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书写到生态叙事

从乡土书写到生态叙事

——论谭登坤散文的创作转向及意义

马子清

一、从乡土书写到生态叙事

中国当代的散文创作中，乡土散文与生态散文代表了两个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重要维度。乡土散文往往以故乡风景、童年记忆、传统生活为核心，承载着作家对故土的情感依恋与文化认同，而生态散文则将目光更多投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环境变迁、生态伦理以及人与自然共同体的构建。从早期散文集《马颊河十二月》《在村庄》《我们的粮食》到今年出版的散文集《大地的隐语》，谭登坤的描写重点也从着力于鲁西平原农耕生活图景的诗意呈现和情感书写转向深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体现出鲜明的生态文学自觉意识，这一条从乡土书写向生态叙事转变的创作路径不仅是作家个人创作风格的演变，更反映了中国当代散文在现代化进程与社会转型期的内在调整与价值重构。这一转向不仅体现在题材选择上，更深刻地反映在情感结构、叙述视角和价值立场上。

一是乡土情结让位于自然本位意识。在谭登坤的《马颊河十二月》《在村庄》《我们的粮食》等过去的乡土散文集里，他着重呈现个体与乡土世界难以割舍的感情，通过对乡野草木和农事的诗意化呈现描绘出一幅鲁西平原农耕图，那些在乡野默然生长的棉、瓜、麦、虫等生灵变得可亲可感，那些锄作、耕种、爬犁等十分辛苦又普通的农事，亦被作家赋予了真实和温润的艺术气息。在《在村庄》一书中，作家毫不掩饰农家的出身和心系土地的情感：“我得承认，我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我的心就在这片土地上，我的眼睛，就盯着我的院子和土地。”而在《马颊河十二月》中，作家更是将自己对乡土的眷恋和深情开宗明义地写在自序中：“我唯有躺在熟悉的土地上，走在家乡的土路上，跟随父亲下地，陪伴母亲纺棉，听祖母的足音，看头顶上的星落日出，风起云涌，我的心里才是踏实的，安稳的；才能吃得下，睡得着。”而新出版的《大地的隐语》，作者仍然延续了一贯的温情笔触，但他不再只是单纯描摹自然，不再把自然作为人类的观察物来书写，而是将自然本身置于叙事中心，更注重描写植物、河流、土地自身的生命状态与生态意义，弱化了人的情感投射，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与独立性。他开始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开始把自己作为自然的一份子，把自然生物当作和人类的共生体来共情，渐觉自己“失去了与大地对话的能力”，并开始忧虑人类长久以来将自身隔离在自然法则之外的思维局限：“疏离源自隔膜，隔膜源自遗忘，遗忘造就无知，无知助推狂妄。”

二是怀旧叙事被生态审视所代替。谭登坤早期的乡土散文多采用回忆性叙述，带有浓厚的怀旧与感伤色彩，在《马颊河十二月》《在村庄》中，作家通过细节再现往昔，表达田园牧歌式的眷恋。如《冬至》《旧衣裳》《鞋底儿》等篇中，过去不仅是叙事的时间背景，更是价值评判的参照系。“我至今学不会善待一件新衣裳，至今不习惯穿一件新衣裳，也至今找不到穿一件新衣裳的美好的感觉。我至今喜欢穿惯了的旧衣，喜欢悉心陪伴我的每一件旧衣，我至今留恋那些生活在旧时光里曾亲我爱我的旧衣。”这里的旧衣已超越了物品的范畴，成为时间与记忆的符号，对“旧”的执着，暗示着作家对故土的连接感的渴望，以及对疏离的现代生活的抵抗。而其生态散文则更注重当下观察与生态思考，如对河流变迁、植物生长、季节循环的描写，不再只是个人记忆的载体，而是试图阐释自然系统的运作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在《大地的隐语》中，大雁行为的变化构成一个隐喻，“它们对马颊河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凄凉的鸣声划过马颊河的上空，它们却不再落下来。”大雁作为生态健康的指示物种，它们的远离是河流生态退化的信号。作者对此进行了审视并且归因：“是我过于贪婪了吗，是缘于我的掠夺吗？我一天一天模糊了所从来，一天一天忘记了所从往，一天一天拉开了与大地的距离。我开始讨厌野草，消灭野草；我开始伐没森林，我开始逮捕野兽，我开始筑起大坝，截断河流，我开始占领每一寸我能够占领的土地。”

