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学泽
　　端午时节，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楚国诗人屈原。中学学习《离骚》时，深为其绚烂的文辞折服。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屈原以及“楚辞”评价极高：“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2020年年初，记者曾坐车经过屈原投河的汨罗江，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彼时荒凉僻地，何以有如此绵厚蕴藉之笔锋？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也被人们认为是蛮荒之地，而文化语言的繁育却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我们看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大家，从创造礼治的周公算起，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管子等诸子百家，这些留下经典文字作品的人物，他们的活动范围基本都在黄河流域，楚国能拿得出手的文化大家，也就是屈原了。
　　疑问萦绕心头，到今年，山东大学教授江林昌的文章《远古部族文化融合创新与〈九歌〉的形成》获得全省社会科学研究最高奖，读后似乎有了答案。江林昌论证认为，屈原的远祖溯源的话可能在海岱。商代早中期以前，楚族的起源及早期发展阶段则在黄河中下游，且与夷夏两民族集团有密切关系。在神话传说中，楚人的远祖有两个：颛顼氏与祝融氏。这两个远祖的早期活动范围主要在海岱与中原地区。《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昊是东夷集团的远祖，活动中心在穷桑，即今曲阜一带，少昊的陵墓至今在曲阜。后来，东夷集团强大，势力范围又向中原发展。颛顼氏族也随之由海岱地区西迁到中原地区的商丘、濮阳一带。
　　《国语·郑语》所记载的颛顼之后，有祝融八姓。历史学家李学勤曾据新出资料如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等与传世文献互证，得出结论：“推本溯源，（祝融）八姓的原始分布都是中原及其周围。”而楚族芈姓正是祝融族八姓之一，而据《离骚》《史记》及清华简《楚居》等可知，屈原的远祖与楚王的先祖属同姓共祖，所谓屈原在《离骚》中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这种说法被司马迁认可并写入《史记》。
　　这就是说，屈原的家学渊源深厚，本身一直属于贵族阶层，有来自海岱和中原夷夏文化的双重滋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多，只能说具备了语言表达的能力，好的文学作品终归是主观世界和现实生活“对撞”后的火花。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左徒等职，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三闾大夫的职务范畴为管理王室，掌管宗庙祭祀及负责教育；左徒即左丞相，该官衔主管外交，对内亦可参与议政。从人生行迹上说，屈原不但在楚国生活，而且到过中原、海岱地区的齐国，比如《九歌》中的《河伯》，江林昌认为是源于夏代中原地区夏部族的祭歌史诗，在中国古代只有黄河叫“河”，这就说明，屈原是到过黄河流域的。文章“穷而后工”“悲愤出诗人”，屈原屡遭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终而造就了屈原色彩瑰丽、感情激越、想象雄奇的辞风。
　　屈原楚辞多用“兮”字，这个字的来源，也说明了他深受黄河流域文明的滋养。“兮”字，可以还原为其、哉、而、夫、然、欤乃至一切的虚词，有研究文章认为，“兮”字与音乐有着血缘关系，战国时期楚地民歌中的兮字在句中起到协调韵律、配合曲调的作用，屈原借用了“兮”字这种功能。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义成写过一篇《“兮”字探源》，发表于2014年8月20日《光明日报》，文章认为，古诗歌中“兮”字颇多，越靠近周秦越如此。“兮”最早出自《诗经》，出现321次，远高于“矣”。《诗经》中出现“兮”最多的是“风”，如《魏风》中的《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小雅”中“兮”字也不少，而“大雅”和“颂”中“兮”字则较少，由此可以判断，“兮”与“风”诗跟“小雅”多来自民间而感情外露有关。“兮”字最先出现于开篇《关雎》之后的第二首诗，即《葛覃》，《关雎》被认为是写周文王正妃太姒与文王爱情的，《关雎》之后的《葛覃》，也被朱熹认为是太姒作品，而太姒的故乡是关中东部的合阳。有人据此推断，“兮”被认为是关中方言。
　　那么，楚人屈原骚赋中那么多的“兮”又如何解释？朱熹《诗集传》中解释是，周族统一中国后，“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南宋文学家洪迈的《容斋随笔》也说，由于周朝的大一统，《诗经》中“兮”字等语助词，后来就变成了中国诗赋中的通用语助词。这就解释了楚人屈原骚赋中何以有那么多的“兮”字——因为“兮”字是当年周人推广而流行的语助词。这就说明，屈原深厚的文学素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其来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