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笔
□ 王月鹏
　　每年到了渔灯节这天，初旺渔村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人们从不同地方涌向渔村，大街小巷停满了车，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招待客人，整个渔村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渔灯节是胶东渔民的一种祭海习俗，主要流传在烟台开发区境内的十多个渔村，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渔灯节那天，渔民们抬着渔灯、鞭炮、大鲅鱼、猪头、饽饽等祭品到龙王庙或海神娘娘庙送灯，再敲锣打鼓，抬着祭品到自家船上祭海，最后到海边放灯。渔民陆续到自家船上祭祀的时候，秧歌队已经进了码头，鼓声、号声、鞭炮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如浪似潮。码头，船上，人山人海。到了下午三点左右，鼓乐停止，鞭炮渐渐稀少了，被掩盖的海浪声又开始哗哗作响。
　　夜幕降临，开始送渔灯了。渔灯制作精巧，一般是用萝卜、胡萝卜刻制或用白面捏制，内设油盏，用“仙草”缠棉絮做捻，倒入蜡油，现在改用蜡烛。渔灯渐远，宛若星光点点，整个海面都变得迷离，温馨。村子的上空燃起了烟火，起起落落，遥相映照。跟白天的热闹相比，此刻的大海与渔村变得安静了许多。这安静里，有着渔民的思念与祈祷。
　　渔灯节起初是为了求平安的。人在海上，安全是最大的事，很早以前的安全没有任何保障，只能听天由命。只要刮风下雨，妇女就在家里提心吊胆，担心海上出事。据村里老人回忆，经常是上课的时间，学校里就有人被叫出了教室，然后哭着往家走。看到这一幕，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村里又有人在海上遇难了。
　　在没有罗盘的年代，渔民在大海里是依靠观看天象来判断方向的，这里面有一份对于未知的、不可及的事物的敬畏。想到茫茫大海，想到这个百舸争流的时代，“渔灯”显然具有别样的隐喻意味。
　　渔民在最原初的生活里，需要渔灯，并且把渔灯作为一种信念坚持下来。烟台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作为新时期的一个特殊经济区域，在开发建设过程中，何尝不需要文化的“渔灯”？从这个意义来看，“渔灯节”不仅仅是民俗层面的城市名片，更应该成为一个城市的内质。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内质将会越来越绽放光芒，不是耀眼的光，是那种不管遭遇什么磨难，终将烛照并且引领那些行路者的光。
　　烟台开发区所在地，改革开放之前还是小渔村，如今变成一座新城。渔灯节所依托的载体，不管是海洋渔业还是乡村传统，都在日渐消失。
　　初旺渔村在开发建设中被保留了下来。我的工作单位距离初旺渔村有三十多公里的路。我时常坐在办公室想像那个渔村就在我的面前，每当谈及城市规划与发展之类的话题，我就想到了那个渔村，觉得它是应该保留下来的。这个想法，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审美的念旧情绪。当我走进初旺渔村，当我与这个渔村的渔民打成一片，我才真正理解了这个村子，理解了这一群人。我们对他们的想像和预期，有很多不对称的地方，而所有的结局，也许都可归结为“变化”所致。越是处在变化中，越要有所不变。有经验的老渔民，在风浪大作的时候，通常会更加用心地固定好自己的锚。
　　城市灯火通明。很难想像，没有灯火的城市夜晚，我们该如何度过？而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渔民在茫茫大海上，没有灯，看不到方向，只能凭着经验和感觉，在风浪中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一位老船长曾经亲口向我讲述了他14岁那年在海上迷路的遭遇，是一盏灯，指引他找到回家的路。在茫茫大海上，一盏渔灯给予夜航者的温暖，是语言难以表达的。
