社，吸引莫言的表弟来参加，结果是让其学习一落千丈，直接导致高考落榜；而他的父亲经金希普一骗之后，羞愤交加，突发心脏病去世，虽然“不能说姑父是被金希普气死的，但这件事毫无疑问是姑父心脏病发作的诱因之一。”

第六大特点是敢将骗人进行到底。当屡次骗人露出马脚之后，论说他应该为此感到不好意思，而且应该悬崖勒马才是正确选择，然而，他没有如此为之，而是想尽千方百计自圆其说，继续欺骗，誓将骗人进行到底。“他热情地与我握手，一口一个三哥，叫得十分亲热，一时让我感到那些往事似乎都是虚幻。”而且，他还要扫微信，加好友，要告知事情的所谓真相：他是真心实意地想帮忙，但无奈形势变了。两万元根本不是问题，迟早要还上，还不上对不起死去的老人。这些骗人的鬼话，竟让人有些信以为真。真真一个行骗的高手。

此等骗子，只产于高密东北乡吗？只存在于莫言的小说里吗？非也。试看那时之文坛、诗坛，不正是“满街王连举，遍地金希普”吗？

《表弟宁赛叶》：恨其不争的书写

表弟宁赛叶，志大才疏，一事无成，但对此缺乏一个的最基本认知，却总是嫉妒他人，抱怨社会，满眼都是黑暗，满心都是仇恨。这一切，最集中地体现在对表哥莫言的嫉妒、不满和仇恨上。他抱怨表哥徒有虚名、得意忘形、独霸文坛、妒贤嫉良、不肯助人等等，简直恶行满满，是可忍孰不可忍。

表弟恨表哥，表哥也恨表弟。但两种恨，有着截然的不同。表弟之恨，是不满之恨，是偏见只恨；而表哥之恨，是“恨其不争”之恨。整篇小说，写的是表弟的不满，是表弟的发泄，是表哥的辩解，是表哥的无奈，把当代社会“不争之人”的基本特征显示得淋漓尽致，从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争之人”的典型形象。

他的不争，首先是超级自命不凡。虽然他写诗多年，但没有一首获得成功，可是他依然认为自己才华横溢能淌一地。“三哥，你说句良心话，我的才华在你之下吗？”这样的话，看起来有些滑稽，而且是在酒桌上所说，但却是他的真心话。对于当年写的一篇小说《黑白驴》他也敝竹自珍，自视甚高：“当年我让你看的我的小说《黑白驴》是不是一篇杰作？”“这是一部超越了《黄玉米》一千多米的旷世杰作！”“你说，在世界文学史上，出现过这样的驴的形象吗？你以为我写的真是一头驴吗？不，我写的是人。”“一旦我的《黑白驴》面世，你们这一茬作家，通通都要退下舞台！”然而，这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作品呢？不过是一篇没入门的习作而已。这又是一头什么样的驴呢？不过是一头“非常一般”的驴，“没有个性，充其量是一条杂种驴”而已。

他的不争，其次是抱怨生不逢时。对于自己的不成功，他没有从自身找原因，而是从时代和社会身上找借口，抱怨自己生错了时代。他为自己的同类金希普打抱不平：“他之所以没你名气大，是他没赶上好时候，他如果逢上八十年代那文学的黄金时代，哪里轮的上你猖狂！”“可是，这个年代，容不下黄钟大吕，只能让狐狸社鼠得意横行。”“我不服气！他捶打着胸膛，高声喊叫着，为什么，为什么那些笨蛋可以飞黄腾达？为什么那些骗子可以锦衣玉食？为什么才华平平者可以扬名立万？为什么我满腹才华却要老死在这破败的村庄？”很显然，他的认识出了问题，他就不想想，同样的时代，为什么有人能获得成功，自己却成了社会的渣滓？他只看到别人的成功，别人的努力却一点也没有看见。

