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全形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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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山东小伙，在京城古董铺子豪掷俸银千两，以高价入手一件青铜器。外人觉得他亏了，殊不知，这件器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可与甲骨文、北京猿人头盖骨齐名。

青年名叫陈介祺，青铜器为毛公鼎。

陈介祺，潍县（今潍坊）人，是金石大家。“金”指铜器，“石”指刻石，金石就是这类古器物的统称。金石收藏自宋代始渐盛，像大家熟知的李清照丈夫赵明诚，就倾心于此，并撰有《金石录》。乾隆以后，文人富绅大多好古，纷争搜罗。

说起来，陈介祺算个标准的清朝“官二代”“富二代”。其父陈官俊在京多年，官至协办大学士（从一品）、吏部尚书。陈介祺自己也很争气，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还是个“大百科”，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学问无不精研，这些都是“底气”。

陈介祺的藏品数量极为惊人。他以文字为切入点，铜器、玺印、石刻、砖瓦、造像等无不搜集，藏品多达两万余件。是古陶文首位发现及研究者。鲁迅曾说“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清史稿》称誉他“所藏钟彝金石为近代之冠”。

更难得的是，陈介祺“眼光太好了”，一生所藏古器物数以万计，竟无一伪品。很多藏品如今都是各地的镇馆之宝、镇院之宝。

稀世珍品毛公鼎是西周晚期青铜器，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通耳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围145厘米，重约35公斤。腹内铭文32行，近500字，是迄今所见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

懂些历史的人都知道，青铜器上的铭文文字越多，越有价值。铭文大意为，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此鼎在陈家共收藏58年。此后几经易手，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再有，西周晚期青铜器兮甲盘，上有铭文133字，书体厚实壮美、风格独特，记述了兮甲（即尹吉甫，西周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随宣王出征，对南淮夷征收赋贡之事，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国学大师王国维说：“此种重器，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诸鼎之上。”

如果只是“富藏精鉴”，还不足以奠定陈介祺在晚清金石界的地位。真正让他达到“宗仰海内”高度的是，陈介祺明确了金石学的学术目的“鉴古、考古、释古、传古”，从而达到证经补史的作用，开一代风气之先。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1854年。那时因父亲亡故，国体动荡，又被逼捐四万两白银，42岁的陈介祺辞官返籍，72岁辞世，整整30年间，一直在潍县搞研究。

与同时代绝大多数收藏家不同的是，陈介祺极度重视传拓，甚至认为“拓与刻之功，与藏器并大”。有一种说法，陈介祺的书信因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而被时人视为“今董”，并转借传抄以便学习和珍藏。可以说，拓存可同样视之。

嘉道年间，诞生了一种“全形拓”，将金石器物立体形态高保真地墨拓到纸张上的传拓技法，相当于为器物“拍摄全身照”。陈介祺在继承中国传统传拓工艺“乌金墨拓”的基础上，创造了墨色淡如罗纱的“蝉翼拓”，改进了“全形拓”法。

尤其是他在拓制毛公鼎金文时，由于鼎内结构局促，全部文字又铸造在一个弧凹面上，若想完整清晰地从鼎内拓出原文，难度极大。陈介祺与传拓艺人们反复推敲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山东博物馆新展“古董·今董——山左金石全形拓文物艺术展”，展出了陈介祺监拓的毛公鼎全形拓。此拓为陈介祺技术成熟的后期拓本，钤印“簠斋藏三代器”“文字之福”“收秦燔所不及”。

经陈介祺手拓或监拓的器物拓片，所绘图稿有西洋透视基础，用纸讲究，敷纸到位，用墨浓淡适宜，拓墨重而不滞，金石文字拓片纤毫毕现，字口清晰而神峻，至今依然为毡蜡范本，被拓者视为圭臬。

对清人而言，器物是古董，拓本为“今董”。对我们而言，“今董”又成为古董，这背后是厚重，是传承。

责任编辑： 杜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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