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齐国在春秋争霸、战国称雄的历程中，以独立姿态创风气之先，从蕞尔小国成长为泱泱大国，历时八百多年。齐国国治民安的背后，有着其特有的廉政思想支撑。今人依然可以学习、借鉴祖先“知廉耻”“崇节俭”的思维方式，从而推陈出新、借古鉴今。

倡廉惩贪是古时进行廉政建设、维护统治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历史上，廉政思想产生得很早。“廉”作为一个形声字，最早见于西周时期的《周礼》。本义是指厅堂的侧边，平直、方正、狭窄、有棱角，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引申义，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为人的正直端方；二是为官的清廉不取。从建筑到人的引申变化，暗含着古人对“廉”最初、最直观的看法。《周礼》将“廉”看作“当官之本，考察之要”。

齐太公吕尚是齐文化廉政思想的开拓者。在齐国建立之初，他便总结夏商灭亡的教训，大力提倡“廉洁爱民、厚禄养廉”的政治主张。他把“廉政”作为“贤君治国”的主要表现，认为君主能否首先做到廉洁自律，并以身作则，影响国家命运。

吕尚意识到国家治乱的根本在于吏治，因此，他在执政过程中极为注重官吏的选拔和日常考察。他主张依靠严格的法纪来惩禁官吏骄横、贪奢的行为，并认为赏罚的最终目的是教化官吏什么该为、什么不该为，坚持“赏贵信、罚贵必”，从而达到以罚促正。

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则将吕尚廉政的思想进一步拓展。他把“廉”看作治国的“四维”之一，并指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那么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仲给出以上答案。

在管仲看来，“廉”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纲领，背离了它，国家就有倾覆灭亡的危险。他还强调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是国家迫切要做的事情。

管仲认为要做到廉政治国，必须做到以民为本，民为邦本。尤其要把握好国与民的关系：“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春秋末期，齐国出了一位能与管仲并称的一代贤相——晏婴。当时，各诸侯国君王和贵族大臣，无不争豪斗富，竞相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齐国尤甚，权贵们大多醉生梦死。对此，晏婴深感忧虑，旗帜鲜明地提出：“廉者，政之本也。”并从自己的衣食住行做起，耻贪抑奢，清廉自守。即使后来虽贵为齐相，他和家人的生活依旧十分俭朴，食不重肉，居陋仄之室，坐弊车驽马。面对齐王的赏赐，他也婉拒了。

朝臣们讽刺晏婴说：“拿这么高的俸禄却过得如此寒酸，真是给国君丢脸。”他却坦然说，“我虽生活俭朴，但用节省下来的俸禄接济了齐国境内几百贫寒之家，这也是在宣扬国君的恩德。”告老还乡时，他还把应得的封邑、车马都退还给了国家，可谓清廉至极。

“廉政”一词最早出现在齐景公与晏婴的对话中。在回答齐景公“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的提问时，晏婴说道：“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他把廉洁比喻成可以洗涤万物的清水。这是在文献上首次出现。在晏婴看来，廉政好比清澈的水，如果水浑浊了，就会把所经过的道路都污染；如果水一直是清澈的，就会把所经过地方的一切污浊都清除。因此，做到了清、廉，河、国才能生生不息。

晏婴以“廉”“俭”“刚正”著称，他让浪荡的齐景公成为治国贤君，齐国也由“乱”转“治”。由于晏婴克己奉公，尚俭倡廉，在中国历史上树立了廉相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司马迁在为晏婴作传的《史记·管晏列传》结尾处动情地写道：“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在思想与制度的保驾护航下，齐国官员廉正清明对整个齐地的民风和社会风俗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隋书·地理志》载：“齐地男子务农桑崇学业，其归于俭，则颇变旧风。”明嘉靖《青州府志》也称：“齐地汉以后尚俭、倡廉，与晏子的移俗不无关系。”

当齐国历代政治家对廉政深入思考的同时，他们也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建立起了长效机制来整顿吏治，惩治贪污，保证齐国政治的清明。据《管子》《晏子春秋》等文献记载，齐国的廉政制度，大致可分为选官、谏议、考核、奖惩、回避、检察等多个方面。可见，反腐与倡廉，在当时便是整饬吏治的利器，刚柔相济，两手兼用，对规范官僚阶层的政治行为，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和影响。

近一千年前，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路过临淄古城，用一首诗写透了历史的沧桑：“击鼓吹竽七百年，临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唐太宗从齐国的廉政思想中汲取营养，并给出“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的判断，可谓切中齐国兴亡的要害。

责任编辑： 杜文景    

打开大众日报客户端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