他的不争，第三是只知怪罪他人。酒场上的一席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他将自己没有成功，过得异常灰暗的主要责任，记在了表哥甚至父亲身上，由此而怨气冲天。他怪罪表哥没有帮他。“我的《黑白驴》，在你那儿压了很久，你说是找《XX文学》《XX月刊》还有什么驴屁文学的编辑看过，当初我还信以为真，但后来我明白你骗我。”“你嫉妒我的才华”，“生怕别人超过你”。他甚至怪罪父亲生他，给他带来痛苦。他说：“从生理上，你是我的父亲；但从心理上，你是我的仇敌。”“你们教育我，要我感谢父母养育之恩，但你们值得我感谢吗？你们把我弄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上，让我痛苦而悲愤——”

他的不争，第四是从不知珍惜机会。他在上小学的时候，便开始捣乱破坏，砸玻璃揭瓦。当表哥在水利工地上汗流浃背的时候，他却在中学里抽烟喝酒写歪诗。已经三十多岁了，依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想入非非。甚至依靠老人养着自己和老婆孩子。后来，表哥三番五次帮他找工作，他都不好好干，甚至胡作非为。酒厂刷酒瓶子，他嫌“像一架机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供销社工作，不能说不好，可是他“干了两天，让账面亏空了一百元”。到了锻压设备厂工作，照顾他在机关写材料，却两次乱谈恋爱，让人家怀孕后又把人家踹了。参军之后，却又因勾引当地的女青年，被部队开了回来。回来之后，他依然不安分守己，而是到省城办野鸡报，拿假记者证到处坑蒙拐骗，讹诈他人或单位。不能说，别人没帮他，也不能说，社会没给他机会。可是，面对他人的帮助和社会给予的机会，他一点也不知道珍惜。在他的脑袋里，似乎根本不知道责任是什么，也不知道好好干是什么。这样的人，恐怕连上帝也无可奈何。

他的不争，第五是抱怨和仇视社会。在他的眼里，几乎没有一个好人，满眼都是黑暗，都是龌龊，都是污浊。“这么多刊物，全都被你们的同伙把持着，他们当中，多数人有眼无珠。”“网络就是净土吗？网络也早就被那些网霸们分疆裂土，一个个的团伙，一个个的圈子。”“真实的社会一团漆黑，虚拟的网络暗无天日，我对这一切都看透了。”所谓看透了的结果，便是仇视和仇恨。“我怨、我恨、我悲、我愤，我恨不得变成一把大火，熊熊燃烧，把这肮脏的世界，烧成一片废墟——”“我真想变成一条天驴，把月吞了，把地球吞了，把一切吞了。”他还真把自己当成了写《天狗》的大诗人郭沫若。这样的人，幸亏没有成功，也幸亏没有获得什么权力，否则必然是社会的一大祸害。

鲁迅先生当年的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的人物形象，但是在莫言这里，只有“恨其不争”，没有“哀其不幸”。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不幸”似乎已经不是人生的主要矛盾，而“不争”才是人生成功的最大天敌！

《地主的眼神》：应该引起重视的人性

《地主的眼神》作为一篇反思性作品，主要有两大贡献。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个另类地主形象。在此前的文学作品里，关于地主，基本上是两种形象：一种是恶霸，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这一种形象，几乎概念化、脸谱化和模式化，在改革开放前的作品中居多。另一种是勤俭持家，心地善良的地主。这一形象，作为一种思想和艺术上的大胆突破，在新时期文学中居多。而莫言的这篇《地主的眼神》则塑造了地主的第三种形象：既好又坏、有好有坏的地主形象。从这个角度讲，这篇小说属于客观性写作。因为，他没有将地主简单化、机械化和绝对化。

