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的光

《文史哲》的光

2021-05-24 大众日报 12版

  □ 逄春阶
  我的“观星”专栏十八年前开设时,主要是观演艺明星,后来扩大到体育明星、文化明星、学术明星等。杂志可不可以观一观呢?我想到了创刊70年的《文史哲》。这绝对是耀眼的学术期刊明星。
  我曾自费订阅《文史哲》十几年,杂志创刊65周年时,编辑部还奖给我一本精致合订本。
  《文史哲》的光泽,是几代编辑人员守正创新、薪火相传滋润、打磨出来的。
  60多年前,山大学子李希凡和蓝翎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向红学家俞平伯提出挑战,受到毛泽东的肯定,被誉为敢于向“大人物”开火的“小人物”。我有幸采访过已成为著名红学家的李希凡先生。“小人物”不小,格局不小,境界不低,因为他在乎小人物,在乎小问题,在乎小细节。我对李先生的专访《<红楼梦>“揭秘热”让我感到悲哀——答<大众日报>记者问》收到了《李希凡文集》中。我还收到了他专门给我这个“小人物”寄来的那本文集,让我很感动。
  《文史哲》的首任社长是华岗,副社长是陆侃如、吴富恒。华岗、陆侃如二位先生就不用多说了,他们倡导“理愈辩愈明”理念,开风气之先。单说吴富恒先生,“文革”结束后,为恢复《文史哲》,吴先生奔走各方、筹集经费、寻找更多援手,他自任编委会主任,亲自筹划、审稿,使得《文史哲》再度闪光在学术前沿。我没发现吴富恒为《文史哲》奔走的细节,但我听过他为另一本杂志操心的故事。
  9年前的7月2日,我在山东大学采访了刘大钧先生,刘教授讲了一个为办杂志筹钱的故事。“我是典型的书呆子,办《周易研究》杂志,没钱,想让某出版社帮着印。我跟吴富恒校长说了一下,吴校长爽快地答应了,我们一起去那家出版社。吴校长一说明来意,人家就开始讲自己的困难,我们听着,恨不得身上有几块钱掏出来再给人家留下,更不要说跟人家要钱了。人家讲得这么困难,吴校长非常认真地听着,点着头。讲完了以后,吴校长最后说,咱们都有困难,一起克服吧。出来以后我对吴校长说,我真没想到是这个结局。吴校长说,你一找我,我就知道是这个结局。我说,校长既然早知如此,那为什么还跟我去?吴校长动情地说:世上有很多事,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些事情明知道办不成也得去办,因为咱们做的是‘义举’,看上去很傻,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贤人之愚。这样的‘义举’并不是谁都有机会做的,今天你让我和你一起来,我就能和你一起做一件‘义举’,我很高兴。这样的事情要是做多了对我们的身体、家庭,对我们的各方面都有好处,这不就是《易经》上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嘛!”
  吴富恒先生早年留学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用不到两年的时间拿到了硕士学位。他的美国朋友、恩师,甚至他的美国房东都劝他拿下博士学位。但他决心已下,1942年中止学业,毅然回国。有赤子之心,干什么都有股劲头。
  筹钱的事儿给了刘大钧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办刊物的劲头更足了,只要做的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经学研究有意义的事,就一定坚持做下去。后来继续筹钱,把《周易研究》撑下来了,办成全国唯一的一份公开发行的《周易》研究杂志,这也是四书五经中唯一的专经研究刊物。
  我想,正是以吴富恒先生为代表的《文史哲》编辑的“贤人之愚”,才成就了这本厚重的杂志。
  我是个报人,不是学者、教授,为何还读《文史哲》呢?说句老实话,《文史哲》上有些文章,我是硬着头皮读的。但唯其难啃,才耐着性子捧起来。小说、诗歌、散文,对我来说,好比稀粥、面汤,属软性食品, 但像《论意义的意义》之类的哲学论文拿过来,有点儿似懂非懂,我能看懂一半。这些好比硬面火烧,属硬性食物,它嚼着费劲。这样的论文,初读糊涂,但绝非一无所获。相反,我却觉得他们激活了我那僵化的思维,无形中磨砺了我那思维的牙齿。由糊涂引发的惆怅和恍惚,充实了原本麻木的心灵。
  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祝《文史哲》的光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