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逄春阶
　　我跟陈中华是大众日报同事，又都好喝酒吹牛写小说，常常相聚。十几年前，他成了全国新闻界典型。我想敬而远之，谁料走得更近了，接近他，是他的真、执着和坦白吸引了我。
　　原来全国典型也这么可爱啊。举一个小例子，陈中华去北京领奖，领导要接见他，他问我：“你说领导跟我握手，我是左手握，还是右手握？”我说咱没握过没经验。等他领奖回来，我问他，是哪只手握的？他说：“一激动，也忘记是哪只手了。”隔了一个星期，他根据领奖经历写了个短篇小说。
　　15年前，陈中华查出鼻咽癌，一次次化疗，其中痛苦常人难以想象。他忍着剧痛，在病床上撰写“病房日记”，我去肿瘤医院看他，他把日记拿出来。密密麻麻的本子上，是跟病友聊天的记录，分门别类地整理的。这都成了他写小说的素材。
　　出院后，我们一起采访，他因化疗破坏了味觉，口发干，要常常喝水。由于癌症后遗症的影响，往往要侧着耳朵，才能听清问题。他忘我地采访每一个遇到的人，我都忘记了他是个病人。有一年我们到天津采访，为了一件小事产生争执，吃饭时争论，临上火车了，还在争论，我争不过他，气得把采访本在桌子上一拍，抬腿就走。回到家，我一摸采访包，坏了，采访本大概丢在天津了。这可咋办？正一筹莫展，老陈电话我：“是不是找不到采访本了？”我说是，老陈给我收起来了。到了他家拿到采访本，高兴了五分钟，又开始争论。唉，我已经把老陈当成了健康人，没把他当成癌症患者。现在想想真的很后悔。
　　他的采访本用的比我多。他两面用。前面记采访的内容，工业、农业、民生、社会各方面的新闻素材，一一记录。本子的后面，记录的则是采访中的一些感悟，一些细节，比如他记录某县县委办公室主任房间里的一盆花，或者是路上碰到的一统碑的碑文。有一次，他还记录了某公园有个姑娘笑起来鼻尖一耸一耸的样子。后面记录的这些是他写小说的素材。每每看到陈中华的记录，我就想起清代学者章学诚的话：“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
　　陈中华有一帮“穷”朋友，有上访户、钉子户、残疾人等。他是个嫉恶如仇的人，当记者是这样，当作家也是这样，后来当了省政协委员，也是敢于发出谔谔之声。他活得很真，绝不在老百姓的疾苦面前装聋作哑，熟视无睹。
　　老陈曾经干过《作家报》的副总编，后来因为报纸重组，他成了一名普通记者。我们一起聊天时，他说自己也想当个官儿，五十多岁了，被人称呼“陈老师、陈记者”，而不是“陈总、陈主任”，觉得很没面子。可是一到新闻现场，他就什么也不顾了，冲在最前面，记得也最全面，批评侵害老百姓利益的稿件绝不留情面。等闲下来，说起想当官的事，又觉得十分可笑，不纠结，不痛苦，泰然前行。他把自己的心理波动，无情地解剖，从自身上挖掘官本位陈腐思想的根源，写成了随笔。
　　“我想结结实实写部长篇，获奖不获奖，还在其次，我要写出来。”老陈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春阶你不勤奋，喝酒耽误时间不少，得做个计划。”老陈不止一次地劝我。“缺乏深度，单纯讲个故事，不是小说家该干的事儿，思考得有锐度。”老陈不止一次地对我的习作点评，我本来想求他表扬表扬，他却直指我的要害。偶尔的，我觉得写得不好的小说发表了，不敢拿给他看，他却看了，说：“这篇写得好，还有点儿味道。”如今，老陈走了，还有谁能劝我？还有谁能指出我小说的不足？还有谁能鼓励我？
　　一直记得有个深夜，我俩喝多了酒。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时住院，都要死了，你还来看我。”我说：“咱们是同事啊。”他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说：“别说了，这就是真情。”可是，这一次，老陈真的走了，我却不在他身边，想起来就难受。
　　老陈是一颗星，他曾用星光吸引我，我随时到他身边，接受他的批评，他忘记了病痛，给我的是笑脸。而今，他走了，他像一颗星，定在了我心灵的天空。
　　因为爱，所以执着。老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