孙敬贤，作为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大地主，究竟是怎样一个形象呢？首先，这个地主有点“冤”。主要体现在地主身份的划定上。土改时，由于他家有半顷地，所以被划成了地主。这样的划分，对他来说的确有点冤枉。因为他家那土地非常贫瘠，也缺水。正如他儿子所言：“我们家的那半顷地，是偏远荒地，三亩也顶不上你家的一亩值钱。但我们家划成地主，你们家划成中农。我爹劳动改造，你爹当上会计。我们是地主子女，连学都不让上，你们都可以上学。”就因为买地时只重视数量，便给划了个地主成分，想想的确有点冤。但是，当时划成分的依据，只有土地的亩数，不考虑土地的价值。这是当时的政策所致，是谁也没办法的事情。

其次，这个地主有点“能”。能在哪里？能在种地、割麦子的技术。当时，“我”——莫言和他一起割麦子，还曾想把这个地主分子甩在身后，没想到，他是全村割麦子的第一高手，不仅怎么也甩不开他，总是尾随在身后，“保持着一米的距离”，而且“老地主割下的麦捆，麦穗整齐，麦茬儿紧贴着地面，地下几乎没有落下的麦穗。”不愧是个地主，也不愧是一个种地的小能手。

第三，这个地主有点“坏”。他的坏，只有家里人最了解。他的儿媳妇说：“你知道他为什么把我们撵出来吗？这个老畜生，竟然打起我的主意。我的奶水多，孩子吃不完，他竟然让我把奶水给他喝，说能治好他的胃病。你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公公吗？他还是人吗？”单从这一点看，在那个时代，要喝儿媳妇的奶，确实证明这人不怎么样。

第四，这个地主有点“装”。当年，他五十多岁，正值壮年，按说应当属于壮劳力，但因为他说自己有病，便与老弱病残和妇女在一起劳动。割麦子时，总是“直不起腰来，不停地呻吟，打嗝，仿佛忍受着病痛。每当我回头看他，他总是显示出无限痛苦的样子，呻吟着。”“我本能地感到，老地主是在装病。我父亲说：‘他是五分病，五分装吧。’”应该说，父亲的说法很客观。他的确有病，但绝对不至于那么严重。“主任，我真的有病，前几天还吐过血！”他的装，还体现在买地时特别注重亩数上。正如他的孙子最后所说：“我爹与我爷爷一样，就喜欢打肿脸充胖子。”

有点冤、有点能、有点坏、有点装，这就是莫言为我们塑造的一个地主的新形象。但是，作品中有一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我知道很多地主是坏人，但我也知道，这个孙敬贤的确不是一个好人。这其实跟他的地主身份没有关系。”好与坏跟地主身份没有关系，那跟什么有关系呢？肯定与他的性格和人性有关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不独地主，事实上，很多人的好与坏，与其身份也没有多少关系。正如不能一说到地主就一定好，也不能一说到干部就一定坏，同样不也能说军人一定是好人，说到农民全部是坏人。

作品的第二个贡献，是体现了对地主分子的人文关怀。这是难能可贵的思想和品质。

因为割麦子的时候，“我”——莫言发现了地主独特的眼神。“他的那两只黄色的眼珠子里同时也会射出阴沉沉的光芒。”于是，“我在小学三年级时，曾写过一篇轰动全县的作文，题目叫做《地主的眼神》。”作文将这个老地主的眼神写了出来：“这老地主看似低眉顺眼，但只要偶尔一抬头，就有两道阴森森的光芒从他的黄眼珠子里射出来。”这篇作文，使“我”名声大振，但却给这个老地主带来巨大麻烦，让他受了很多苦。当时，父亲就警告“我”，再也不许写这样的作文。“我”也认为，“那篇以他为原型的作文确实也写得过分。”多年之后，“我”也认识到，“那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如果我早知道能惹出那么多事来，打死我也不会写那样的作文。”“我”写的地主的眼神是不真实的吗？当然不是。地主的眼神，不仅“我”亲眼看见，就连他的儿媳妇也说：“你写得太好了，孙敬贤这个恶霸地主，眼珠子闪着绿光，那根本不是人的眼睛，而是狼的眼睛！”既然写的是真实的，为什么“我”又后悔当初呢？在这里，作者意在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即便地主的眼神真的那么阴暗，也不能那样写，因为这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让他遭受不应该遭受的痛苦。这体现了怎样一种人文关怀？

