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80年改行以后，经常回想我的教师经历。每次回想，心间都会蹦出“误人子弟”一词。1997年夏天，《山东教育》杂志编辑得知我当过教师，向我约稿，我就写了一篇《想起我误人子弟的十年》，对我当年的不称职深表歉意。文中还写道：“也只有在那个不把文化当回事的年代里，才会让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少年混进教师队伍，而且一混就是十年。”

赵德发误人子弟，那个时代也是误人子弟。

十年教师经历，让我积累了创作素材。我曾写过一些教育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发表，1994年结集为《蚂蚁爪子》，由明天出版社出版。那时，我还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书名也叫《蚂蚁爪子》。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境的来临，我改变了主意：与其将那些素材经过虚构，加工成小说，不如直接采用非虚构的形式，把当年那些事情原原本本告诉读者。

去年春天，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著名作家黄孝阳先生向我约稿，我说，我没有长篇小说，写一部非虚构作品《误人子弟》给你好不好？我讲了此书大致内容，他立即同意，并说：我明天就发给你出版合同！第二天，合同果然出现在我的信箱里，我打印出来，签字发走。只凭一个构思，就签出版合同，在我的经历中是头一回。

《时代文学》杂志有个“国民记忆”栏目，影响颇大。该刊负责人李春风女士向我约稿，让我写一写担任民办教师的经历。我说，我正写着，但是很长，搞个一两万字的压缩版给你吧。想不到，她看了书稿的前半部分，说写得好，决定从第一期到第六期，连载一年。该栏目主持人、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著名评论家李朝全先生，也在“主持人语”中对我这部作品给予肯定。只是，李春风不同意我原来拟的题目《误人子弟》，说这个题目不能涵盖全书内容，还可能产生误导作用，于是，我就改成了《1970年代，我当乡村教师》。

在酝酿这部非虚构作品时，我为曲阜师范大学带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向我吐槽：她因为专业（戏剧与影视学）受限，只好报考小学教师，然而交了五千元学费，参加笔试加面试培训班，却遇到一位小肚鸡肠、故意刁难学员的辅导老师，让她不堪忍受。所幸，她笔试、面试均顺利通过，被区教育局录用，到一所农村小学任教。之前，我带的另一位研究生，也考上了小学教师。

我祝贺她们，终于有了一份工作。但我心中的沧桑感非常强烈：当年我当小学老师，是“识仨教俩”，现在的小学老师，“识千教俩”，还要花钱参加培训，要通过激烈的竞争。

四十年过去，中国的教育，真是白云苍狗，天翻地覆。教育的目的、理念、内容、形式，都发生了巨变。1970年代的诸多做法，让现在的年轻人听了不啻天方夜谭。

路德说过：“世界就像一个喝醉酒的农夫。如果你把他从一边扶上马鞍，他就会从另一边掉下去。”这是世界的尴尬，也是教育的尴尬。曾几何时，我们批判“分数挂帅”、“智育第一”，警告人们“知识越多越反动”，而在四十年前的拨乱反正之后，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却把许多老师、学生和家长逼疯。

我在本书“引子”中说：学校是人所必经的第二个母体；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踏出学校步入社会，则为人的第二次诞生。“第二次诞生”，尚可立论，但今天有必要对学校这个“社会的子宫”认真审视一番。

胎儿在母腹，最需要两条：一，合适的营养；二，舒适的环境。对照这两条，我们的一所所学校，是否能够满足？

考察今天的大、中、小学教学内容，是否称得上营养，学生掌握了之后能否派上用场，令人存疑。爱因斯坦说：“当一名学生毕业离开老师和学校时，如果把几年来所学的功课全部忘记了，这时，他剩下的，才是这所学校和他的老师的教学及教育的实在成果。”这话大有深意。他提醒我们，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要教给学生受用一辈子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创造能力以及为人处世的能力。如果只教一些死知识，把教科书写的、老师讲的当作绝对真理，不允许学生有独立思考，是极其错误的做法。

（赵德发）

责任编辑： 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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