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与山大结缘,是我的幸运||

路遥:与山大结缘,是我的幸运

2021-10-29来源:大众日报 09版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卢昱
  重阳节前,秋意微凉。在山大中心校区一街之隔的山大教职工宿舍,记者专访了94岁高龄的路遥先生。
  作为山东大学首批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国内外公认的义和团史与民间宗教史著名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路遥先生带领研究团队在义和团和民间宗教领域锲而不舍地从事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以此奠定了山东大学作为义和团研究学术重镇的地位。
  一走进路遥先生的家,仿佛置身于一座小型图书馆。四壁环立的高高书架,在静静诉说着知识的沧桑与厚重。路遥先生微笑着同记者打招呼,安排就座。站在客厅的窗子旁,正好能够瞥见山大南门,校内师生正为120周年校庆活动而忙碌。
  此处居所,是路遥先生刻意为之的“选择”。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心路中,路遥先生一直靠山大很近。采访中,这位慈祥的老人多次表示,“与山东大学结缘,是我的幸运”。为人、为学,皆有一股“浩然之气”,或许是山大学子反哺母校的最好方式。路遥先生一直在实践着,在守护历史的同时,期待着未来。
“为什么不告诉我就转到历史系?”
  抗战胜利后,国立山东大学于1946年春在青岛复校。
  “1947年8月,我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能考上山大,连我自己都觉得十分愕然。”路遥先生回忆道,当时高中同学高洁的父亲任国民党海军“中建”号舰长,冬天常把兵舰驻泊在青岛,“我到上海报考时,就住在他家里。高洁的父亲知道我们二人在备考,极力建议一定要把报考山大放在首位。一是青岛乃‘东方的瑞士’,气候好、景色美;再则他的军舰每年都要停留在青岛,有个照应。”
  “当时,山大文科只有中文系和外文系。高洁原在上海的中学读书,基础打得牢,又因英语好,考入了外文系,他能考取是意料之中的。我初、高中都在福州中学,还两次跳级,数理基础很差,我能考上山大实属偶然。”路遥说。
  1947年8月,路遥背着行囊来到青岛,一走进位于鱼山路的山东大学校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挂在办公大楼两侧墙壁上的著名教授名单,一边是文科的,一边是理科的,理科名单中的第一个是理学院院长丁西林,文科这边的第一个是文学院院长老舍。“能在这位知名作家和名师领导下的中文系学习,让我感到莫大的荣幸。”路遥说。
  当时,山大可谓群星璀璨,知名学者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孝纾、丁山、赵纪彬、杨向奎、萧涤非、丁西林、童第周等纷纷应聘来校任教。校长赵太侔聘请杨向奎先生为中文系主任。
  “我对大学时代的那些老师们印象深刻,他们专长不同,性格各异,多有令人敬仰的风范。”路遥回忆说,一些课程采取了“接力上课”的形式讲授,如“中国文学史”由陆侃如、萧涤非、冯沅君分段讲授。此外,还有丁山讲授“中国通史”,杨向奎讲授“群经概论”,黄孝纾讲授“目录学”,赵纪彬讲授“哲学概论”,殷焕先讲授“文字学”等。
  “当时我们的学习‘文史不分’,许多中文系的老师,包括搞文学的、搞历史的,还有一些搞哲学的老师经常聚在一起给我们讲课,让我们感到很新奇:文学里有历史的眼光,文学里也有哲学的理论,所以学了一年后视野就开阔了,原来学问还这么多。我们当时的老师都是很有名的教授,他们的经验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引导学生入门。”路遥至今还能清晰回忆起老师们上课时的情景。
  “冯沅君先生讲课不带讲稿,只带卡片和本子。先在黑板上写提纲,然后拿起卡片一句一句慢慢地讲解。她资料掌握深厚,论述到位、见解独到。内容虽然不多,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同学们很爱听。”路遥说,自己个头不高,每次坐在第一排,听讲极为认真。授课老师讲授的内容,他都会详细记录在本子上。
  “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中国文学史’,很愿意听黄孝纾先生的‘目录学’。尽管黄先生讲课不生动,但我仍然把他的讲授内容一一记录下来。有一次他特约我到他家,我如约而去。他告诉我他祖籍也是福建,我听了感到很惊讶,他的口音毫无福建腔。因都是福建籍,彼此就拉近了距离。”路遥说。
  在此次交谈中,路遥才知道自己与山大结缘的起点。“你知道为什么被山大录取吗?”黄孝纾问路遥。“不知道,因数学考得很差,不知为什么会被录取?”路遥回复说。
