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学泽
　　最近，因为翻译问题，“车站”的“站”字有点火。
　　对“站”字，大家并不陌生，现在人们出行经常坐高铁和公共汽车，上车前都在“车站”等候。谈到“站”，人们还会想到古代的驿，“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代这起著名的“快递业务”，讲的是骑马经过驿站将荔枝从岭南运送到长安。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车站的“站”字，来历非常复杂。笔者的老师，知名语言学家、上海大学教授余志鸿授课时，就讲过“站”字“出口转内销”的故事。
“站”来自于蒙古语？
　　“站”这个汉字，出现得比较晚，甲骨文中没有，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也没有，唐蒋斧藏本《唐韵》最早收录“站”字：“站，俗言独立”；北宋陈彭年、丘雍创作的《广韵》收“站”字：陟陷切，“站，俗言独立。”今天《现代汉语词典》中，“站”字有三个义项：1、在行进中停下来，停留；2、为乘客上下或货物装卸而设的停车的地方；3、为某种业务而设立的机构。这三个义项中，“3”源自“2”，因此“站”实际是有两个义项。
　　唐代才出现“站”字，其“独立”的语义和“在行进中停下来，停留”的意思有勾连，但不同，事实上，这两个语义都和“站着”有关，而在中国古代，最早表示“站着”的语义，是另外一个字：立。立，在甲骨文中，是一个人站在地上，下面一横是指事符号，意为地面。甲骨文的“立”字，既表示站立，也表示站立的地方，本义就是人站在地上。
　　而表示“为乘客上下或货物装卸而设的停车的地方”即“车站”这个语义，中国古代也不用“站”表示，而是用“驿”。“驿”字始见于《说文解字》，此字本义为驿马或驿车。《吕氏春秋·士节》：“齐君闻之，大骇，乘驲而自追晏子，及之国郊，请而反之。”《后汉书·西域传论》：“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后引申为用驿马、驿车等。
　　“车站”之“站”的语义，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方龄贵（蒙古族），在《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中对“站”字有详细考证，认为来自蒙古语。方龄贵指出，南宋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写成“蘸”：“置蘸之法，则听诸酋头项自定差使之久近。”很多学者和方龄贵持相同的观点，认为“站”字来自蒙古语的jam，也作“站赤”(即蒙古语jamcin)。
“站”的蒙古语来自突厥语？
　　但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认为，“站”来自“蒙古语”，但“蒙古语”之前又可能和“突厥语”(属阿尔泰语系)有联系。日本著名语言学家羽田亨(1882年5月15日-1955年4月13日)在1907年发表的名作《元朝驿传杂考》中谈到“站”和“站官”和突厥语的可能联系：《元朝秘史》卷12所载：“漠北施行驿传制度时，已置札木臣及兀刺阿臣于各驿。所谓札木臣者，其为jamcin，换言之，即掌握驿务的人名称。固不可待言也。兀刺阿臣为ularacin，ulacin之对音，或作兀刺赤(ularaci，ulaci)，ulara为驿马，ci系管护人的接尾语，其意不外乎驿马人。初似来自土耳其语(突厥语，笔者注)，后讹为蒙古语。”
　　元代广设“站赤（jamcin)”，设置札木臣及兀刺阿臣。《蒙古秘史》第二七九节：“如今朕颁布定制，由各处千户，派出札木臣和马夫(兀剌阿臣)，在各处设置驿站”。第二八一节：“朕坐在父汗大位上，在父汗之后，做的……第二件事，为使我们的使臣在路上疾驰，以及搬运所需用的东西，设置了驿站”。
　　羽田亨这部著作，将车站称作“驿”；1937年由我国学者何健民翻译后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6卷的第3期和第4期刊出，仍用了“驿”；这是因为日本接受汉文化后使用了“驿”一字。只不过，日本的“驿”用繁体字“駅”来表示，而“駅”更是“驛”的日式简写，都表示中文“驿站”。只是中国元代之后，“站”这个字渐渐地开始取代“驿”，日本“驿（駅）”则保留至今。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陈高华，曾在《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发表《元代的驿站》一文，他认为：元代的“站”，有时也写作“蘸”，都是蒙古语jam的音译，其义相当于古代汉语中的“驿”。一般认为，蒙古语jam来源自突厥语yam，因为这两种语言中的j和y有对应关系。
“站”的突厥语来自中文“驿马”？
　　但学界对“站”的考证并没有停步。陈高华认为：表示“站”的突厥语的yam可能是汉语“驿”的音译。
　　和陈高华相似的说法最早出自我国学者李梦瑛。李梦瑛1936年11月发表了《“站”与“站赤”》（《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6期），1944年5月又发表了《元站与站赤考释》（《东方杂志》第40卷第9期），两篇文章考释了“站”字用于驿传之意始于蒙古族人入主中原之后，且为汉语中音义兼译之蒙古外来语，元代设立驿传，因蒙古语呼“驿传”为jam，故汉文译音初用“蘸”，后改为“站”。蒙古语“扎木”（jam）一词，或为“驿马”之音译。
　　元代的“站”和“路”，蒙古语都是一个词“扎木（jam）”，1月6日，记者辗转采访到蒙古族同胞，今天的“站”，他们发音类似汉语拼音tege，而“路”的发音仍为“扎木（jam）”。上文中，“蒙古语‘扎木（jam）一词，或为‘驿马’之音译”这句话很重要，因为“扎木”（jam）一词的发音，确实和“驿马”二字很相似，当然，突厥语中的yam和“驿马”一词就更近了。显然，这比陈高华所说的“yam可能是汉语‘驿’的音译”更相符。
　　如果是这样，今天汉语车站的“站”，确实是“出口转内销”。
我国“驿”的历史久远
　　在我国古代，驿是供传递军事情报的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被发现有（壴女）与（亻壴）字，是与传递讯息有关的文字。周朝就设有烽火台及邮驿传递军事情报。至汉朝每30里置驿，由太尉执掌。唐朝邮驿设遍全国，分为陆驿、水驿及水陆兼办三种，驿站设有驿舍，全国共有1639个驿站。宋朝驿卒由兵卒担任，规模不如唐朝。
　　元朝疆域辽阔，为维持庞大的帝国，强化了驿站制度。《元史》志表总序：“元制站赤（jamcin）者，驿传之译名也。”正因此字是蒙古语读音，到明初朱元璋恢复汉人衣冠，洪武元年将通用的“站”字改称“驿”。但沿用成习，“驿站”连称也已成为百姓的常用短语。清代在各省腹地所设称“驿”，而军报所设称“站”，但一般通称“站”。
　　根据方龄贵先生的考证，发现“站”和“站赤”不仅见于蒙古语，而且在达斡尔语、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女真语、满语、高昌回鹘语、鞑靼语、楚瓦什语、撒拉语、土耳其语、波斯语、俄罗斯语、乌克兰语等中都有所应用，都与中文“驿”一个意思。这就使“站”的源头考察进一步复杂化，其是否跟蒙古大军征伐以及其他相互交流有关待考，但很明显，语言传播是开放的，而不是闭塞的，一些词语在融会贯通中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