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于国鹏
　　《上海文学》的“作家讲坛”专栏，在今年5月号中刊出著名评论家许子东的文章《史铁生〈插队的故事〉——最杰出的知青小说》。许子东给予《插队的故事》如此之高的嘉许，是因为“有一些知青小说更加有名，但艺术上可能不如《插队的故事》；也有艺术上同样精湛的小说，但已不再是典型的知青文学。所以史铁生的《插队的故事》是最杰出的知青小说，没有之一”。
　　许子东认为，《插队的故事》与其他知青文学的区别，首先在于“清醒抒情，坦然面对历史”；另一个区别，“就是史铁生既写知青的境遇感受，又花了更多的笔墨描写农民的生态、心态”。
　　知青文学写作方面有许多名家，包括梁晓声、韩少功、阿城等。许子东认为，这些作家主要都在写知青，“但史铁生不是。小说里有不少可以独立成篇章的农民故事，比之前之后的农村题材小说还要具体真实。”
　　具体真实到什么程度呢？许子东说：“小说中的知青讲起明娃、随随这些农民家的事情，就像自己的事情一样。”
　　例如，《插队的故事》中娓娓叙述：在“我”住的窑洞旁边，有个农民叫“疤子”，儿子叫明娃。“疤子那年三十七岁，看上去像有五十。疤子是不大会发愁的人，或者也会，只是旁人看不出。他生来好像只为做两件事，一是受苦，一是抽烟，两件事都做得愉快。疤子婆姨三十五岁，已经有七个儿子。除去明娃，个个都活蹦蹦的，结实着哩。冬天的早晨，雪刚停，五元儿、六元儿站在窑前撒尿，光着屁股在雪地里跳，在雪地里嚷，在雪地上尿出一排排小洞。晚上，一条炕上睡一个排，一个比一个短一截，横盖一条被。这时候明娃妈就坐到炕里去，开始纺线或者织布。油灯又跳又摇，冒着黑烟。疤子或者一心抽烟，或者边抽烟边响起鼾声。”
　　寥寥数笔，几个人物形象、家庭生活场景，勾勒得生动鲜活，跃然纸上。看后也能了解，那时候陕北农村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仅仅是原生态地描写农村和农民，史铁生的小说也不会成为许子东口中的“最杰出”。《插队的故事》还具有“清醒抒情”的突出特点。许子东评价说，梁晓声讴歌“北大荒”：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张承志咏叹“北方的河”想念“绿色的夜”，一往情深；“可是史铁生的抒情小说，却从不激动，十分节制清醒。”
　　史铁生的人生经历颇为坎坷。突如其来的病魔袭击，让他不得不坐在轮椅上写作和思考，这极大改变了他的生活，也不能不影响到他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他对生活的观察多了一些冷静，多了一些维度，思考也更复杂深刻。这些有分量的内容，积累沉淀到写作中，经过思想进一步净化和升华，再加上他含而不露又入木三分的叙事功底，让作品“充满诗意又极其现实”。
　　这大约也是很多人喜欢史铁生作品的原因，有生活的真实又有艺术的真实，看似平淡却蕴含人生百味，在生活的“真”与文学的“美”之间，妙合无垠，意味深长。
　　这是顶级高手的功夫。如果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有深厚的生活积累，没有独到的深入思考，是望尘莫及的。如郑板桥之论画竹，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个层次，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无眼中之竹的积累，何来渗透着独特审美情趣的胸中之竹？无高超的画竹功夫，又如何把胸中之竹纤毫不差地点染成手中之竹？
　　这些方面出类拔萃的佳作不少。由此想到了一部老电影《一九四二》。作为一部商业片，这部电影不算成功，票房一般；但从艺术上看，又确实值得称道。电影在再现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尤其演员们的表演可圈可点，所以最终还是斩获了多项大奖。
　　电影以1942年河南遇到大旱灾情为背景，当时千百万民众沦为灾民，生计无着，外出逃难。演好这个时代的这些人物，对演员来说，面临诸多挑战。为了更真实地了解，为了更贴近人物、更像灾民，主演张国立等需要减肥。开拍前，他们少吃饭多运动，张国立一下子减掉了二十多斤。但是，导演冯小刚认为还不够，要求他继续减，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还只能吃一根黄瓜、两个西红柿，加一碗青菜汤。又一段时间下来，张国立已经是形销骨立，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冯小刚这才认可，认为他找到了人物的感觉。拍摄期间，有一次因为实在是太饿了，体力不支，张国立差点晕过去，冯小刚赶紧从兜里掏出一颗巧克力，张国立吃下去，慢慢缓过劲来。旁边也是一身逃难装扮的徐帆，看得泪花点点。张国立以为徐帆是担心自己，赶紧安慰她。想不到徐帆说：“我也饿，我也想吃。”
　　有生活，有演技，还要有付出，有牺牲，这才成就了这部作品的独一无二。
　　像《插队的故事》《一九四二》一样，优秀的作品，无论文学还是艺术方面，其特点和成长过程都是相似的。一部作品，如果没有生活，缺乏生活的逻辑，表达不出生活的本质，讲故事的手段又很拙劣，还想着赚口碑、挣钱，那确实是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