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

文化之窗|君子许瀚 接力“说文”

大众日报记者 卢昱

2022-09-24 21:36:00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许瀚,200年前齐鲁大地走出的一位划时代的伟大学者。他博综经史、精于音韵训诂、笃嗜金石,一生为他人校书数千册,尤以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用力最勤,曾先后三次担纲通校《说文解字义证》,时间绵延近三十载,默默无闻地把大量时间、精力奉献给该书,终使这部巨著面世。

因为种种原因,许瀚的研究成果,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掘与光大。傅斯年曾在写给李济的信札中说:“近来出现了许瀚一大批稿子……此君地位,与孙仲容(注:孙诒让,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学者)伯仲之间,乃最早之金文大师,而其著作不传,可恨!”

历史文脉的传承,从来就需要有识之士的“接力长跑”。日照文史专家曹汉华先生接过了接力棒。作为关心乡邦文献与乡贤许瀚生平资料的有识之士,几十年来,他默默地进行着传承:一直依循许瀚足迹,从事田野调查,到各大图书馆、科研院所抄撮文献;每闻私家有收藏,虽词组只字亦不错失。历时十八载,在系统整理许瀚遗著的基础上,近日齐鲁书社出版《攀古小庐文集》,读者得以管窥许瀚格物、致知、正心、修身之精神,知悉200年前许瀚孜孜不倦为文化接力的传奇经历,以及由此生发的见识与思想。

一场学术渊源的双向奔赴

许瀚为何选择点校《说文解字义证》一书?这要从文字学的发展脉络说起,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一书,虽是文字学的开山之作,但清代以前的学者对其并不感冒。宋元乃至明代,少有人了解其价值和作用。

学者真正对《说文》进行认真研究是在清代,特别是乾嘉以后。著名经学家、吴派经学创始人惠栋的《惠氏读说文记》开清代《说文》专书之首,此后研究著述风起云涌。其中最著名者,有所谓《说文》四大家及作品,即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以上四家,前两家尤为世人所重。究其原因,一是著述较早,有筚路蓝缕之功,二是两人各有专擅,风格迥异,其研究成果恰可互补。

从曲阜走出的学者桂馥,一生博览群书,潜心小学,尤精训诂。他曾说:“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他把文字训诂视为通经致用的基础。他50多岁才中进士,只做了一任学官——长山训导,一任知县——云南永平县县令,仕途堪称穷迫。但他用了40多年的时间,“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力穷根柢”,写出了五十卷《说文解字义证》,对《说文》的研究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史稿·儒林传》中,有一段评论段玉裁与桂馥的不同成就,文辞颇精彩:“盖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博于义……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

从创造性看,桂书可能不及段书。段书见解精辟,卓然成一家之言;桂书则恪守许氏藩篱,不敢擅越雷池。然而,从积累之深厚、检阅之方便,桂书又远超段书,于每字之下罗列各种古书解说,令学者触类旁通,看似繁杂,实则简便适用。

桂馥耗费半生心血所著《说文解字义证》,有两大遗憾:其一是书未刊刻,仅留下一部原稿,时人相互转抄,互有异同。嘉庆十年(1805年),桂馥逝世于云南任上,享年七十岁。其子桂常丰也猝然逝于扶灵柩回山东曲阜的途中。由于家境贫困,别说印书,桂馥亦迟迟未入土为安,直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才下葬;其二,原稿并非完成的定稿,因桂馥日常读书,遇有可为文佐证者,便随手添注,原稿颇芜杂。要把这样一部稿子刊刻成书,需做大量的查证、校勘工作。

这项工作为何与许瀚有缘?细数许瀚的学术背景、治学历程,可知这是一场学术渊源的双向奔赴。1797年,许瀚出生在今日照岚山区虎山镇大河坞村,自幼家境清贫,少年从父受业,刻苦攻读。七岁时,他便随父许致和课馆于外。

父亲言传身教,对许瀚影响极深。1816年,已是秀才的许致和携许瀚前往济南参加乡试,不畏路途遥远,徒步往返千里,“攀崖扪葛,扶路诵说,见者以为异人”。许致和一生倾心经学,尤好治《诗》,80岁时依然著诵不衰。