三是对生态环境的诗意美化转向真实呈现。其早期的乡土散文常对自然和外部世界进行诗意化、理想化处理，苦难中仍带温情，贫穷中不失尊严，如《马颊河十二月》中的篇目，《喂一穗玉米给自己》中物质匮乏岁月里一穗玉米的慰藉，《冬至》中贫病交加的五奶奶给予的温暖，以及《在棉花白的月光下》中对辛苦农事的诗意描写。在《在村庄》一书的后记中，作者直言，“在我的心里，我的村子，我的日子，它丰厚得像一座金矿，又岂是一本小书所能胜任得了的。”而其生态散文集《大地的隐语》则更直面自然与人的真实关系，包括环境退化、生态危机、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侵蚀等，语言中多了一份冷静的观察与深沉的忧虑。同样一条马颊河，在《马颊河十二月》中，作家“沿着这条河流走呵走，走丢了许多岁月，至今不愿意抬起头来。是它的温情把我惯坏了。”而在《大地的隐语》中，则成为生态危机的直接呈现，“河里的鱼死了，树上的鸟也死了，所有的兽都不见了，就连树木野草，都在一片片地死掉。”显示出对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的真实呈现和忧思。

此外，语言风格的变化也是其创作转向的标识。其早期的乡土散文语言往往带有浓郁的情感色彩与诗化倾向，如“阳光就像一位最有才气、乐思泉涌的音乐家那样，任心曲汩汩流淌。那一行行明净的歌谱如水波，在远天里闪闪烁烁，晃你的眼。”其生态散文的语言则趋向于沉思与质朴，减少了主观情感的宣泄，增加了客观描述的精确与思考的深度，比如“天上的飞鸟，结成逃难的鸟群，在天空徘徊。不时有鸟儿像一枚石子一样，从天空一头栽下来。一声凄厉的鹤鸣，在浑浊的天空飘荡。”前者质朴而柔情，后者冷静而坚实，隐含的是对生命的沉思而非单纯的情感投射。

总之，从乡土书写到生态叙事，谭登坤完成了从乡土散文到生态散文的转变，标志着他从乡土的守护者逐渐成为生态的书写者。而这一转变的原因首先与其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作为从乡土走向城市的写作者，他既拥有与生俱来的乡村生活的内部经验，又有着田野观察的外部视角，这种双重身份使他能够同时深入乡土内部又跳出乡村，从追忆到反思，从接受到质疑，保持着情感依恋与理性反思的平衡与张力。其次，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生活的剧变，生态环境危机的凸显，使作家无法继续停留在单纯的怀旧叙事中，而必须面对更加复杂的现实图景，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此外，谭登坤的这一转向也是散文文体的内在演变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生态散文正是散文面对新的时代问题做出的及时回应。

二、从有声的呐喊到无声的感知

纵向爬梳谭登坤的创作轨迹，可看出从乡土书写到生态叙事是其散文创作的重要转向，若将其置于生态散文大类的横向坐标系中，也可看出其与梭罗、利奥波德、卡逊等西方生态散文家以及徐刚、李存葆、苇岸、艾平等中国当代生态散文名家的不同在于，从呐喊到隐语，从宏大到微观，从预警到对话。

在将《大地的隐语》置于生态散文谱系中分析之前，有必要梳理其思想资源。梭罗的《瓦尔登湖》代表的是个人主义的自然观，梭罗通过两年退隐自然的个体实验，探讨简朴生活与精神自由的关系；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开创了土地伦理观念之先河，提出“像山那样思考”的整体生态观；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则确立了生态批判范式，以科学数据和文学形式揭露现代工业和化学制剂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中国当代生态散文对这三种传统进行了选择性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徐刚的《沉沦的国土》《世纪末的忧思》明显继承了卡逊的批判精神，但将批判对象从化学污染扩展到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生态灾难，抒发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李存葆的《大河遗梦》《绿色天书》则更接近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但增加了文化历史维度，黄河、泰山不仅是自然存在，更是文明象征，其生态危机被解读为文化危机；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最接近梭罗传统，但剥离了个人实验色彩，代之以中国农耕文明的简朴美学，形成了一种田园生态主义的书写风格。

