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衍军
　　蔡元培（1868—1940年），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著名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著有《蔡元培自述》《中国伦理学史》等。
　　蔡元培并非专业的历史学者，但他具有相当的史学功底，对历史学科与历史研究有着自己的看法。
注重史学编纂和史料作用
　　蔡元培认为，历史的功能不在于简单地罗列以往事实，而在于探求发展规律，鉴往以知来，“盖史之作用，重在开来，初不在罗举种种以往之事实，而在于种种往事中抽出律贯，昭示后人”。蔡元培深受章学诚历史编纂主张影响，并曾为之进行了积极的行动。他认为，在记录以往事迹，辑录史料进行长编之时，“宜力求完备，而不可预设成见以为去取”。蔡元培对中国传统史书体例进行了分析，认为传统史书就体例而言，分为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但就内容而言，却“皆以政治为主，而其他诸事附属之”，是旧体之历史。此种侧重于对政治及其相关诸事的记载，难以全面反映历史的整体演变，故他主张编纂新体之历史。
　　对于史料的作用与利用，蔡元培相当重视。他考察了史书编纂中史料的利用状况，将史料性质区分为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认为两者既有区别，亦有相同之处，各有优缺点，在史书的撰述中须将两者结合起来，其中尤应重视最下层史料的挖掘与利用，“史学本是史料学，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中”。
　　蔡元培尤为重视历史材料的搜集、整理和使用，他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演说词》中阐明分辨历史真伪的必要性，并指出，要分清历史中真伪不明之处，历史材料相当重要，“我国自有《尚书》以来，数千年的历史是连续不断，历史的品类是很多的，真伪难明的地方也不少。又如埃及、希腊、罗马的历史，是连续不断的。现在我们要想补这种缺点，最要是发掘地中所埋没的史料，考察地质上的事实，拿来证明过去历史的真伪和补充历史的不足，这就是史学家的责任”。
　　为此，蔡元培呈文教育部请将清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以供学界更好地研究利用，在呈文中他阐述了明清内阁档案资料的重要地位，同时指出这些史料整理利用的困难所在，极力争取将这些史料拨归北大，以便进一步编目、整理及利用。他的建议，对更好地保存、整理和利用明清史料，无疑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倡导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
　　蔡元培认为史学研究与哲学、文学等学科有相同之处，即需要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他在《对傅斯年来函的案语》中明确指出，要尊重各学科间的共通性，破除文理两科之界限，合组为大学本科，此种主张显然具有历史的先见性。
　　蔡元培尤为注意各新兴学科的发展，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相关学科的成果，促进历史研究。他指出，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研究不应再是一个封闭的过程，而应该广泛吸收与其相关的各学科成果。在蔡元培的论著中，较多论述了伦理学、语言学、哲学、民族学、考古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同时，蔡元培对中西方史学的交流与合作相当重视，他认识到当时的时代是全世界大交通之时代，学术文化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相通的，故积极主张各国之间应加强学术交流与联系，以“通力合作，增进世界文化”。
将历史演进看成一个
对立统一、逐步深入的变迁历程
　　1916年，蔡元培在为法国华工授课的讲义中谈到历史的意义和“新体之历史”时说，“历史者，记载以往社会之现象，以垂示将来者也”“新体之历史，不偏重政治，而注意于人文进化之轨辙。凡夫风俗之变迁，实业之发展，学术之盛衰，皆分治其流，而又综论其统系，是谓文明史”。
　　在蔡元培看来，在历史的发展中，善恶等历史现象相辅相成，对立统一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居于同等地位，而是善独立自存，居主要位置，恶则附属于善而存在，居次要消极之地位。此种认识尽管具有一定历史唯心主义的缺陷，但能够意识到历史发展进程的相辅相成、对立统一，无疑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
　　蔡元培认为，社会变迁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研究历史变迁应见微知著，从历史变动中加以把握。他在《<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序》中指出自先秦至民国初期政治思想发展历程的特点，阐明对历史变迁的认识应放到变动不居的历史纵横坐标中加以透视，如此方能由此及彼，明了历史发展之趋向。
　　同样，在《释“仇满”》一文中，蔡元培运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指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仇满”主张经历了一个变动的过程，由种族之见到不同政略间的斗争，此种思想观念的变迁，乃是由于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意识因而变动的结果。他对中国伦理学史发展的描述，同样彰显了其考察历史变迁应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纵横坐标之中的观念。可以说，此种历史思想具有相当的时代敏锐性。
　　可见，尽管蔡元培并非专业的历史研究学者，但他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利用，倡导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强调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注重将历史变迁置于纵横坐标中进行具体考察等史学思想，对推动当时历史学的发展具有显著作用，对当前的史学研究亦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
　　
　　（作者系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