许瀚在父亲晚年时为其刊刻《说诗循序》二十九篇、《大学中庸总义》若干篇,两书后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由此可知,许致和对四书、五经有着很深研究,家学浸深对许瀚影响较大。

成年后,许瀚多次入幕为宾,一边为人校书,一边勤奋治学。道光五年(1825年),山东学政何凌汉选拔许瀚为贡生;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许瀚直接参加朝考,惜考运不佳,榜上无名,因此未授官。

自道光六年至十一年底,许瀚先是寄寓业师何凌汉在京师宣武门南的寓邸,与凌汉子绍基、绍业兄弟昕夕过从,作朝考的准备,亦在谋求出仕之机会。正如何绍基所撰《先考文安公墓表》云,其父“平生服膺许、郑之学,而于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守甚力”,其拔士“以根柢器识为先”。许瀚能得何凌汉矜赏,视若子侄,应是见许瀚学品端方可堪造就。

许瀚治学之路上另一位领路人是著名学者、高邮人王引之。早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乾嘉学术名流王引之担任山东学政,便认识了许瀚,有师生之谊。七年后,许瀚承继父业,首次在费县东墠设馆教学,维持生计。此时,许瀚受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影响,专研文字声韵之学,学有根柢,其所写书铭这样叙述:“材本瑾瑜,成由剞劂。天下名闻,千潭一月。人羡剖符,营营不已。我擅雕虫,纍纍可喜。”其志于治学、淡泊功利之旨趣,由此可见。

许瀚朝考失利后的翌年,恰逢王引之出任武英殿总裁,奉命重修《康熙字典》。这年冬,许瀚受征用,为王引之属下,入武英殿重修《康熙字典》校录。自此,频频拜谒师门。因此,凡王氏父子著作若《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许瀚皆研读精熟。

在京期间,许瀚与王筠、汪喜孙、龚自珍、魏源、俞正燮、吴式芬、李璋煜、许莲、马星璧等多位学者相友善,讲求朴学,在学界已有声望,公卿间多有知者。

恰在道光六年,诸城人李璋煜在京师,邀许瀚、王筠、汪喜孙、袁练等,分校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抄本。同人多厌桂书芜杂,欲删汰者甚众,独许瀚好友、安丘籍学者王筠以为未可轻议,这一矛盾为后面两次校注埋下伏笔。其后,此事不了了之。

非无视于经济民生时事

道光十一年 (1831年),《康熙字典》修成。许瀚因学养湛深,工作勤奋,得六品州同衔,其父许致和获赠修职郎。是年何凌汉出任浙江学政,许瀚应命赴杭州学署校文,居杭三年与江南前辈学者严可均、黄式三、吴德旋、顾广圻等皆有往来。

此时的许瀚虽以小学著称,非无视于经济民生时事。他参加江亭修禊、顾祠公祭便是明证。道光十六年 (1836年),逢太后六十大寿,特开恩科,各地举子于三月齐集京城应试。许瀚于前一年应顺天乡试考中举人,亦参加会试。四月四日,在北京西南隅的江亭(陶然亭),仿照“兰亭修禊”,由六位主人各邀请七位客人,共四十八人参加。

许瀚在日记中如是记载出席江亭修禊的经过:“东卿年伯招饭。同座,郭羽可、温伊初、黄香铁、张亨甫。伊初,亦广东乙酉同年。”

后世学者考论此次江亭雅集,虽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但受邀者彼此关心时事应有一定的默契,尤其是对严禁鸦片持相同理念。今国家图书馆藏《许印林手稿》有论及“禁食鸦片”的手稿三页,内容为探讨“鸦片”一词的来源,在医学典籍中的制用,以及与“烟片土”的关系等,其中多处删改,似非定稿。

