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别人40多岁能生，我就不行？”坐在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的诊室，医生一句“可以考虑放弃”的建议，仿佛按下了张燕（化名）情绪的开关，泪水混杂着不甘又委屈的情绪奔涌而出。

张燕再生育的念头一直被强烈的情绪所推动和裹挟。在周围人眼中，46岁的她有个典型的幸福之家，自己和丈夫都算事业有成，上高中的女儿平时住校，不太需要操心。但正是女儿的离家，让她“特别想要一个孩子”。

“没有了孩子，家都不像家了，太冷清，没有活力。”张燕感叹，女儿住校后，家里只剩自己和丈夫，丈夫出差时她只能一人独守空房。只有女儿周末回家，一家人重新聚在一起时，张燕才能嗅到久违的家庭的温暖。

去年起，两个年纪相仿的朋友陆续追生了“老二”，仿佛点燃了张燕再次当妈妈的斗志：“既然她们能生，我也能。”张燕采取了试管婴儿助孕，一度让她志在必得。然而在当地医院5次取卵均告失败后，情绪步步走低。期待、焦虑、悲痛、不甘、自我否定，周而复始，直到崩溃的边缘。到省城的专科生殖医院，成为她最后一根稻草。

“看起来是情绪没调整好，其实根源在观念。”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副院长盛燕有30多年辅助生殖经验，遇到问诊者诊间情绪失控的情况不计其数。在她看来，这些看似无法摆脱的困扰，许多是在错误观念的引导下钻进了“牛角尖”。

首先是技术观。“技术的进步给了部分人‘技术万能’的错觉，觉得只要想生，总能通过某种手段实现愿望。”盛燕坦言。对技术的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再先进的助孕手段也无法解决所有的生育问题，高龄就是其中之一。盛燕表示，无论是自然怀孕还是助孕，怀孕的成功率都是随着年龄增长显著下降。女性一旦超过45岁，不仅自然怀孕极其困难，即便是助孕，成功的案例也属罕见，临床上一般不到5%。极少数“好孕”的也不意味着大功告成，其胚胎异常率、流产率远高于年轻女性，出现出生缺陷比例也相对较高。因此45岁以上女性如果想要接受助孕，必须经过全面评估，超过50岁的，就要接受无法助孕的现实。

再就是生育观。生育，原本是传递爱与生命的本能。不过盛燕发现，许多就诊者的生育目的却是大相径庭。有的是为了排遣孤独寂寞，希望通过生育改变生活；有的执着于多子女，认为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不够圆满；有的是羡慕或是跟风，觉得周围人都生了，自己不生一个，好像少了点什么；有的承受了家庭的压力，丈夫或是老人希望再添子嗣。

不论目的如何，一旦将生育与自己甚至家庭的幸福划上等号，当事人就很容易心态失衡。比如寄希望于生育改变生活、工作状态，改善夫妻关系等，往往是缘木求鱼。相反，拥有积极健康的生育观，看似不幸的家庭也暖意融融。盛燕就接诊过这样一个家庭。丈夫每次都会陪同不孕症的妻子一起就诊，公婆体谅儿媳：“没有孩子没关系，只要你们小两口幸福就好”。尽管长期未能如愿助孕成功，但这个家庭的关系一直亲密和睦。

“生育并不是个人或是家庭幸福的决定因素。”作为生育的专家，盛燕常常跳出生育来看生育。她说，在国内，不孕家庭占比约在10%，其中又有约20%即便是助孕也无能为力，不得不面对没有亲生子女的人生下半场。数字是冰冷的，但生活要有温度。“孩子只是家庭的一个小部分，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幸福。没有子女的享受自由洒脱的幸福，有子女的享受承欢膝下的幸福。”面对未能如愿的就诊者，盛燕常常这样宽慰她们。成年人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情绪、利益纠葛，都是生育不能承受之重，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和幸福寄托在孩子身上，成年人应该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盛燕，主任医师，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副院长兼临床主任。山东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临床学组组长，山东省医学会妇幼保健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优生与不孕防治创新发展联盟副主席，国家辅助生殖技术评审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九届专业委员会委员。 1985年毕业于吉林医学院，潜心致力于妇科临床、科研与教30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1998年起从事生殖医学工作，在妇产科学、生殖医学方面具有较深造诣。擅长诊治女性不孕不育，特别是在人工授精及试管婴儿等辅助生育技术方面有独到之处。发表论文30余篇，参编学术专著5部，获奖科研多项。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李振 报道）

责任编辑： 张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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