作者的人文关怀，还体现在对贫协主任对地主分子痛打的书写上。人家表现那么好，割麦子割得那么整齐，你不表扬人家也就算了，为什么要“一个箭步跳上去”，对准人家的胸膛捅一拳，打得人家捂着胸口蹲在地上呢？毕竟人家是个有病的人，即便人家是地主，即便人家“有点装”、“有点坏”，也应该对人家有一点最起码的理解和尊重吧？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当然是个人文关怀问题，也是个基本人性问题。

《澡堂》：一块地的沧海桑田

一篇《澡堂》，见证改革开放初期短短几年的沧桑巨变。

首先是“地之变”：棉花加工厂变澡堂。这里，原本是一个大型国营棉花加工厂，却如今，变成了一个大澡堂。“棉花加工厂是我的伤心之地，我要把这个厂子买下来。”“买下来干什么？”“准备在这儿建个世界上最大的澡堂子。”“听着像梦话一样，但一眨眼就变成了现实。”虽然未必真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澡堂子，但也是足够大，足够豪华，“想不到咱这小县城里竟然有如此豪华的澡堂子。”可见变化有多大。

其次是“人之变”：母鸡变身金凤凰。澡堂子的总经理石连成，原来是棉花加工厂的一个普通工人。在老厂长董家晋眼里，根本不算个东西。让他看柴油机，他往机器里撒尿。让他去打包，他将一只猫打进棉花包里。有个职工犯了羊角风，他在一旁捂嘴笑。可谓坏事干尽，罄竹难书。然而，自从改革开放后，他辞职下海，承包供销社，开舞厅开饭店，还把原来的棉纺厂买下来建澡堂，春风得意，小人得志，简直是母鸡变身金凤凰。

再次是“事之变”：曾经的辉煌均不见。想当年，棉花加工厂是何等辉煌，何等荣光。“我们厂每年加工皮棉十万担，朝鲜需要棉花，国务院把任务下达给我们厂，我们日夜加班，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扬。”现如今，恍若隔世，一切都已烟消雾散，只有那富丽堂皇的澡堂子矗立在那里。棉花加工厂的老厂长，被石连成邀请担任澡堂的门卫，一个月给三千块钱。虽然他没有同意，但足见人事的变迁。那些老职工们退休后，每个月都来此洗澡，享受石连成给予老厂长的打折优惠待遇。想想是多么心酸，又多么可怜。

从地之变，到人之变，再到事之变，这一切，都无不让人唏嘘，让人伤感。然而，这些变化的内在动因又是什么呢？这些变化都是好的吗？不禁让人深思，也让人感叹。

《红床》：出于污泥而不染

提起洗脚女，人们往往会产生不太好的联想。但莫言的《红床》，却让我们走进洗脚女的生活，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认识了一个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洗脚女。

她是一个热爱家庭、安于工作的人。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正处于哺乳期，身上有一种奶香味，很好闻。洗脚工作虽然很辛苦，一天下来，也挣不了多少钱，过年旺季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平时也就三千左右。但她对此似乎很满足，也很安心。她让丈夫在家看孩子，自己在外工作，“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她都不接活儿，这段时间是属于儿子的。”其实就是为了给孩子喂奶。可见她对孩子、对家庭、对生活、对工作是多么热爱。

她还是一个不羡慕权威、重视感情的人。据她讲，她曾在北戴河担任某首长家的服务员，负责打扫卫生，端茶倒水。可是，因为和丈夫（当时的战士）谈恋爱，犯了“作风错误”，被双双开了回来。她之所以和丈夫谈恋爱，只有一个原因——对方长得帅。她之所以拒绝首长“看上”——“他们看上我，我还看不上他们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她是矿工的女儿，因为她看过电影《第八个是铜像》。