在文末,许瀚云:“夫鸦片既出自外洋,不能飞渡中土,而中土得而食之。”因此,他提出主张:“诚于夷船进口之际,实力盘查,则烟必断绝,则人亦焉得而食之。所虑盘查之人即吸食之人,其所以盘查之者有名无实,况食者既众,则必有汉奸引舟洋面,潜与贩鬻。天津而南,厦门而北,凡海舶出没之乡,皆宜严刑盘查,不第澳门一事为至要也。”

文章中,许瀚论点平实,度其文意,应为响应禁烟而作。而后,他于道光二十年 (1840年)总纂《济宁直隶州志》。《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推许此志道:“内容丰富,书中于山川、人物考据精详外,尤其注重水利、赋役、兵火、农林等有关民生之事,洵为卓识。”

当时,内忧外患,学术界将视野推及广阔疆域及边界上,形成了有名的西北史地学派,研究边疆若干历史地理问题。当时出版的三十多部历史地理专著,许瀚都曾参与助辑、助校甚至考证,利用自己熟谙古文字和金石碑学的特长,为该学派的学术勘误作出巨大的贡献。

1843年秋,许瀚挚友何绍基、张穆等人在北京宣武门外慈仁寺西北角建“顾先生祠”,纪念顾炎武。次年,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刊行,许瀚由济宁出发至京参加会试,待三场考罢,特设一祭,有何绍基、张穆、赵振祚、苗夔、王梓材、李联榜、魏源等陪同公祭。

在祭拜顾先生祠时,许瀚与好友谈及一年来二校《说文解字义证》的经历。当时,海源阁主人聊城杨以增拟刻印《说文解字义证》,这次所用底本是桂馥原抄本。此抄本原藏桂馥之孙桂显枕处,显枕老病无子,恐抄本失传,遂送交曲阜孔宪彝代为收藏。

1842年冬,杨以增托许瀚好友汪喜孙将此抄本带至济宁,交付许瀚校正,并致书道:“此老一生心血,毕在是书。弟欲代为刊行,而苦于不能校正。因与孟慈太守言及阁下精于六书之学,敢烦先觅钞胥,逐一校正。然后付诸剞劂,久远流传,可无遗憾。吾辈与未谷先生,谊均桑梓,阁下亦必不惮勤劬也。”

可惜,杨以增不久后调任陕西布政使,《说文解字义证》在济宁仅仅刻了一册,即告中止。

纷纭校勘,昼夜靡暇

从第二次校对《说文解字义证》的历程可知,是否、如何删汰该书是终极学术问题。

对此,学者们立场各不相同。杨以增在致许瀚信札中一再重申,须对该书芜杂处予以删汰,如:“惟记乙未六月,芸台相国过襄,言及此书,嫌其不无芜杂,须巨人眼通为校正,乃成完璧。近接方赤、珊林来信,所言亦不约而同。”信中提及的芸台相国即著名学者阮元,方赤、珊林分别是李璋煜、许莲。

杨以增还提及受汪喜孙影响,对《说文解字义证》所涉芜杂之处,可摘其重要内容,略微删汰,似亦无妨。此时,许瀚对改书的观点竟与王筠相同,不主张删汰。许瀚撰《桂氏说文义证校例》并覆杨以增书略云:“丙戌丁亥之间,瀚在京师为李方赤观察分校此书。同人厌其芜杂,欲从事删汰者甚众,鄙意亦云然……当时不甚解其意,辗转十余年后,初见顿易。”

许瀚的学术功力和眼界,比第一次校注时更为深远。他订出二十种“校例”,其中“删例”九种、“补例”四种、“改例”七种,并解释说《说文解字》是一本围绕“字”展开的大书,后人为之疏证,征采不能不博。在校注时,繁简多寡之间,不能率意而为。

许瀚还打比方说相关的注释与竹头木屑类似,皆非弃材。一人认为无用,在别人看来可能有大用。言下之意是要尊重桂馥的原本,以“校例”为标准,不宜大肆删改。

未料许瀚所订“校例”大拂汪喜孙之意,汪喜孙遣其门人汪士铎、管嗣复作“校例”,以阻杨氏刻书,并奋笔批评桂书寄杨以增。杨以增将汪批桂的书信给许瀚看,许瀚认为“汪校谬误层出,于桂书大为有害”。

