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我们的学习多么快乐……”对以前的几代人，这首歌曾是儿时的主打歌，但今天，比起大人们抱怨的“996”，孩子们的“5+2”“白+黑”有过之而无不及，说“鸡娃”文化成为最热的孩子话题也不过分。

作为当下的一大热词，“鸡娃”文化生动地呈现了当下不少父母的育儿状态：给孩子“打鸡血”。“虎妈”“狼爸”为了孩子能读好书，不断地给孩子安排学习和活动，不停地让孩子拼搏。如今，还有相当多的爸妈认同这样的观点：生娃而“不鸡”，这样的家长就做得糟糕、不称职。“将来我们的孩子，很可能考不上我们毕业的那些院校。孩子长大后，收入不如我们，职位没有我们高，这或许是我们必须学着接受的事实。”《小舍得》里的这段台词，似乎道出了处于热锅上“炙烤”的家长的心声，饱含着满满的无奈，甚至心酸。

质疑声也越来越多。6月1日开始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甚至也对此专门立法。“存在的即为合理”，“鸡娃”文化究竟有什么样的土壤，它又将从哪里寻求出路呢？

“参战论”“投资说”

都是孩子绝不能输

“周一英语外教课，周三线下英语课，周五书法课，周六钢琴课，周日绘画课……我们的课余时间被排得满满的。”

“我们只有周六下午半天的自由时间。”

“孩子们不容易，不是在上辅导班，就是在上辅导班的路上。”

放学时间，只要你在各小学门口等待接娃的队伍中小站一会儿，一定能听到类似的对话。“鸡娃”父母交流着“鸡”的心得，抱怨着、感慨着，甚至有人心酸了，铁着心说出“要退班”的狠话。可一旦把“飞”出校门的孩子的小手握在手中，他们的脚步立马匆忙起来，直奔补习班、兴趣班的方向而去。

“今年我闺女的生日愿望，竟然是所有辅导班都消失。”在省城一事业单位上班的杨洋（化名）笑得略带苦涩。她坦言，孩子有5个辅导班，不仅要去上，还有大量的练习要做，作业量远超学校口头作业。而等到把字写完、把琴练完，把舞蹈动作记熟后，就已经过了晚上10点半。但她却认为这是必须的：“大家都在战斗，我们难道要退出战场？”

对这种“参战论”，很多教育辅导机构会刻意引用杨澜的话作为激励鸡汤：我很爱我的孩子，但我不能照顾他一辈子，不能帮他去听，帮他去看，更不能在20年后帮他去竞争！我唯一能做的是不断给孩子提升学习的机会，让他拥有竞争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去创造机会和财富！

相对“参战论”，理财顾问李莉（化名）对此有另一番解读，她在陪儿子上围棋班的课间，给记者普及了“教育投资经”：所谓的“鸡娃”，就是在防风险，是在寻求投资的“高收益”，为自己的财富保值增值。

理论有数据支持。清华大学教授李宏斌的研究报告就指出，多读一年大学能增加16%的收入。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相比，收入要高出64%。

“这就是显而易见的红利。”李莉坚信，如果还有财力和精力，在子女的奥数、作文、琴棋书画等特长培养方面“下血本”，那回报大概率是超额的。“我每年给孩子花在3门才艺上的费用将近3万元。即便走不上专业道路，儿子只要略微精通其中一个，在考取重点高中艺术特长生、参加高校推荐生面试，甚至报考国外名校时就可能获得加分。那么，未来不就是高薪工作在招手？”

认同这一观点的中国父母大有人在。汇丰银行曾发布全球教育报告，93%的中国内地父母正在或曾经为子女支付私人补习费用，居全球首位。

从经济学的角度，一件事物有高回报、能够从竞争中胜出，一般体现在稀缺性。周围的孩子都在进行课外补习、兴趣培养时，又怎能确保未来产出大于投入？

听记者这样问，李莉笑了：“所以，要‘鸡’呀。对于主课的学习，就要督促孩子付出加倍的努力；在兴趣培养上，就要追求与众不同、人无我有。别人上钢琴，我们就学黑管；别人打篮球，我们练网球。这样才能保证投资精准有效。”

“变味儿”的竞争

不论是“参战论”还是“投资说”，支撑着的都是“鸡娃”父母的“焦虑”。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忠武很理解这样的“焦虑”，这是中国现有社会结构下长期存在的。在教育这个“场”中，不同人群表达着不同的诉求，比如低收入者要实现平等、实现“鲤鱼跃龙门”，中等收入者要向上攀升并防止下滑，高收入者则要维持稳定、巩固现状。他们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就此展开激烈的博弈。