  “录取你,是因你的作文是用文言写成,我在阅卷中给了高分,弥补了你数学分的不足。这一级有三名学生文言写得不错,你是其中一个。”黄孝纾解释道。路遥听了之后,感谢不已。在交谈中,黄孝纾还向路遥提出一个要求,能否把在他讲课时的记录借他一阅?“这是因为他每次讲课都不写讲稿,仅靠记忆口述。我坐在第一排,对他的讲授做了完整的记录。我欣然答应,后来我又重抄了一本,留着自己使用。”路遥告诉记者,黄先生不拘一格举荐人才的行为至今影响着自己。
  1949年6月,山东大学创办了历史系,由赵纪彬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杨向奎为历史系主任。“入学时,学校有很多进步的学生社团。比我高一级的文学系学生创办了历史研究社,他们做了影射当时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历史题材壁报。我觉得历史很有用,就参加了进步社团。”这门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吸引力如此之大,路遥在同年秋季转到历史系。
  冯沅君对这位常坐第一排的小伙印象深刻,有一次遇到路遥便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就转到了历史系?”路遥无言可答,只好向冯老师诚挚道歉,但弃文从史的道路,他走得异常坚定。
华岗引领,琢磨治学理念
  路遥先生家的书房,布置得很简洁,除了一张床和一个书桌,余下还是满满当当的书。书桌上摆着摊开的书与笔记本,书页在暖阳的照耀下,仿佛老电影中一帧泛黄的影像,见证着每夜迟迟不熄的灯光。义和团研究的许多成果就是自这里产生,并走向世界。
  如果说弃文从史是路遥走向史学研究的开端,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这本书的启发更像是一把钥匙,点睛之笔般开启了义和团研究的大门。这点睛之人,便是山大校长华岗。
  路遥先生特别提到,华岗其实也是在历史学领域有着突出贡献的知名教授。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岗所撰的两本著述:一是《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出版于1931年,二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出版于1940年。前一本书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说它“收集了许多宝贵材料,是一本好书”;后一本是著述近百年来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因此激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据此华岗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以至五四运动等几大事件成体系地串在一起写成教材,深受师生欢迎。
  “我还记得,华岗在任山大校委会主任期间,还以历史系教授身份为历史系学生讲了一次课,内容就是‘义和团运动’。我们当时感到原来义和团这么重要。当时我即将毕业,毕业分配时我又被留在历史系当助教,后来就一直把这项研究做下来了。”路遥回忆道。
  1951年春,教育部任命华岗为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上任后,头一件事就是给全校师生上大课,所讲的“社会发展史”,是旧大学从未有的课程。“他以马列主义深入阐释了社会历史规律性的发展过程,从而极大地启发了广大师生的政治觉悟,让大家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路遥说。
  历史系的师生认识到要改变旧史学研究,就必须让马列主义占领史学阵地,而探究中国农民战争的推动作用成为首要任务之一。“学术研究首先得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要吸取西方的相关理论,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种,吸纳这些观点时,都要结合中国实际予以中国化,初步建立起自己的思考框架。”在华岗校长思想的引领下,路遥也在不断反思中掌握文献资料、积累专业知识,琢磨自己的治学理念。
  路遥升任讲师后,华岗校长希望他能多同郑鹤声教授接触,以纠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扩充版)一书中引用史料、史实不切实之处。“郑老师的藏书相当多,每个月都要拿出相当多的薪金大量寻购文献材料。他曾有一间藏书屋,真是环壁皆书,目不暇接。”路遥回忆,“那时郑老师写了不少论文,要我帮他提高马列主义理论分析,我为此有幸也得到他的指导涉猎了许多史料。经过了四五年的努力,我的学术功底逐渐扎实起来,至今仍获益不浅。”
  1954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接见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时的讲话,提到义和团运动是“我们50多年来中国走向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运动中,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唯独义和团运动的材料是空白的。