汪喜孙从中阻挠,甚至指斥许瀚扣发校工薪资,诬陷许瀚及其弟子陷害自己,二人因此交恶。其实,许瀚行事端谨,账目清楚。在《说文义证校理志事一卷写刻始末》一册中,许瀚手记刊刻所用钱物之收支账目,无论记载人事背景,抄写内容、工资,巨细靡遗,证知许瀚刻书经费撙节支用,不有虚掷。而据许瀚的好友王筠分析,汪喜孙几近颟顸删汰《说文解字义证》,乃恐该书刊行,因夺段玉裁之席,故多方阻挠之。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在王筠、张穆等人的怂恿下,书商杨尚文(字墨林)决意出资刊刻《说文解字义证》,于是许瀚第三次担起校勘的任务。当时许瀚正抱病编纂《史籍考》,难以兼顾,遂邀薛寿、田普实专司校勘。薛、田诸人一面校,一面就在清江浦刻印,七个月校了将近全书的一半,刻了两卷多。

此时,许瀚病体稍愈,即赴清江浦査看,核其所校,则黑白颠倒,任意删改,任意呵斥,甚至以桂馥为小学生,而己为老先生。这样一旦刻成,整部书便毁矣。不得已,许瀚辞谢二公,刊刻再次陷于停顿。

停刻不久,许瀚抱病承担起全部校勘任务。由于薛、田诸人的妄改,校勘更加费力。许瀚在给王筠的信中说:“先经江南诸名士校订,丑谬百出,不可言状。弟校桂书,复校校桂书者之谬,既劳且愤,殊难为情。”

直至1849年,许瀚的校勘工作总算粗就。次年,设局于江苏赣榆青口镇,启工刊刻。时许瀚因父病家居,住在日照,距青口镇百余里,刊刻中,他“奔波数次,写样刻样,纷纭校勘,昼夜靡暇。”直到咸丰二年(1852年),该书始告刻成,并印了几十部。

在今山东省图书馆藏有一部貌似普通,实则极具学术和版本价值的奇书,即《说文解字义证》刊刻过程中许瀚批阅的清样。全书系散页毛装,书中有许多墨笔批语,字体清秀遒劲,每一卷首页右下角,钤有“印林手校”的朱色印记,第48卷末页更有手书“咸丰二年六月廿三日刻样二校”字样。

从留存的这本“刻样二校”清样中可以看出,许瀚校勘《说文解字义证》,最有价值的工作是纠正桂馥的讹误。在订正桂书讹误时,许瀚非常慎重,有些错误虽看得很清楚,也不妄下雌黄。批语中关于篆字描画不准,笔画残断,版框不足,鱼尾补齐等等,屡见不鲜。可以说,大到字的部首、笔画、小到线框、鱼尾,许瀚一一批改,务求准确。

心有所愿,必有回响。1853年5月19日,许瀚在滕州买得桂馥先生所书隶书横幅,虽残缺,实真迹,差可喜。

昔我游四方,守身像执玉

与清贫的桂馥相比,许瀚在仕途上更蹇涩。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举后,他“五上春官不利”,始终未能考中进士,生平只做了一任学官——峄县教谕,且很快便丁忧去官。

仕途坎坷反而成就了这位执着治学的国学大家。为印刻《说文解字义证》一书,许瀚不惜负债累累。他致好友王筠书云:“弟刻桂书,负累千有余金。然弟前后领杨墨林千九百金,若按字数工程实在计算,祇此千九百金且有余剩。而弟所称贷,虽归实用,竟无从报销,是真无可如何之事也。”

自清江浦第二次开工后,许瀚生计日入困境,素来支持桂馥著述刊行之友朋纷纷解囊相助。老友赠金,病废家居的许瀚自是感激莫名。可惜时序在1861年10月,捻军过日照,《说文解字义证》板片及许瀚家中藏书皆毁。

