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干

汪老虽已去世24年了，但仿佛还在世一样，影响很大。00后的学生都非常喜欢汪曾祺，以至于有“开口不谈汪曾祺，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说法。

曾有调查显示，除了鲁迅之外，作品被付印出版次数最多的就是汪曾祺。202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了一套汪曾祺全集，价格偏贵，一套700多元。居然加印了三次。原本出版社认为8000套已经封顶了，因为全集除了研究者和粉丝以外，很少有读者购买，现在却三次加印，卖了两万多册，可见其魅力。我曾邀请上海大学的郜元宝教授写一篇关于汪曾祺《星期天》的介绍文章，郜元宝看完《星期天》后惊呼“这是一个伟大的杰作”，结果最后写了一篇16000字的文章。汪老这篇小说总共才8000字，他写了16000字的评论文章，尚觉不过瘾。

一般都认为汪先生受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影响，但是我研究的时候发现汪曾祺跟《史记》的关系更深，他写的人物都是真人，部分健在可考证，采用本纪跟世家的写法。他偏爱古代笔记小说中畸形的人，有异秉的人。比如陈小手是男性，但他的职业是接生婆，也就是男妇产科医生，又比如陈四踩高跷走了30里路去县城的故事，都非常奇异。

汪曾祺最有名的作品比如《大淖记事》《受戒》，散文《端午的鸭蛋》，还有60后比较熟悉的《沙家浜》，里面经典的唱词都是汪先生写的，如我们现在还用的“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非常符合现代人的社会交际，表面是一个茶馆的事，实际指人情冷暖。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愿意看汪先生的文章？汪先生有地道的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他不直接写中国人、中国文化，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普通人，都是老百姓。汪先生曾在西南联大求学，师从沈从文。沈从文当时教授创意写作课。汪先生向沈先生请教小说怎么写，沈先生的回答是“贴着人物写”。可以扩展为首先要贴着人物性格来写，第二要贴着人物的命运写，第三要贴着人物的灵魂写。《陈小手》就是“贴着人物写”的经典作品。故事简短但很有意味，男妇产科医生陈小手长着一双非常小的手，专门接疑难杂症。产妇难产往往性命不保，县里的保安团长的三姨太太难产，为了保住产妇不得不请来了陈小手。陈小手一到，母子平安，团长请他喝了酒并给了二十大洋。陈小手酒足饭饱后，待他骑上大白马，团长把枪举了起来，这是欧·亨利式的结尾。最精彩的是团长说了一句“奶奶的，我的女人也能让你摸来摸去的”，作品的最后汪曾祺又写了7个字，“团长感到很委屈”。这是神来之笔，我们看完故事一般都觉得愤怒，陈小手救人却被杀，可团长是真的觉得委屈，这就写出了一个人物的灵魂，那时候的女人并不是人，而是男性的附庸财产。汪曾祺写出了一个时代的特点，人物灵魂是病态的，心理阴暗。这篇小说并不是简单的谴责和批判，他写出了团长的委屈。这个委屈背后，是男权社会的基本人性的扭曲，可以说这是两性不平等带来的男性的“变异”。汪曾祺笔下几乎没有坏人，他笔下的团长的心理，是“贴着人物写”的典型。

汪曾祺写的大都是吃吃喝喝市井生活，是充斥人间烟火气的东西，但他做到了“六个打通”——打通了现当代文学、古今文学、中西文化、雅俗文化、南北文化以及“尘界”与“天界”。

20世纪40年代，他就加入了京派的创作，当时创作的《鸡鸭名家》等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品。能把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代连起来并写出伟大作品的，汪曾祺是第一位，他是把现代文学的精神、文脉贯穿到了当代，将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无缝对接。

汪先生对古代文学特别熟悉，写的文章里面我们能感到一种古韵，白话文里有唐诗宋词的味道，这是汪先生从小的家庭教育所致，他精通古典文学以及中国书画，对中华文化的传承非常到位。

年轻时的汪曾祺写过一部小说《小学堂的钟声》，是学习英国作家伍尔夫《墙上的斑点》，这是伍尔夫意识流的代表作，他接触了很多西方文学，特别喜欢西班牙的阿索林。纯粹的传统文化之外，汪曾祺需要通过西方文化来重新关照中国文化，用西方文学的眼光和视野来看中国的生活。20世纪40年代西方意识流刚刚传入，汪曾祺就接触到了。汪先生是一座桥，是连接古今文学、中西文学、现当代文学的一座桥梁。

打通古今、中外、现当代的作家有钱钟书、沈从文、鲁迅、胡适等，但他们都偏雅文化，知识分子喜欢。汪曾祺的作品不仅是雅文化，同样是民间文化，他的作品非常接地气，他与作品中的人物没有隔阂。当年工作分配，汪曾祺听从老舍安排，很高兴地去了“说说唱唱”(民间文学)工作，和赵树理合作，汪先生借此看了几万首民歌、很多民间故事传说。后来汪先生去河北生活了七八年，他的写作是深入生活后的写作，是身心都沉浸在底层民间的结果，所以他小说里有大量的民俗描写。赵树理是大俗大雅，汪曾祺是大雅大俗。后来汪先生去京剧院做编剧，中国的戏曲也是语言的巅峰，《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唱词非常了不得。

汪先生最早在高邮生活，中学时在江阴，大学时代在昆明，后至上海工作，又调动至北京故宫、北京文联、民间文学协会，后被打成右派到河北工作。汪先生的生活轨迹是不停变化的，他笔下的美食，有淮扬菜、北京菜、云南菜、内蒙古菜，汪先生深入接触了南北文化并将其打通。《七里茶坊》写冬天劳作，几个人一边敲着冻成冰块的粪坑，一边回忆着昆明的美酒，充满生活的乐趣。没有南北文化的交融就写不出这样的作品。

汪曾祺还打通了“尘界”与“天界”。“尘界”就是日常生活，是我们肉身所栖身的存在；“天界”是指人心，是我们的精神空间。“天界”其实是我们精神的翱翔，是我们心灵的家园，灵魂的栖息所在。而在“尘界”“天界”之间还有个“魔界”，“魔界”是欲望、贪念，我们大多数人是生活在“魔界”里的，关于官场、职场、情场……各种纠结和挣扎。而汪曾祺是“去魔界”的，在这个嘈杂的尘世，我们要学习汪曾祺，在“尘界”里要有“天界”的胸怀、灵魂，在“魔界”中行走、生活，就不会变成“魔鬼”。所以假如你以“天界”的思维来俯瞰“尘界”的芸芸众生，很多事情也就一笑了之了。

汪曾祺曾作自题诗：“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可见，汪曾祺是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的，他的文学思想、人生价值观是为人间“送小温”的。

责任编辑： 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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