她还是一个不为金钱所动、保持高洁人格的人。当时，他们的孩子还小，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全家只靠她那点辛苦钱，生活是极其艰难的。如果有其他挣钱的门道儿，按常理她应该动心。然而，她却不是这样的人。在洗脚房的不远处，“从这里出门，沿着红地毯走，拐两个弯”，那边就是“红床”，那里能干其他事情，也能挣更多的钱，她的同事去了，但是她没去。为什么？或许她的理由同样很简单，因为她是矿工的女儿，因为她看过电影《第八个是铜像》。但她说出来的理由却是：“我去了谁给你治脚？”我喜欢这个答案。因为，这个答案很风趣，也很有人情味，它还体现了她对客户负责、对客户尽责的意识。

《天下太平》：小奥被咬的启示

《天下太平》讲述了太平村儿童小奥被一只老鳖咬了手指的故事，带给人诸多思考和启迪。

启示之一：天下诸多事项，唯有贪欲最能惹出事端。两个外村人冒雨到太平村的水湾里打鱼，他们已经打了足够多的鱼，装满蒲包之后，脱下裤子也装得满满的，而且还打上来一只很大的老鳖，“一只浅黄色的大鳖，比芭蕉扇子还要大一圈”。按照常理，这时候，他们应该及时“收手”，带着鱼和鳖尽快回家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满足，依然让小奥帮忙看着鱼，要到对面去打更多的鱼。如此一来，就导致了发生小奥被咬事件，也最终导致两人想带着鱼走时，村民不允许走，到头来，不仅没有打回更多的鱼，连一条鱼也没有带走，而且差一点惹出更大的麻烦，被公安带走。对于小奥来说，也是这个问题，打鱼人已经许诺给他两条大鱼，“帮我们看着，别吭声，我们走时，会送给你两条鱼，两条最大的鱼”，但是，对此他也不满足，而是提出“我不要鱼，我就要这只鳖”，当打鱼人回绝时，他不惜以告诉村长来要挟对方。也正是这一贪欲，导致了他随后被咬事件的发生。

启示之二：天下太平无战事，解决孩子被咬问题就是最大、最重要、最紧迫的战事。小奥被老鳖咬住之后，大家想尽办法救他，但都无济于事。关键时刻，村里的负责人二昆摸出手机，打了110报警。警察来了之后，起初抱怨他们是故意的。“驴踢着鳖咬着都报警，接下来是不是连母鸡不下蛋、圈里的猪不吃食都要报警？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尽管他们在二昆的教育下，认识到“人民警察为人民，别说被鳖咬着，就是被蚊子咬着，也可以找我们”，但是他们始终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和平时期，在非战时期，在和谐社会，其实解决孩子被咬这样看似很小的事情，就是天大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事儿，是每个人都义不容辞的义务。

启示之三：遇到棘手问题头脑一定要冷静，因为任何疑难杂症都有解决的办法。小奥被咬之后，大家一时很是慌乱，先后采取了很多措施，先是爷爷用拐棍乱捣，继而星云姑姑动用镊子，甚至有人要动用枪支，“干脆，我对准这个王八盖子放上一枪”，也有人提议动用电警棍，“那就用电棍搞他一家伙”，然而，这些办法，都不奏效，只能是让老鳖越咬越紧。这让解救时间延长了许久，也让小奥受了更多的苦。最终还是瘦警察富有头脑，他想到了猪的鬃毛。“瘦警察那几根被香烟熏黄了的手指，灵巧地捻动着猪鬃。老鳖的眼睛似乎眨巴了一下”，“老鳖突然闭紧眼睛，尖尖的鼻子打出一个响亮的喷嚏，与此同时，瘦警察抓住小奥的手腕，猛往后一扯，在鳖口里受苦多时的小奥的手指，终于获得了解放。”猪的鬃毛，小小的物件，却解决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这说明，任何事物都有其软肋，任何疑难杂症都有解决之道，关键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也说明，懂一点生活的常识和基本技艺是多么重要。