藏书、读书、批书、校书、刻书、著书,书伴随了许瀚整整一生。藏书被毁,对许瀚是致命打击,惨目伤心,不可言状。他终生虽乏于资财,在日记中对收支用度记录详细,但平时节衣缩食,所至辄满载书籍而归。从其所著《涉江采珍录》《燕台买书记》可知,他一生仅宋明珍本图书就收有不下万卷,可见其购书之勤。许瀚曾作《诫子》诗,其中写道:“我闻古人言,读书真有福。嗟尔何不为,有书不肯读。昔我游四方,守身像执玉。百欲无放徇,所嗜唯卷轴。典衣购奇书,纵横塞老屋……群从复九人,入塾已有六。尔先甘下流,何以相率督。常恐吾书香,从尔绝弗续。”

在许瀚的众多著作中,能搜集到的书跋就有一百余篇。这些著述当中,许瀚把目录学作为治学的津梁,谨慎编目,著录完备,考证精详。而在朴学(即考据学)方面,许瀚更是少有的兼通古文字和声韵两门学问的学者。此外,许瀚在金石碑帖、史籍校勘、目录版本、书法艺术等多方面,皆有不凡造诣。

以金石碑帖为例,许瀚在甄别真伪、考订形制、辨认年代与器主、考释文字与文例时,所涉器类遍及乐器、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生活杂器,虽不免时有偏失,然颇存识见。即使依今日学界成果检视,他的考释时见佳论,为同辈学者陈介祺、吴荣光、王筠等采纳。

奈何天不留人。1867年六月廿六日,许瀚梦到邹县孟雨山博士以北宋石经来证,昏迷中仍命笔砚复书,至廿八日离世。

“人生无贤愚,终归一抔土。所嗟与土化,不速草木腐。惟有贤达人,做事异恒举。不顾庸俗惊,乃足永千古。”许瀚曾为好友作此诗,印证了他的一生。

许瀚远去的背影,一直荫庇后学。他晚年教导乡里后学,以丁懋五、丁艮善、丁以此三人最著,其他受其指点或私淑者所在多有,惟其著述多未印行,后因散落,因此学界知者甚少。

中国同盟会创始人之一、日照人丁惟汾治学承其父丁以此,其在日本留学,与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往来密切,“照邑朴学”复与扬州学风相互切磋,成就斐然。近人王献唐、屈万里、孔德成三位先生皆受教于丁惟汾先生,互为师友,各有专精,溯其治学,与“许瀚之学”有相传承。

1928年,王献唐担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后,积极搜访许瀚相关著述。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广州迁至北平,所长傅斯年在写给李济的信札中说:“近来出现了许瀚一大批稿子,皆为研究所得之……此君地位,与孙仲容伯仲之间,乃最早之金文大师,而其著作不传,可恨!……道咸之际,金文是玩好,不是学问,此君独肆力考定,贯穿经籍,真大师手笔也。弟一星期中每日看到上午一二时,为之精神不支。其经史著作,亦皆头等,而无人表彰,可恨也。他的影响本大,因若干当时名家皆与之游,只其遗著刻而未成,无流传耳。”

此后,学界对许瀚的研究也一直在接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故研究员袁行云先生在前人基础上编写《许瀚年谱》,并整理出版了许瀚学术著作《攀古小庐全集》(上)。山东省图书馆学者崔巍整理出版了《许瀚日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许瀚研究热再度升温,多所大学有研究成果问世。山东大学古籍整理工程巨著《山东文献集成》第一、二辑还集中影印了大量许瀚手稿和抄稿,使许多过去藏之秘阁的珍贵资料呈现在世人面前。

与此同时,台湾的日照籍学者丁原基教授以弘扬乡贤文化为己任,先后出版了《许瀚之文献学研究》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台湾成功大学郭妍伶也编著出版了《许印林之金文》一书。“这些著作与大陆许瀚学术研究成果遥相呼应,相映成辉。”曹汉华介绍。

如今,《攀古小庐文集》出版,总算可以让更多读者知悉200年前许瀚孜孜不倦为文化接力的传奇经历,以及由此生发的见识与思想。(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卢昱 报道)

责任编辑: 吕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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