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信也||

印,信也

——范正红谈印信文化的博大精深及齐鲁印信的伟大成就
2022-03-08 大众日报 20版

  范正红1964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现为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研究生导师、教授。系西泠印社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篆刻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研究员,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印社社长,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篆刻委员会主任,山东画院艺委会副主任、高级画师,山东书画学会副会长。   作品曾入展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中青年书法家作品展,一、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篆刻展及国际书法展,全国行草书展等数十次重大展览活动,获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奖及多次获全国书法篆刻大赛一等奖。曾担任全国书法篆刻展览、中国书法“兰亭奖”、全国篆刻展等重大书法评展的评委。被评为“齐鲁文化名家”。

  战国古玺(齐系)

  战国陶印(齐系)

  元代押印

  元代益都路管军千户建字号之印

□本报记者 李可可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印信文化在今时今日依然熠熠生辉,它传递着殷商以来近4000年的历史絮语,承载了从古至今信义之邦的道德坚守。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齐鲁文化名家、西泠印社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山东印社社长范正红教授,请他讲述小小印章的前世今生。
溯源:从简牍封泥到金石学
  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维系需要以诚信为前提,作为信用的凭证,印章应运产生。甚至可以说,印信的出现,是人类早期文明的一大特色,是人类文化的杰出成果。
  通过研究印信的发展演化,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从古至今印信的功能和人们的使用习惯以及各时代主流文化、生活日常。范正红介绍,随着文字的发明和发展,印章一直伴随人们左右,在中国,甲骨文时代就有了印章,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就存有殷商时期的印信。只是中国早期的印信在当时统称为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皇帝的印信仍称为玺,官员及百姓的印信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印”。
  在中国使用简牍的时期,印是盖在泥上的,主要为封缄简册之用,称作“封泥”或“泥封”。范正红道:“这些看似很小的东西,其实非常了不起。”当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依然在泥板上刻楔形文字,在棕榈叶上书写时,中国文字的载体已是携带和保存相对方便的简牍,且使用封泥作凭信,显然已领先了一大步。“印章研究可以散射到很多文化和学术的要点及知识点,散射到历史的方方面面,甚至可开启许多盲点。”范正红说。
  中国宋代兴起了一种独特的学问——金石学,所研究的内容就包括印学。金石学在宋代开始昌盛,元明有所回落,清代则达到了高潮,出现了很多研究专家和收藏大家。“殷商以来,印章在中国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表现形式和特色,都能反映当时的历史特点和文化内涵,并且这种反映是相当集中的。”范正红说。
功用:数千年不变的允诺凭证
  范正红介绍,印的主要功能是信用的凭证。东汉卫宏在《汉旧仪》中概括得很清楚:“印,信也!”我们可以很学术地称它们为印信。
  东汉许慎在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中对印的解释是“执政所持信也”。印章的效力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特别重要,范正红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大事件都与印有关。出现紧急情况,在危机关头,当时的执政者首先想到的一般是,一定要掌控好自己执政的凭信——玉玺。”
  中国人使用印信的频率很高,其发挥的作用也很大,印信发展了数千年,基本的属性并没有改变,依然在起着允诺、约定的作用,于公于私都是如此。
篆刻:印信艺术功能的升华
