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

传记片的春天在哪里

大众日报记者 李梦馨

2021-10-19 15:27:00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近来,《斯宾塞》《梅艳芳》等影片的预告和定档让围绕传记片的讨论又多了起来。传记片,是电影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以表现真实人物生平经历为核心,剧情一般围绕其生平的某一个或多个片段展开叙述,在一定史料依据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想象、润色和加工。

历来总有电影人对传记片青睐有加,不乏有演员将出演一部成功的传记片视为演艺生涯的目标。甚至有观点认为,传记片水平高低,可鉴电影文化的不同成色。但国产传记片却少见佳作,难出经典,这是为什么?国产传记片的空间还有多大?

传记片创作:一边热闹,一边萧条

自电影诞生以来,电影创作者就热衷于将历史名人、历史事迹搬上银幕。1941年由奥逊·威尔斯执导的《公民凯恩》,这部被认为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的电影,就是早期传记电影的代表之作。《阿拉伯的劳伦斯》《甘地传》《巴顿传》《莫扎特传》《国王的演讲》等一批优秀传记电影的出现,也给电影史贡献了多部经典。

传记片是各大主流电影奖项的常客。回顾历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入围名单,传记片的占比高得惊人,近年尤以第91届奥斯卡为甚,只最佳影片一奖提名的8部影片中就有5部是传记题材电影,分别为《黑色党徒》《宠儿》《绿皮书》《副总统》《波西米亚狂想曲》。

相比之下,国产传记片创作则呈现一片萧条,票房上不够卖座,口碑上也不尽如人意,有机会进入影院的更是寥寥无几。

根据猫眼专业版相关数据,传记题材影片票房前十名中,海外传记片占据3席,分别是《摔跤吧!爸爸》《绿皮书》和《血战钢锯岭》,其中《摔跤吧!爸爸》以12.99亿元票房高居第二位。其余7部均是来自中国本土的传记片,《中国机长》以29.12亿元票房位居榜单首位,排在最末的《革命者》票房仅过亿元。

但需要区分的是,在7部国产传记片中,大部分已经超越了传统定义中传记片的范畴,如票房最高的《中国机长》严格来讲属于传记灾难片,“传记”和其他类型元素相融合,影片中的商业元素被放大,人物传记属性则被削弱。此外,很多影片在原有人物、事件和时代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尺度的改编,用二度创作来形容可能更为确切,相对而言,纯正的传记片则屈指可数。

文学、伦理、体制:传记片创作的先天不足

“文学驮着电影走”是20世纪90年代张艺谋解释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的金句,放在理解国产传记片困境上也很合适。文学是电影的基础,这一点在传记片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少优秀的传记片都是直接脱胎于传记文学,如《林肯》由传记《林肯与劲敌幕僚》改编而来,《史蒂夫·乔布斯》取材于乔布斯生前唯一授权的传记等。

但这一现象在我国却极为鲜见。传记文学的匮乏,成为传记片创作上先天不足的一个原因。胡适曾说,“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与国外迥异的文化传统与氛围,使得国人很少为自己著书立传,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自传存在的空间,也使传记电影的取材少了一大来源。

而另一方面,传记片创作也频频受到“为尊者讳”的传统伦理的干扰。传主后辈在电影创作中的干预,让传记片始终摇晃在真实和粉饰之间,一着不慎还要背负后辈强加的罪名。电影《孔子》就因台词、情节处理等问题,被孔子后代质疑,甚至发出措辞严厉的书面声明,要求改动。《滚滚红尘》导演严浩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这一问题,“我也要自我批评。我拍的传记片也不是成功的,因为那些人的后人,活着的人都出来喊话,你说我能拍好一个客观的传记片吗?”

有学者总结,国产传记片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受到当事人周围关系的束缚,导致总体上来讲不太容易有想象力,而且大多数传记片都很难用艺术片或者商业片来判断。

国产传记片有其生存的特殊土壤,与国外相比,创作类型相对单一,题材重复率高,而艺术性和商业性则不足。但主旋律从来不是原罪,同样是将传记片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很多国外电影却大获成功。问题的症结在于,在意识形态表达上,一些传记片过于表象化,生怕观众看不懂、感受不到,极尽渲染、直白袒露,却无形中拉开了观众与影片的距离。这类传记片的泛滥,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观众对于传记片的刻板印象,未看已猜到大致套路,未看已产生抵触心理,从而拖累了传记片的口碑。

好的传记片:塞大道理是危险的

纵然国产传记片有着种种妨碍发展的桎梏,但对于传记片创作来讲,最应突破的还是艺术本体层面的创作困境。传记片是人的专史,离不开人,讲什么样的人,怎样讲这个人,就成为贯穿在传记片创作始终的问题。前者涉及传主的真实性、多面性,后者则关乎叙事方式。

“如果当传记电影艰难地按照时间顺序,只是一个人的摇篮时期走向最终坟墓的过程,并试图塞进很多‘大道理’的时候,它们就注定走上了危险的道路。一个敢于挑战传记电影传统的导演,如果幸运的话,可以获得历史性的胜利。”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获奖者亚历克斯·吉布尼说。

传统传记片所遵循的完整而有条理的讲述方式,代表了传记片创作中的一种倾向,但如今,越来越多传记片已经打破线性叙事模式,探索出更具实验性的方式。美国歌手鲍勃·迪伦的传记片《我不在那儿》颇有典型性,影片用六个人来饰演鲍勃·迪伦,六个人有老人、小孩、男人甚至女人,各有自己的名字,更像是他分裂出的六个人格,影片借此尝试从多维度找寻真实的鲍勃·迪伦。也因此,这部传记电影被誉为“开辟了传记片新领域”。

另外,传记片中的人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人,传记片也需要在历史性和戏剧性的坐标中寻找到一个合适的立足点。萧红传记片《黄金时代》商业上的失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电影一反传记片的套路,直接让张秀珂、白朗等12位萧红生前亲友面对镜头叙述萧红的故事,其间穿插有关萧红经历的描述性影像。与此同时,影片的旁白也在不断地转换,有朋友的回忆,有萧红作品的自述,又有当事人回忆录中的文字。

“刚要投入虚构性的时候被真实性打断,刚认为真实的时候虚构性又进入一个新的轮回。我要让观众知道,我们是在扮演这段历史。”正像编剧李樯说的那样,刻意打造的间离效果事实上的确让观众游离于影片之外,这部电影几乎成了史料的影像化表达。有人乐意为这种突破叫好,但大部分人却不买账,最终该片仅收获了5151万元的票房。毕竟,不带感情地冷眼旁观,并非当前观众对于观影方式的期待,他们更希望的是走进故事,被故事打动。由此,基于历史真实且必要的戏剧化,仍是当前传记片需要努力的方向。

总之,国产传记片走向成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需基于传记片的本体特性进行多种探索,在允许的弹性空间里将外在的束缚降至最小。唯有如此,传记片才能迎来自己的春天。(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李梦馨 报道)

责任编辑: 吕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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