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志
　　□ 张炜

　　达利(1904-1989)，著名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画家，因为其超现实主义作品而闻名。
　　人们愿说这是一个天才的浪子，一个罕见的怪杰，等等。他的特立独行，狂徒般的喧嚣，不仅没有使自己的艺术名声折损，反而因此大大加强。这是他的喜剧还是受众的悲剧，没有多少人给予剖析。我在西方曾亲眼看到拥挤的“达利展”——那时没有一点好奇，只觉得满心悲凉。
　　他曾自比毕加索，说像对方一样，都是不朽的西班牙人。好像真的不朽了，好像真的像毕加索那样，一生丰富斑驳，怪异得不可思议。其实一切还远没有那样简单。上一个世纪的艺术在心灵上的回荡还没有逝去，更没有从遥远的回音壁上折返；不仅如此，嗡嗡作响的现代机器正高速运转，冷静清澈的黎明还没有来临。但是，即便如此，即便在这样特别的时刻，我们也大致可以回眸，可以试着将艺术的水流沉淀一下，把漂浮的泡沫轻轻拂开。
　　大概没有人否认达利的能力，甚至也不能否认他的才华。你可以去看他的《窗边》，还有诉诸画笔的对于“漫无目标的化学师”的描述。他的能力和匠心，也完全可以从一些画作的局部写实中窥见。问题是这些能力是否足以支撑起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因为我们知道“能力”在“伟大”的构成中并不占有绝对的意义——甚至连“才华”也不能算作最重要的因素。除了“能力”和“才华”，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还需要什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条件？这样至大的问题从来都是难以回避的，而这时候却是必要回答的。
　　我们如果将达利对比一下“笨拙的”画家梵高，即可以强烈感知艺术家们的不同，并可明显地评定他们在质地上的差异和分量。还可以对比一下更为“笨拙”的画家卢梭——甚至连他也是沉甸甸的，能够在心灵上冲击我们。而达利既没有燃烧的热烈，也没有那种底层性和悲剧感——完全没有这样的特征和倾向。
　　原来天才的艺术还渴望一种灵魂去引领。到底是什么生命，一旦在先天和后天中注定，就必要在一生的劳作中显现。
　　艺术家在绝望中是要嚎叫的。不顾一切地嚎叫，以微小之躯对应无边的浩渺，真是痛苦。可一切都无济于事，一切都不过如此。痛苦并不因嚎叫而减少，古往今来的艺术之域宛如星汉宇宙，它的无垠之象会依然存在。个体的，一己的，短暂的，消失或记录的，一些区别，一些声音，一些画面，一点印象，仅此而已。达利属于嚎叫者，属于冒死一搏的角色。可惜他的嚎叫首先扰乱的是自己，是耽搁自己的创造，并深刻影响其艺术品质。这只能是一种不幸。
　　由于绝望和失去善意，就必然要失去美。他的许多作品都让人产生极不愉快极不舒服的感觉。有的作品不能不说是令人厌恶的，令人产生呕吐感。更多的是简陋、草率、空泛，耸人听闻，这些在达利那儿不仅完全不是禁忌，而且早已习以为常。可是，我们无论进入怎样的时代，有些道德上和伦理上，以及审美的基本原则是未曾改变的：我们仍然在追求完美，尽管她是各种各样的；我们仍然需要心灵的震撼和启迪；我们也不拒绝艺术中的“痛苦”和“悲剧”，但那会是我们乐于领受的诸多“不快”之一。
　　五花八门的现代，无序和无伦理的现代，使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产生了幻觉和奢望。有人是极乐于与永恒的道德对立，与不变的伦理冲突，与几千年的人类经验抵牾，并且唯恐不炽、唯恐不烈。而这与人类真正的勇气和抗争并无多大关系。争当艺术狂徒的幸福，许多人都想品尝。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似乎真的品尝到了。他们好像得逞了。他们看上去差不多——不，他们俨然是或已经是个成功者了。他们的嚎叫战术已经成功，他们得计了。拒斥，狂吼，公然标榜大谬，立起反叛的大纛，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的战术几乎个个一样，都源于同一个师傅。
　　对于这一切，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淡然漠视，不必过于认真，不必相信。
　　我们只需还以平常心，只需相信其中固有的某一部分，这包括他们的能力和劳动，他们的汗水；还有，他们曾经有或确实有过的那份才华。其他的，大可忽略不计。因为即便在艺术领域，对于那些不劳而获和过分的贪求，我们也不能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