  路遥真正投入到义和团运动研究始于1960年。“当时中国史学会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史的三次斗争高潮。他们希望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由山东省历史学界来领头,山东大学历史系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了。”路遥表示,这个担子实际上很重,义和团运动研究的突出问题是没有太多的文献记载可资参考,“这绝对是一项拓荒性的工作。”
靠“11号车”,
像滚雪球一般展开地毯式普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接到任务的山东大学历史系,考虑到义和团运动发生于1900年,仅仅过去了6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出生的老人还在,所以选择从田野调查入手。”路遥介绍,学校很有远见。当时的校领导、系领导都看到这个问题,必须破釜沉舟、彻底解决,到乡间野外“找米下锅”。
  1959年,山大历史系先抽调了两位教师下到各地摸底,路遥是其中之一。1960年初学校抽调一个正在学习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年级50多人作为主力,教师从郑鹤声教授开始无一例外跟随学生下乡。“由于我在年轻教师中资格最老,又遭过‘只专不红’的批判,所以一直被派到最底层,忙于第一线调查。”路遥回忆,60年代对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地区尚不清晰,而且缺乏交通工具。全体师生只能靠“11号车”(即两条腿走路),像滚雪球一般展开地毯式的普查。
  美国学者柯文曾在书中提出,山大师生当时搜集的口述材料,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也容易构成一种陷阱。口述材料受当时政治和意识压力、采访者在提问上有选择等方面的影响,其价值受到了制约。对此,路遥先生也承认,仅靠学生分头访问记录,难免有柯文所述的一些缺点。
  “调查初期,只能靠分头访问记录。学生们来自不同省份,对地方口音不懂,难免会限制访谈的客观性。但依靠那次大规模普查,终于弄清楚了义和团运动在鲁西南、鲁西北以及直隶山东交界等三个地区的详细活动情况,并由大刀会、梅花拳、义和拳形成义和团最初的组织核心。”路遥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无论有何不足,终究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组织源流梳理出线索,绘成一个符合实况的概貌,也为后期继续调查找出了方向。“这是我们山东大学所作的突出贡献,没有这一成果,可能到今天还是一笔糊涂账。”
  “到了20世纪80年代,再调查就不一样了。因有前期的积累,我们就能制定出比较详细且更加可行的调查提纲。比如对冠县十八村的结构调查,所取得的成果令人关注。我个人认为,20世纪60年代调查的最大不足是在于我们确定要以贫下中农为主要调查对象。失去对一些村庄中知识分子的访问。”路遥说。
  “义和团运动是十分复杂而具有多元性的运动,以往的研究都把它简单化了。它像一面多棱镜,从各个侧面看,都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形状。”路遥介绍。从1960年—1990年的30年内,路遥率领学生进行了六七次大规模调查,积累了近120万字的资料,发表、整理出版了《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义和拳教钩沉》《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等论著。
  根据有说服力的档案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路遥提出义和团运动发生在以山东为主及其毗连的苏北、皖北、直隶东南等四个地区,义和团之组织源于民间拳会、结社和秘密教门,解决了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疑难问题,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我在调查中发现了疑点,即农民反帝的义和团运动为什么其核心组织却与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分不开,而后者却被政府认定为‘反动会道门’。”想要解决这一疑难,促使路遥不断下乡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
