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 杰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以貌取人也是正常心理，自古相沿。谁家嫁女儿也都憋着挑个宋玉、潘安，没人愿意招个女婿长得跟加西莫多似的。但有几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把一个人的模样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上来认识，早在三皇五帝时就把相貌作为考查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大戴礼记》记载，尧帝依据人的容貌设官授职。

到了后来，此风日盛，汉末魏晋时期达到一个高潮。东汉汝南郡吏许劭闲着没事儿就喜欢看人玩儿，然后做些没头没脑的点评，多半和政治挂钩。比如他给还未发达时的曹操相面，说你小子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按说这话怎么听也不像句好评，可曹操居然哈哈笑着认领了。这张大白脸可真够奸的。

他还有个怪癖，爱在每月初一(月旦)和他堂兄许靖一起评论乡里人物，每月一换话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汉书·许劭传》)。

玉手纤纤的西晋大美男、大书法家、大臣王衍有一回看到十四岁的奴隶娃子石勒在城门上吹口哨，大惊失色，对随从说，听这孩子的声音、看他的相貌，将来一定是国家祸患。潘滔则认为王敦“眼睛像蜜蜂、声音似豺嚎，若不害人必定害己。”(均据《晋书》)

如果说这些对人物模样的评论还仅限于一些心血来潮的片言只语，到了宋代，大文学家苏洵则撰出千古名篇《辨奸论》，尖锐地、系统地、指桑骂槐地数落了一通政敌王安石的“脏样儿”。

文中说：脸脏了要擦，衣服脏了要洗，这是人之常情。但现在有的人不是这样。他蓬首垢面，神态委琐，如此模样却同人家高谈阔论诗书，这难道合乎人情吗？凡是做事不合人情的人，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恶的。古时的奸臣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种人。

请注意神补刀在最后这一句上：不注意形象——不通人情——奸臣，如此逻辑，众所周知地把王安石套了进去。王安石文章学问与“三苏”齐名，政治上的成就更大。但在当时，认为他是奸臣的却不在少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修边幅，邋里邋遢。

宋人陈正敏在《遯斋闲览》中有一段镜头感丰富的记述：一次在朝堂上，忽然有一只虱子从王安石胡须里探头探脑爬了出来。他是参知政事，是相当于副宰相的大官，站得离神宗皇帝很近。皇帝看他那个德性，不禁莞尔。散朝后，他问身边的一位大臣，皇帝笑什么？人家指指他胡子上那只虱子，他才恍然大悟，急忙要捉来捻死。那大臣摇头晃脑制止他说：“这只虱子可不简单。有诗为证：‘屡游相须，曾经御览，未可杀也，或曰放焉！’”引得哄堂大笑，王安石大窘。其人缘平常亦由此可见一斑。神宗拿他当一乐，不过一笑置之，可后来的哲宗皇帝是格外地讨厌他，以至终于罢相，变法随之失败。都是模样儿惹的祸。

明清之际，以貌取人被正式引入用人机制。徐九经满腹锦绣，金榜高中，就因为两肩不平、模样清奇古怪，被贬做了个小小的县令，虽是戏文，却折射出明代吏治的荒唐腐败。

我国台湾作家兼史家、“野翰林”高阳（许晏骈）先生著《清朝的皇帝》是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其中记载阎敬铭(曾任山东巡抚、户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当年参加吏部“大挑”时的情形，颇为有趣。所谓“大挑”，是吏部为久试不第的举人所筹的一条出路，钦派王公主持面试，一等派地方官，二等派教职。地方官重威仪，面相成了主要条件，以“同”字脸、“国”字脸最为吃香，上宽下尖的“甲”字脸、宽颐锐上的“由”字脸，以及上下皆锐的“申”字脸都比较吃亏。话说咱们这位阎先生，身不满五尺，二目一高一低，刚进考场，便有某亲王厉声断喝：“阎敬铭，出去！”可见“大挑”对相貌要求之苛。只是这样一来，不免“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断了不知多少“我很丑，可是我很有才”的知识分子的前程。

大江歌罢掉头东。新社会新气象，按说不该再以貌取人了，但就有抱着“国粹”不肯撒手的。多年前某官员大搞权色交易，贪污受贿。东窗事发，调查组让他交代问题，他百般抵赖，最后干脆把麻衣相搬了出来：“好人坏人看面相也能看出来。就凭我这面相，你们看我像坏人吗?”可惜调查组办案重事实看证据，不管你是“国”字脸还是别的什么脸，这位官员的“辩护”，传出来只好当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笑料了。

责任编辑： 刘君     签审： 于国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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