谭登坤的《大地的隐语》书名本身即暗示了一种范式转换：从为寂静的春天而呐喊到无声地感知大地的隐语，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倾听，从危机警示到沉默的对话。谭登坤在这部新作中展现出不同于上述生态作品的独特定位，在时间维度上，他没有卡逊和徐刚的紧迫感，而具有一种长时段的生态耐心，顺应大地自身的运行节律；在空间维度上，他放弃李存葆文化地理的书写，转向日常空间的生态发现，他的笔下没有黄河泰山这样的文明符号，村庄周边的田埂、沟渠、林地成为其解码对象；感知方式上，他不满足于梭罗和苇岸的视觉观察，建构起多感官的生态感知系统，大地通过色彩、质地、气味、声音传递信息，这些隐语需要训练有素的感官才能破译。

谭登坤在《大地的隐语》开篇即提出核心命题，即大地从未沉默，只是我们丧失了聆听的能力。这一命题包含三层含义：首先，大地具有内在的表达系统。不同于《寂静的春天》中自然因人类破坏而寂静，谭登坤认为自然始终在表达，只是表达方式非人类语言，期待着人类的解读：“这些貌似笨拙的大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我的头顶上，不知疲倦地书写，实在是一种昭示，一种召唤，期待着我的解读。”其次，这种表达具有整体性特征，一片土地的植被构成、土壤颜色、昆虫种类共同构成意义网络，需要整体解读。《河之巫》集中体现了这种整体性：老人识鸟兽，尝百草，能用简单草药治愈疑难杂症，他对河水的理解深刻而独特，“这一湾河水，清晨取饮为甘泉，日落取饮则为毒药”，老人对药性的判断不仅基于草药本身，还会综合考虑采摘时间、地点、煎煮所用河水的位置等多种因素，他对于水的论述尤为精到：“眼前之水，它跟上游、下游的河水，是一样的吗？它流过一座大山，它沾染了大山的脾气；它流过黄土，它又染上黄土的颜色……”这种认识与流域生态学科的复合生态系统研究不谋而合。第三，理解隐语需要主体转换。这似乎呼应了利奥波德的“像山那样思考”：“我现在想，正是因为鹿群在对狼的极度恐惧中生活着，那一座山就要在对它的鹿的极度恐惧中生活。”但与利奥波德式的拟人化思考不同，谭登坤提出了更具体的实践方式，不是站在田埂上看庄稼，而是想象自己是一株麦子，根系如何寻找水分，叶片如何调整角度捕捉阳光。这种主体转换式的生态感知，区别于主客二分式的观察。

生态散文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消解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元对立，而谭登坤在文本中首先完成的正是感知方式的重构。他摒弃了人类作为自然观察者的传统定位，转而以参与者甚至学习者的姿态进入自然。在《大地的隐语》中，这种感知重构尤为明显。如《河之巫》展示了一种未被现代理性规训的感知方式。老人“不光是用眼睛，用手脚，用马颊河留给他的那条知冷暖燥湿的老寒腿，更用他在马颊河大堤上一场接一场的梦游去与一条河幽会。”梦游作为一种无意识的行为，突破了理性认知的局限，突破了文明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屏障，让双方在沉默的感知中完成了灵魂的拥抱。麻雀在霜雪上留下的脚印被作者视为自己一串竹叶似的符号，却不得不承认终不能揣度其意。这种感知能力的有限性似在启示人类不再是意义的赋予者，而是意义的追寻者。更深刻的是，作者将这种感知无能归因于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异化：“我在什么时候，丢失了那把钥匙？在什么时候，失去了一份敏锐，在什么时候，丢掉了与大地交流的本能呢？”这种自我诘问，引发我们更深刻的思考，即生态危机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感知方式的危机，当人类失去解读大地隐语的能力，也就失去了与自然对话的可能。

