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纪事
　　　　□ 王修滋
　　驱车千里，只为给那座默然的坟茔，培几锨新土。
　　那坟茔里长眠着的，是我81岁的父亲。父亲是前年7月辞世的，按老家的习俗，头一个清明是不过的。所以，我虽已年过半百，为自己亲人过的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清明节，是在今年。
　　我关于清明节的所有记忆，似乎只是初中阶段每年一次的全公社范围的中小学生祭扫烈士陵墓。还记得，那时的仪式是隆重的、简朴的，气氛是庄严的、肃穆的。而仪式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代表发言，几乎被哥哥和我包圆了，他初中两年，我初中两年，一年没落。这于我那个贫弱却倔强的家庭而言，是一种荣耀，一种激励，或许更是一种宣示。
　　每届此时，总见父亲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一边不动声响地帮我穿上母亲提前浆洗好的衣服，衣裤虽已破旧甚至打了补丁，但穿在身上，却是板正的，是干净的，感觉是簇新的。母亲亲手为我揣上刚从热锅上淋的香喷喷的葱油饼，父亲为我斜挎上用粗布缝制的绿书包，把老师为我撰好的发言稿小心翼翼地塞进书包，目送我上路，这就让我颇有了些雄赳赳气昂昂的架势。如今，四秩已逝，那情景，我仍记忆犹新，而父亲默默的关爱、无语的温暖，已深深地镌刻进我的心里。
　　父亲的坟头旁，一株松柏挺立着，像是刚刚被人扶正过。姐姐解释说，前些日子，妈夜里入眠后常感觉有人把手搭到身上，晨起又百思不解。忽一日，母亲喊来姐姐姐夫，说：赶快去茔地瞅瞅，是不是你爹的坟头上落了什么东西。姐姐姐夫哪敢怠慢，疾步赶去，果见一株松柏被风吹倾，斜倚在了坟头。回家一番叙述，母亲适才如释重负。
　　父亲五岁丧父，青年丧母，生活的不堪承受之重，让他越发沉默寡言，与人友善，与世无争。成年后我们哥儿俩每每用贵人语迟和善胜不争来逗父亲，父亲总是笑而不语。虽然时常沉默甚至有些木讷，但父亲却心灵手巧且乐于助人，补个锅锔个盆的，修个农具理个发的，随便谁家招呼，他都有求必应，只是悄悄干活，大多默不作声。
　　跪在父亲坟前，我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前尘往事如缕缕片羽徐徐掠过心头。父亲因为上过六年学，便被村里视为文化人儿，不仅常年在果业队里做技术员，又做电工、当兽医，还曾被公社借调去管了一阵子有线喇叭线路的维护。用母亲的话说，一辈子没下过大力，书都念到别人肚子里去了。对母亲的唠叨，父亲从不反驳，依然沉默寡言，依然与世无争，也依然倒头便睡。但心里，却始终念叨着这个家，挂挂着三个子女。
　　那年我上初一，赶上公社放露天电影，放学后便撒了欢儿地奔向父亲在公社的临时住处。一进屋，父亲先是一愣，接着变戏法似的将刚打回来的一饭盒冒着热气的雪白的大米干饭连同炒菜端给了我，静静地看着我吃光、舔净，擦嘴、抹袖。事后若干年忆及此事，我才懊悔不已，敢情父亲那晚根本就没有进饭，而父亲默默地注视着我狼吞虎咽的眼神里，唯有慈爱与期许。
　　不俗即仙骨，多情真佛心。初二时，我作为公社文艺宣传队的一员，参加对粮食产量“跨黄河、过长江”村庄的慰问演出，因为道具需要一只手榴弹，而上体育课使用的手榴弹又过于沉重，不便携带和舞弄。我把心事说给父亲，父亲二话不说，转身拿着斧头上了山，连夜对胳膊肘粗细的松树树干进行切割、砍削、打磨、雕琢，又特意用墨汁将前端均匀着色。经父亲加工过的手榴弹，手柄光滑带弧线，弹体圆润呈墨色，模样逼真，又极轻便，博得公社文教和带队老师的交口称赞，我也在老师同学面前大大地得意了一番。可我并不知道的是，父亲为了这枚只是作为道具的手榴弹，一刀一刀地刻，一遍一遍地磨，足足忙活了一个通宵。其实父亲的此类杰作远不止这一件，像二胡的弓子，红缨枪的矛头，还有军帽上几可乱真的红五星……沉默中，父亲独享着自己的劳作；劳作中，父亲分享着自己的快乐。
　　大学毕业后我做了记者。头一次回家乡采访一个叫张家埠的文明村，采访成稿后，县里派吉普车送我回村看望爹妈。天正下着细雨，恰巧村至乡里的土路正在维修，泥泞难行，无处下脚，吉普车窝在离村头一两里地的地方动弹不了。直到离开家时，雨才停住。父亲早已将我沾满泥巴的皮鞋擦拭干净，又将自己的胶鞋套到我的脚上，手里拎着我的那双光亮如新的皮鞋，默默地一前一后将我送到车上，默默地看着我脱下胶鞋换上皮鞋，默默地目送着吉普车远去。后来母亲说，回到家，父亲眼里还有泪珠在滚动。
　　艳阳下，花圈上的绢花熠熠闪光。一阵清风吹过，陡然间，父亲的身影似乎在我眼前隐现，并渐渐清晰、明亮、高大起来，继而焕发出人性特有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