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理视角和方法论旨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这使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揭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诠释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观。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试图运用生态学观点填补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场，弥补“自然”在其中的缺失，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和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以此实现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实现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入生态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主旨。

一、“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理论空场与地位缺失

在奥康纳看来，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更加关注的是社会系统及其内在建构等问题，这一理论特质存在将“自然”边缘化的倾向，正如他所说：“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作为一种既能有助又能限制人类活动的力量，在该理论中却越来越被遗忘或者被置于边缘的地位。”①这说明“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没有取得应有的位置，其理论空场要求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视阈必须拓展到对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之辩证关系的合理说明与完整阐释上，同时应当有效寻找“自然”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空间，这正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一书的学理旨趣。

由于奥康纳意识到，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没有自身的地位是导致当前生态问题与环境危机的理论根源，所以在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前必须梳理清楚这种缺失的表现及其原因所在。他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理论空场。首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缺少“丰富的生态性”。因为马克思处于“前生态时代”，生态问题在19世纪并未凸显，其关注的焦点主要放在人类系统上，着重研究人类社会的建构与未来走向的问题，从而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②。奥康纳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历史唯物主义相比于前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唯心主义具有很大的进步，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描述中，它反复强调的是生产方式决定了自然界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自然界在不同的生产方式间会遭遇不同的社会性建构，致使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呈现物质—技术关系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紧张程度，以此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抓手，而忽略了自然的自主运作性，这种运作性既体现在自然本身有着规范的原则可供遵循，又体现在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同时自然也在改变且重构着自己。正因如此，安纳·布拉姆维尔（Anna Bramwell）批评马克思主义说：“生态学者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但马克思……不喜欢自然界”③，由此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看作是两个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领域，对它们之间的联姻持怀疑态度。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积极吸取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在科学权威的影响下自然进一步被祛魅（disenchantment）。在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化的物质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中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人化自然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界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人类只能是以改变自然物质之形式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劳动过程”④，之所以能够改变自然界自身的形式创造一个人化自然是现代自然科学揭示自然规律的结果。二是通过把人类加以自然化而改变其自身的思维方式，用奥康纳的话说就是“人类变得习惯于在不断开拓和发展新的物质财富形式的名义下以自然规律的主人自居”⑤。在这种自然科学将自然祛魅之观念的影响下，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突出的是自然的人化问题，而非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和自然的自我转型问题。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盛和启蒙运动的深入人心，自然渐渐褪去了神秘的外衣，它既是自然科学认知与研究的客体，又成为任人宰割和满足人类不同欲望和需求的对象，它被科学家和哲学家解释为“物质世界（或客观事物）的整体”、“存在着的所有事物”或者“物质世界自身”等。奥康纳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上述对自然的理解与工具主义的自然观异曲同工，都否定了“自然自身的终极目的性”。按照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词源学理解，自然是“导致事物变化的某种内在的东西”⑥，这种内在的东西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是事物的是之所是，而是事物将成为什么，这种可能性是由事物自身的本性所决定的。可见，自然自身的存在就是它的终极目的，我们不能将自然作为手段和工具。将自然界祛魅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的高度重视与关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把人类放在主动与重要的位置，而把自然放在消极和被动的位置，所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没有一种（或者仅在很弱意义上具有）探究劳动过程中的生态与自然界之自主过程（或‘自然系统’）的自然理论”⑦，他们更多地将自然当作劳动对象来加以考虑，奥康纳由此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或者没有建立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理论，或者建立的也是人类中心主义为导向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⑧

再次，自然之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存在理论空场和地位缺失，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旨向密切相关。按照奥康纳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之处在于对阶级斗争的概念和事实的指认，其首要和主要的含义是指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劳动强加在工人阶级身上”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通过揭示资本的剥削本性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呼吁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建立自己的生产方式和政治体制，以此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又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探讨人类社会演进所遵循的规则，旨在将人类历史引进至科学社会主义，但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没有注意到社会历史的真实蕴含在于文化，它既应该在人类学意义上加以理解，又应该受到自然的制约与限制。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处于前人类与前生态的思维路向中，加之其政治旨向在于建立科学社会主义而非生态学社会主义，所以自然不可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模式中占据主导性地位，同样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政治立场也不可能被应用于说明和分析生态问题。奥康纳据此得出的结论便是，“马克思的观点中的确不包含把自然界不仅指认为生产力，而且指认为终极目的的所谓生态社会的思想”⑩。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奥康纳指出了自然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理论缺失，但并未就此否认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联姻的可能性，也未持有否认马克思思想中具有生态意蕴的立场。他不赞同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不存在生态哲学思想的观点；更反对布拉姆维尔将马克思看作人类中心主义的始作俑者，其思想是反自然与反生态的立场；同时也不欣赏福斯特、伯克特等人极力主张马克思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将马克思塑造为一个生态学家的做法。奥康纳认为，虽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存在着理论空场，但人类社会与自然历史在其视野中处于一种辩证关系，它们也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意识到了建构一种能够清楚地阐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关系的理论的必要性”⑪，加上马克思确曾明确论述过独立于人的自然过程对人类生产方式起到的影响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具备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和对抗，我们完全可以在扬弃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将自然观念合理性地纳入其中，真正揭示自然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在人类的生产过程和自然界的生产过程，或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存在着某些辩证的关系”⑫，两者互为前提，相互交融，合二为一，各自成为对方内涵的有机组分。奥康纳通过将“自然”回归历史唯物主义所创建的自然观既不同于工具主义的自然观，也不同于浪漫主义的自然观，因为前者易导致人们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后者则缺乏实践操作，这种新的自然观就是“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二、“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为了弥补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弱化“自然”范畴的学理缺陷，奥康纳认为，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联姻，构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探索一种能将自然和文化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⑬。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社会劳动”被界定为一个双向过程，一个是由人类与（自然提供的）物质资料之间的利益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程度取决于技术（比如工业技术、计算机技术、工人的技能等）的发展程度；另一个是由技术关系所构建的社会组织关系，主要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社会产品的占有与分配关系等。前者被马克思主义学者定义为“生产力”，后者被定义为“生产关系”。奥康纳指出，由于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于“前生态时代”，人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展开的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又必须依赖于各类技术，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倾向，忽视了自然对社会劳动（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外部制约，轻视了“自然系统内部的生态与物质联系以及它们对劳动过程中的协作方式所产生的影响”⑭。另外，因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将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没有看到文化因素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关联，也就忽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要受到文化与规范的影响，必然加重技术决定论的理论渗透。所以，要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清理“自然”与“文化”维度在“社会劳动”中的双重缺失，认识到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与三位一体。