三、作为方法论的生态文学

提到生态散文，自然离不开生态文学。早先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的界限并不鲜明，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等，一方面描写自然的四季更迭和简朴静谧，一方面透露出对城市生活的逃离和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渴望，直到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问世，对19世纪以来人类的工业化行为对自然的索取和伤害进行了深刻反思和鲜明批判：“但愿人类能够随着时间长河的滚滚向前而有所长进。你们这一代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你们这一代必须直面现存的环境问题，而不是无视或逃避它们。”这本书在西方国家引发了生态思潮，并在欧美催生出生态文学这一新的文学范式。中国的工业化比欧美要晚，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也较迟，直到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随着对自然的过度索取，生态问题开始显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愈加紧张疏远，精神世界也愈发空白荒芜，大家才开始正视生态问题并寻求良方，一部分作家注意到了梭罗和卡逊等人的作品，国内开始出现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生态散文家，如上述提到的徐刚、李存葆、苇岸，以及艾平、傅菲等作家。这些作家汲取了梭罗、利奥波德、卡逊等人的生态思想，在中国逐渐形成了生态散文的创作趋势。

关于生态文学，生态研究学者王诺曾做过定义：“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他在《欧美生态文学》中进一步概括了生态文学的几个特征：第一，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第二，生态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生态责任是生态文学的突出特点；第三，生态文学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文明批判是许多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第四，生态文学是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地球与人类的未来的文学，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许多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第五，生态文学是从事并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自然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和交融性原则是生态文学进行生态审美的主要原则。

从这些特征不难看出，《大地的隐语》可算作典型的生态文学。谭登坤通过细腻的叙事，将自然以一个万物有灵且平等的生命共同体形式呈现，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关系进行了重构。当作者救助白鹤时，他并未采用居高临下的拯救者姿态，而是以平等的姿态与鹤交流：“我轻轻抚一下它的高高翘起的前额，告诉它，有勇无谋，可是害死人啊。”救狐之后，他进行了深刻的伦理反思：“没有一只狐，愿意过那种与蚊虫，与众兽争夺生存权的日子。可它们别无选择。”这种反思触及了生态伦理的核心问题：人类对自然的保护常常基于人类中心的价值观，而忽视了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和运行逻辑。

这种修复首先从语言和感知开始。在《大地的隐语》中，作者将自然现象视作自然的隐语：麻雀的脚印是文字，小蛇的游动是符号，植物的分布是密码。这并非要将自然符号化，恰恰相反，它通过承认自然的表达性，恢复了自然的主体性。当自然成为言说者，人类便必须学会倾听，这正是重建生态意识、进行生态修复的首要任务。修复的第二个层面是重建地方依恋。《缘河而居》整辑可视为一份地方志，记录作者与马颊河之间数十年的情感纽带。“河佑我育我，正如大地，半生纠缠。河如巫，也如种在身体里的蛊，让我甘心成为匍匐于它脚下的子孙，个中玄机，参不透，却更拨动我的心弦。”这种长期的地方依恋是生态意识的情感基础，对抗着现代社会的迁移性和疏离感。第三个层面则是循环的时间意识。谭登坤的散文中充满了缓慢的、循环的时间体验，与现代社会线性的、加速的时间形成对比。无论是植物随季节的枯荣循环，还是河流的涨落节律，或是老人日复一日沿河的梦游，都呈现了一种与自然节奏同步的生命状态。这种时间体验本身，就是对现代性时间的抵抗，这种缓慢的循环的时间意识为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逻辑支撑。《大地的隐语》虽然不是提供解决方案的手册，却是一本重建与自然共存能力的指南，通过解读、尊重土地的语言，人类或许能找到与自然和解的路径。

马子清，《时代文学》编辑部主任，山东大学博士生，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作品和评论见于《人民日报》、中国作家网、《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百家评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