  起先,制作印章单纯的目的就是凭信,当然人们也会尽量把它们做得精美,只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制作者并没有专注于艺术表现。随着中国审美理念的完善和融入,印信的审美价值日益提升,方寸之间大有乾坤,它们存在的意义已不仅仅是盖章,而是派生出了新的功能,篆刻逐渐成为一种艺术,和书画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这种艺术形式也传播到了汉字文化所影响的亚洲其他地区,如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等。
  范正红教授作为优秀的书法家和篆刻家,对印学、篆刻及它们与书画艺术的关系有着长期和深入的研究,对于篆刻艺术的传承及本土发展持续关注和积极推进,曾担任《共和国书法大系·篆刻卷》主编。令他欣慰的是,印信文化尤其篆刻艺术的发展从未间断,艺术家和各类著述持续涌现,曾经遗失的旧印也正在找回,并且在教育体系内,篆刻专业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现在潍坊一些小学都有篆刻课。”范正红高兴地说。
齐鲁印信:独成一系 无可替代
  齐鲁印信文化的丰厚,与这片土地淳朴的信义之风有直接的关系。如果缺少了印信研究,中国文化的表述将是不完整的;而印信文化中,齐鲁印信尤其不能缺席。范正红认为,“信义二字体现了中华文化核心内涵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共同价值的突出体现,而印信则是最典型的实物载体。”
  在当下,印信若需要大规模展示,山东可算最适合的地方,因为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从文化发展来看,极具特色的齐系文字体现在战国的印章中,成为研究先秦齐鲁文化的重要依据。这宝贵的文字随着秦统一六国逐渐消失,假如没有金石上的存留,那一大段历史将从何讲起呢?范正红说:“我们今天看当时的齐鲁文化,它的内涵往往是从玺印当中解读出来的,具有齐鲁之地独有的特征,它们独成一系,在中华文化印信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可贵的是,从古到今,齐鲁之地的印信文化都非常丰富和繁荣,从来没有间断过。”
  另外,从研究印信、制作印信、收藏印信的角度讲,齐鲁之地历来也是具有“硬实力”和话语权的。
  范正红介绍,兴于宋代的金石学到了清代得以发扬光大,而清代研究金石学尤其印信的领域,山东是最突出的,一大批金石学家如刘喜海、陈介祺、吴式芬、王懿荣等出现。道光年间,这些金石学家对印章的研究成就达到了高潮,有很多的著述。同时他们大量收集、收藏古代印章,其数量和质量在全国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粗略进行过推算,当时全国已发现的古代印章,有可能近半数被收到山东来了。山东集古印谱的分量在全国来说应该也是最重的。晚清潍县陈介祺依托‘万印楼’中收藏的古印编了本举世闻名的《十钟山房印举》,洋洋大观,这是中国印信史上的集大成者,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陈介祺以“万印楼”颜其居,有人推算陈介祺的藏印以万计,约占当时古印收藏的三分之一,今天对其藏印进行统计,有7000方左右,也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数字。这些宝贝后来大多散落了,有些被收到了博物馆,也有的流落到了异邦。
  岁月更迭,大浪淘沙,但有些东西不会湮没,《十钟山房印举》讲述和定格了那段光彩夺目的印信收藏史。
  “现在潍坊隔一年会搞一次金石节,他们在再造万印楼,海内外当代篆刻家的作品不断充盈其中。济宁任城、曲阜也是印信创作的突出所在,每年都有大量新的印作。”范正红说。
  许多有关印信的著述、印谱都出自山东,如高庆龄的《齐鲁古印捃》,专门以齐鲁古代印信为对象,是最早以齐鲁地域性为特色的印信注录。吴式芬、陈介祺的《封泥汇编》是封泥辑存的最早著作。
  在篆刻艺术方面,从明代开始,山东也一直是重镇。尤其在清代前期,山东产生了张贞、张在辛、高凤翰等重要的篆刻家,一直到近现代的著名篆刻家蒋维崧,篆刻艺术在山东不断地传承和发展。可以说山东的篆刻艺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印信是个使用的物品,在宋元以前并不太受收藏家重视,所以后世出土的多,专门保存下来的少。所幸在这珍贵的存留过程中,山东可以长久延续、自成系列。
  山东印学一直在传承。
  范正红认为,印信文化博大精深,它在当世的展示和推介意义非常重大。从纵的方面说,可以了解它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从横的方面讲,可以强调和发挥印信突出的艺术表现力,发扬光大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审美观,有利于全国印信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尤其在山东,印信文化承载了更多的历史钩沉、文化积淀,在这个信义之邦,印信的意义更是远远超出了它的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