启示之四：生活在世间，各种生命之间唯有互相体贴、互为放生，天下才能实现真正的太平。小奥被解救之后，论说应该对老鳖下一个狠手，以解被咬之恨。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坚持原有的放生想法，祈求大家将老鳖放掉。当老鳖被放掉之际，村长二昆发现，老鳖的后背上居然有字：“这是天，这是下，这是太，这是平，天下太平。”“咱们村叫太平村，这个湾叫太平湾，抓了个鳖叫太平鳖。”当老鳖消失在水湾之后，人们在二昆的带领下，齐声高喊：“天下太平！”这是一个美好的寓意，也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它说明，只有互为尊重、互为放生，才能看到“天下太平”。

《红唇绿嘴》：令人深思的故事和箴言

中篇小说《红唇绿嘴》是号称“高参”或著名“公知”的农村妇女覃桂英极为荒诞不经的人生经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作品披露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故事中所总结的人生箴言。主要包括：

——令人瞠目结舌的“教育观”。覃桂英的老爹覃老九作为贫农代表管理学校，居然管理出了“经验”，成了管理学校的模范。他在给全县管理学校的贫农代表讲话时，谈到了自己独特的“教育观”：“决不能让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后代们读书识字，不但不让他们的儿子孙子读书，他们的子子孙孙也不让读，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江山不变颜色。”如此“教育观”可谓闻所未闻，是那么决绝，又是那么可怕。几千年前的孔夫子都提倡“有教无类”，没想到进入新社会的贫农代表居然如此愚昧、如此狠毒、如此偏执！

——把牛皮吹到大海里的人。“我”陪母亲住院时，住在同一个病房里的“男工作队员”是个大吹。夜晚来临，为了炫耀他的权势，大吹特吹起来。他说，他小姨从南美给他寄来了龙舌兰酒还有魔鬼辣椒。他说那种辣椒之辣无法想象，他曾把一根辣椒悄悄地扔进青岛栈桥下的海水中，第二天早晨海面上就浮起了一层肚皮朝天的鱼，人们把这些鱼捞回去煎着吃，吃一口鼻子就往外蹿血——如此吹牛，前所未闻。后来，这人居然好当了副县长。这样能吹的人，担任如此要职，难道不怕祸害工作、祸害百姓吗？

——超出极限思维的“买卖”。覃桂英在微信里向表哥莫言推销一种买卖。她说：“我还有奇货可卖，卖大钱。我给你十天时间，让你打着滚想，如果你能想出我卖的奇货是什么，我趴在地上学狗叫给你听。”原来，她卖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谣言”。“告诉你吧，表哥，我卖谣言！对，卖谣言，价钱因人而异。我卖的谣言都是正能量满满！”“想知道是什么谣言吗？”“好，告诉你：他老婆收了为乡政府建围墙的包工头的三万块好处费，被他一顿暴打，打得他老婆下跪磕头求饶！后来他老婆瘸着腿去给包工头退了钱。”如此“买卖”，的确颠覆人的认知。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

——关于坏人的至理名言。表哥的儿子谈起覃桂英时，总结说：“我想，真正可怕的坏人还不是那些知道自己坏的人，而是那些不知道自己坏反而认为自己很正确很好的人。那些知道自己坏的坏人的心里还存在着良知，所以还知道自己的坏，而那些不知道自己坏的坏人，心里只有自以为是，他永远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他永远都认为别人欠他的，他永远都在恨别人、骂别人。”这是彻心之悟，也是至理名言。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坏人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而是大有人在。

《火把与口哨》：若隐若现的艺术象征

中篇小说《火把与口哨》是一部最难把握，也最难解读的作品，很难说作品的主题是什么，究竟表达了什么。但从火把和口哨两大意象物中，似乎能让人读出某种象征、某种内涵和某种能指。