  《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一书,是路遥在费时10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足迹遍及山东境内及河北部分地区70多县的乡村集镇。该书对全国几支重要教门的起源、教理、组织形式及其主要发展脉络和活动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开创性研究。路遥先生举例子说,“发生在山东的一贯道,其十四祖王觉一,我们在青州调查时就已取得可信资料。后来,我看到甘肃省公安厅的一份会道门资料,说王觉一于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还活着,并在川陕甘有所活动。为此,我多次去甘肃平凉、武功调查。这个愿望终于在2004年实现了,我获得所需的文字记载。我从最艰苦的田野调查中获得莫大的乐趣,愉快之情实在是笔墨不能形容的。”
“从目前翻译的质量看,
我是很难为你作序”

  一进路遥先生家,映入眼帘的便是路遥先生本人的铜制胸像。雕像上路先生慈祥地目视远方,让人仿佛能看到以往每逢学生毕业时,路先生那欣慰的眼神。这是路先生弟子们在先生九十华诞暨执教六十六周年之时,敬献恩师之礼。
  身为大学老师,路遥对学生的关怀和培养,可谓亲力亲为。他时常告诫学子,历史研究一定要充分掌握资料,坐得住“冷板凳”。特别是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不能鹦鹉学舌。“最受西方学者重视的,还是要靠自己扎扎实实的学术功底而建立起与他们针锋相对的观点体系。开会时他可能会把你驳得体无完肤,但暗中还会视你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别人问我要选择哪一种学风?我宁可选择‘实证派’而不要‘理论派’,当然能做到两者密切结合是最理想的,但很多人达不到。”
  路遥先生是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崔华杰的博士后导师。“从我个人的学术履历看,在学术视野尤其是学术话语表达方面,路先生对我的影响最为深刻。”崔华杰说,2011年即将博士毕业的他,正在翻译伦敦大学狄德满教授的著作《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经博士生导师陶飞亚教授联系,崔华杰有幸邀请到路遥先生为其作序。路先生仔细阅读完第一稿后,便给崔华杰打来电话:“从目前翻译的质量看,我是很难为你作序。”
  “因为同时在写博士毕业论文,翻译得比较仓促。放下电话后,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离路老师的要求差距还很大。”此后的四个月时间,崔华杰把所有工作都推到一边,几乎泡在图书馆,反复进行审校,修改学术语言,终于拿出了一稿交给路遥先生。“这稿达到了要求,路先生欣然作序。同时,他对狄德满教授特有的史料运用方式给出很高评价,并称其为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又一代表作。”
  此外,在每十年举办一次的义和团运动国际学术讨论会中,路先生会邀请很多国外学者到中国参会、研讨。“柯文、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周锡瑞教授、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鲍德威教授等国外知名学者都与路先生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崔华杰说。
  在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中,路遥先生越来越意识到,山东大学的义和团研究一方面要坚持传统的田野调查口述史料,另外一个方面外文史料也要进行系统的挖掘和利用。在路遥先生的力促之下,山东大学于2011年聘请到了狄德满教授作为人文社科一级教授,他是知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懂得七国语言,最终搜集整理了70多万字的西方义和团研究文献资料汇编。“从这个时候,我感觉到山东大学的义和团运动研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我们真正成为了国际性的学术阵地。特别是狄德满先生的加入,对充实既有学术力量和扩大山东大学义和团研究的对外影响力发挥了巨大作用。”崔华杰说。
  “义和团研究涉及到八国联军战争研究、条约签订国相关研究等,都要靠第一手的档案材料,这就需要研究者精通各国语言。”路遥先生说,义和团研究已经走向世界,将来依旧是面向世界,而山大历史系现有的研究团队,急需优秀的外语人才。
  路遥开阔的国际视野以及对史学研究矢志不渝的付出,令学生们钦佩不已。虽不会使用电子产品,但路遥喜欢阅读大量社科类报纸,只要是有关学界的最新动态,都会用纸笔摘录。
  “我每次去路老师家拜访时,都能看到先生坐在书桌前看义和团相关文献的情景。”崔华杰认为,路先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学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