出版过育儿畅销书《好爸爸成就好孩子》的作家、山东大学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体验基地特聘专家郑连根认为，“从宏观角度来讲，‘鸡娃’体现的‘焦虑’是没办法破掉的。正如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理论：人产生焦虑，不是因为人变得更惨更穷，也不因为变得更富。只要时代变化多、快，人内心的宁静就会被打破，就会产生不确定性，就会产生焦虑。”

“‘鸡娃’，当然也有积极的一面。中国人勤奋，也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舍得在教育上投入。回溯历史，孟母三迁，最终选定‘学宫附近’，不和当下家长拼了命地买名校‘学区房’如出一辙吗。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样的出发点没有错误。”郑连根说。

但问题是，“鸡娃”现象愈演愈烈，不合理的成分越来越多：上文所言的杨洋，女儿上了5个班，但她仍觉不够——小学二年级的表姐家孩子住上海，去年来济南考完了PET（剑桥英语二级考试，英语词汇量要达到3500个左右，而义务教育阶段的新课标高中英语，要求学生掌握的单词数量为3200个）。“为什么不在上海考，因为上海地区的考试名额已经报满。”杨洋说，“相比之下，我和娃怎能轻言放弃？不多报几个班怎么能迎头赶上？‘海淀妈妈’把目标定位清北复旦，‘顺义妈妈’只看向哈佛牛津，人家的竞争对手可是全球的精英孩子，相比起来咱已经落后很多了！”

“操作过度，也就变味儿了。”郑连根认为，相当一部分的“鸡娃”家长没有意识到，教育的初衷和结果之间，并不是那种“严丝合缝”的因果关系。很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最优秀的那一个。一旦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比赛拿奖，就羡慕嫉妒恨，这也是攀比的心理在作祟。而且，不少父母在自身参与的竞争中，没有实现“开疆拓土”，便把关注点转移到孩子身上，这就形成了“内卷”。

“这世界就像是个剧场，当前排观众站起来的时候，后排观众不得不这样做。”美国人类学博士薇妮斯蒂·马丁曾用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道尽了“鸡娃”文化的特点。

但问题是，这种“变味儿”的竞争，最终只是一种群体性损失。在《小舍得》里，“猫爸”夏君山就此引申出的一段话，才戳穿了真相——“最后大家都从坐着看戏，变成站着看了。还有人站上椅子了，有人把梯子给架起来了——付出那么高的成本，却只能得到跟原来一样甚至更差的体验。”

必然走向消解

“鸡娃”问题，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着力破解长期困扰家长和学生的负担过重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也明确规定：“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合理安排未成年学生的学习时间，保障其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对学龄前未成年人进行小学课程教育”。

法律的支持和保障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扭转“鸡娃”父母的育儿理念。解铃还须系铃人，当我们深入剖析“鸡娃”文化时，它存在的巨大“bug”，也许本身就隐喻了它的消解之道：

首先，“鸡娃”文化最终注定只能是一场针对多数人的幻觉。大家口中喊“你鸡娃，我鸡娃，一起上北大和清华”，但心里都明白，“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毕竟中考高中的录取率、高考本科的录取率也不过50%到60%，‘985’‘211’大学录取学生说百里挑一也不算夸张。而能够靠特长出人头地的更是凤毛麟角。这样的基本面，不是‘鸡’不‘鸡’或者多少家长在‘鸡’能够改变的。”一位教育领域的专家坦言。“同时，一旦被卷入‘鸡娃’的恶性竞争中，孩子的学习热情和学习能量就会被不断透支，会特别得不偿失。”他指出。

的确如此，以“鸡娃”为代价，最近几年，孩子的近视率、脊柱侧弯率、学习时间等各项指标严重不达标。很多孩子在被“鸡”中产生错误的自我认知，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不完美。他们无法正确面对失败，做任何事情都要比较，一定要做到最好，一旦受挫感觉对不起的是全世界……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科主任胡蕾告诉记者：“近年来，因为焦虑来求诊的孩子越来越多。孩子成为一个‘学习机器’，久而久之，孩子的学习动力、思考力都会下降，注意力、理解力会受影响，成绩反倒上不去了。”胡蕾说，更令人担忧的是，用小刀划伤自己的胳膊、甚至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在门诊上也不少见。据统计，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4%，检出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必须要及时干预了。”胡蕾说。

早在50年前，德国学者就曾开展过关于学前教育的讨论，讨论的焦点是学前教育应该以游戏为中心还是以学科学习为中心。他们将50个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园与50个以教授知识为中心的幼儿园进行比较，并持续跟踪多年。结果显示，超前学习的孩子，学习优势维持到4年级，打那以后成绩直线下滑，特别是在阅读和数学方面，劣势更甚。显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鸡”不出更好的未来——这也许就是“鸡娃”文化的消解之日。

责任编辑： 吕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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