口哨——作为一种民间艺术——象征美的魅力与力量。

口哨，是一种民间艺术，属于美的范畴，显示了艺术之美的独特魅力和力量。首先，口哨促成了爱。三叔是一位民间艺术的高人，因为他吹口哨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从而影响和改变了他的命运。三婶之所以爱他，之所以肯嫁给他，即便他去世之后，依然爱得那么撕心裂肺，痛彻骨髓，除了源于他曾经帮助过她的父亲，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他擅吹口哨，而且三婶也会吹口哨、喜欢吹口哨。“天哪！这是三婶吹口哨！三婶竟然也会吹口哨！三婶果然会吹口哨！”“由此我也就明白，尽管三叔有恩于她的养父，但让她下定决心嫁给三叔的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共同的特长和爱好，这看似简单实则深奥实则变幻无穷的口哨。”如果没有口哨，也就没有他们的爱。

其次，口哨促成了义。三叔当初去三婶家拉嫁妆时，曾遇到三个到三婶店里“耍妖”的青年，但是，当三叔吹起了口哨，他们当即服软。不仅如此，三叔还借机请他们帮忙，让他们帮着装上嫁妆，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当轮胎被扎之后，又是三个青年帮他们将轮胎修好。这一切，是因为什么？恐怕主要还是口哨的魅力。不仅如此，三叔结婚时，五个名字带“耳刀旁”的人，在沙窝村结拜为“沙窝五耳”，成为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兄弟，其中的主要媒介便是“口哨”。那五个“耳”字，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而是暗含着耳朵与声音之间的亲密关系。

第三，口哨促进了善。一定程度上，这种民间艺术的美，还紧密地连接着最基本的善。当初，三叔在火车站救助三婶的父亲，就源于这个口哨爱好者内心的善良。“他们是懂音乐的人，我觉得懂音乐的人大多数都是感情丰富、心地善良的人，所以，即便他们后来我知道他们做过坏事，也没有改变对他们的良好印象。”会吹口哨的人一般都善良。这也可以看作是音乐的魅力，艺术的力量。

火光——作为一种光明能量——象征善的感召与力量。

那座被烧掉的教堂，是一种意象。村边的那座教堂，也是一个传播知识的学堂，还是宋老师、“我”和很多人喜欢的地方。然而，它却毁于一场大火。虽然它已经不存在了，但精神还在，梦境还在，光亮还在。“烈火熊熊如火炬，照亮了大地与天空。”这样的描述，其实潜含着某种1深层的含义。

那个独特的梦境，是一种意象。“我”做了一个梦，一个有关教堂的梦，一个有关教堂里壁画的梦，一个有关母狼肚皮下两个孩子的梦。“天亮后我将这个梦告诉了三婶，我看到三婶的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彩，我知道三婶相信这个梦，我也相信这个梦。”后来，他们根据梦境去寻找，果真找到了狼，也找到了失踪的孩子的衣裳。这说明，这个梦，是神灵的一个启示，也是来自教堂的一个启示。

三婶特制的火把，也是一种意象。源于狼害怕火和光的传说，三婶特意制作了两个大大的火把，“三婶将捆绑了一层布条的狼牙棒放到锅里翻滚浸泡，然后提出来晾干。”“三婶在晾干的狼牙棒上，又缠上一层棉絮条。然后再用铁丝缠两道。”“三婶将缠了棉絮条的狼牙棒放到蜡水里翻滚浸泡。””就这样，一层一层地裹，一层一层地缠，一层一层地浸泡，最后制作出两根前头粗大，提起来坠手的”火把；并且让“我”带上一个大大的手电筒。果然，那狼害怕火把，也害怕光照。“在强烈的手电光和两支火焰凶猛的火把照耀下，那一窝狼，紧紧地贴在一起。”三婶“挥起斧头，对那公狼的脑袋劈下去，那两只碧绿的眼睛瞬间熄灭了。”在这里，狼怕火光，怕照明，也是一种意象，一种暗示。它暗示了火光和光明的某种来源，只有深刻体会才能知道它的滥觞。

《晚熟的人》莫言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8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 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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