　　渔民在海边放走渔灯，明知它们并不能走远，依然一辈辈坚持做了下来。在初旺渔村，我先后采访了五十多位老船长。这是一些到大海中去，从大海中回来的人；这是一些经历了大海，内心藏有风浪的人；这是一些并不言说风浪的人。海是他们生活和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对待海的态度，即是对待生活的态度，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大海息息相关，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都有确切的自我要求。对大海，他们始终怀有一颗敬畏之心。那个老船长说起他第一次出远门打鱼。那是1975年，他带船队去舟山，十条船，一百二十多人，在海上跑了三天四宿，那时没有导航，只靠一个罗盘。海上起雾了，隐约可以看到西边一片灯火，抛锚，天亮雾散后，打听当地渔船，知道这就是舟山了。上岸后，当地渔民很热情，像自家人一样亲。他们在舟山待了两个多月。他讲起了当地流传的故事：船老大双眼失明，在船上一不掌舵，二不拿篙，既不能观天，也不能看海，但是他有神一样的本领，睡在船舱里，听水响就知道海底沙高浅，听鱼叫能知道鱼说的什么话，海鸥从头顶飞过他能知道公母。手朝舱外一伸，就能知道刮什么风、多大风。更神的是他尝尝海底泥，就知道船来到了什么地方。有个新来的船工不服气，把开船时锚齿上的泥抠下一块，递给船老大，让他判断一下船到了什么地方。船老大接过泥来一尝，皱着眉说：“怪了，船走了两天怎么还在港里？”在舟山的两个多月，他没有亲见过传说中的“船老大”。后来，他把中国的海岸线基本转遍了，所到之处，都在传说不同版本的关于“船老大”的故事，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船老大善于发现鱼群，每当发现一处鱼群，他就把别的渔船带去，然后自己又去寻找新的鱼群。所以在当地渔民中，船老大的威信比任何人都高。他说有一种鱼叫“离水烂”，繁殖力极强，以前家家户户都提着篓子在海边捡这种鱼回家喂猪，现在全捕光了，一条也看不到了。以前海水质量好，水里的鱼子都清晰可见。看过去的老照片，海滩上白晃晃的一片，全是鱼。老船长的表情是平淡的，言语也是平淡的。他在海上走过的路，原本是由风与浪组成的。时光滤去了当年的风浪。生活在这个渔村，村里的一切早已内化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最真实也最素朴的情感。
　　渔港码头曾是初旺通往外面世界的必由之路。如今村里也通了公交车，各种车辆停满街头。偶尔可见渔民修网的情景。水上的捕捞工具和路上的交通工具同时占领这个渔村。在居民安置小区，我听到那些已经住进楼房的老渔民说，每年仍要回到村里过渔灯节，虽说不如以前热闹了，好歹有这么个活动，心里有些安慰。
　　当我们谈论渔灯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在谈论什么？
　　是在谈论历史与未来。是在谈论理想与现实。也是在谈论创新与传承。对渔灯文化的观照，理应放在改革开放与城市化进程这个大背景之下。关于渔灯的一切，都可归结为对于一座现代化城市的观察与反思，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小渔村里的开发区”，以及“一个开发区里的中国”，它们互为背景，是有潜在关联的存在。
　　“中国渔灯文化之乡”授牌仪式那天，海边风很大，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冷。当地的一个熟人从车的后备厢里拿出一件军用大衣，借给我穿，他说常到海边的人，是知道给自己准备一件棉衣的。我穿上棉衣，感觉暖和了许多。此前，我曾经以为自己也是海边的人。“海边”对我来说，是一种漫步，一种审美，甚至是一种所谓的抒情；而对于渔民，“海边”是最真实的日常生活，是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境遇。
　　在烟台开发区，居民陆续搬进了楼房，渔灯节的几个代表村落，比如山后陈家村、山后李家村、山后顾家村，都已搬迁了。在初旺渔村的那段日子，我每天都会散步到那几个村落，在那里站一会儿，然后掉头往回走。搬进了楼房的渔民，生活方式改变了，渔灯节也随之发生改变，它更多地成为一个怀旧的节庆。走在锣鼓声中，我看到一个老渔民把一盏渔灯放入大海，然后站在原地，沉默地面对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