第一，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突破口在于重新诠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范畴。在奥康纳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读模式都缺失了“文化”和“自然”的视角，或至少没有使其获得应有的地位；但事实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都是文化的和自然的”⑮。一方面，整个自然系统是独立于人类系统而自主运作的，它既为人们从事生产活动或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基本的物质资料，又以其内在的运作机制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即使人们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推进生产进程也是如此。另外，自然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也内在于生产关系中。自然系统或自然条件的一定形式可以为某种既定的社会形态或阶级结构的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而且自然进程会对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形成、发展与演变产生一种限制作用。例如，英国因为其内陆河沿海输水系统比较发达而未经历严格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当自然资源使用殆尽或被摧毁时，现有的财产关系或权力关系就会发生变化，等等。这种“自然的生产力”和“自然的生产关系”保证了二者的客观性维度，之所以说生产力具有客观性，是因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自然系统提供的生产资料、人类创造的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对象等）都是客观的；生产关系具有客观性是因为“它的发展是以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一些发展规律为基础的”⑯。

另一方面，奥康纳批评历史变迁与发展理论所宣称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存在一种关于文化、语言、主体间性和伦理的理论主张，认为在所有的生产方式中，不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是与文化规范问题交融汇通的。在奥康纳那里，“劳动关系或协作方式不再被认为是由技术必然性单方面所决定的。当然，劳动关系也并不因此就是由权力因素单方面决定的”⑰，换言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既受到科学与技术的客观影响，同时也受到政治要素、文化规范、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乃至传统习俗的影响。例如，如果对当地语言共同体的主导文化及其变化轨迹、伦理规范、法律体系和管理者控制劳动者的意识形态不甚了解或知之甚少，那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近乎同等科学与技术水平条件下，美国、日本与欧洲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阶级合作主义的生产体制与协作模式。所以，奥康纳得出结论说：“生产力始终部分地是文化的力量，劳动关系是由各类文化实践、技术与工艺水平、生产手段和劳动对象的发展水平、维持劳动价格稳定的能力、阶级力量等多元因素共同决定的。”⑱这种“文化的生产力”和“文化的生产关系”表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除了具有客观性维度外还具有主观性维度。生产力之所以具有主观性，是因为它不仅包括活劳动力，而且也包括劳动力之间的组合形式与协作模式，而这种组合模式则受到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尤其是文化实践活动、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影响。生产关系的主观性则体现在它建构特定剥削方式的方法即劳动方式以及产品的分配方式要受制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只有承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客观与主观两个维度，我们才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生态学的基础上，而避免将其建立在技术关系的层面上，同时也能理解为何在技术条件相同但文化背景不同的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生产力和不同的协作关系。

第二，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是在维护“社会劳动”核心范畴的基础上合理阐释自然—社会劳动—文化之间的三位一体关系。马克思把劳动（或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位置，是因为人类自身活动的协调与整合既有目的的创造了人化自然物，又改变着人类文化进程与自然法则过程之间的关系。奥康纳强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应该保持劳动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中心地位。作为人类与自然之中介的社会劳动在新的学理视域中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社会劳动首先是一种物质性实践活动，具有自然特征。人类劳动必须建立在自然系统所提供的物质原料基础上，以自然自身的稳定性与持存性为前提，不能违反自然的客观法则与运行机制，自然系统还对人类劳动具有调节作用，同时人类劳动也通过调节自然过程与改造自然条件创造出新的自然形态。二是社会劳动又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具有文化特征。人类劳动不单是纯粹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不仅建构在阶级权力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建构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基础之上”⑲，人们的文化规范程度和实践情况影响着劳动的进程与效率，同时文化规范也赋予产品以“符号价值”（sign value）和消费意义。反之，文化规范与实践也在劳动过程中不断演变，并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

劳动的自然与文化特征表明，在依据社会化原则建构的社会劳动中实现了自然与文化的相互交融，与此相应，自然与文化因素上的不确定也使社会劳动呈现出不确定与复杂化的特征。如此一来，自然不再是之前纯粹意义上非概念、非语言和非文化的实在，而是通过社会劳动中的协作渗透了文化要素的自然；文化也不是与自然不相关联的自身融贯的规范领域，而是通过社会劳动的中介作用受制于自然发展的进程。根据奥康纳的理解，“一方面，文化关系内在于劳动、劳动关系以及其他领域中的方式，另一方面，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关系内在于劳动过程之中的方式，正在越来越趋向于复杂化”⑳。奥康纳之所以强调劳动的自然与文化维度，旨在建立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在物质性与政治性维度上扬弃红色政治与绿色政治，为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向引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引起的自然异化和生态危机奠定学理基础。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理论诉求在于摆脱工具主义自然观和浪漫主义自然观的缺陷，重塑自然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真正理解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奥康纳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以及社会劳动概念一定程度上能够使我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也意识到自然过程对人类生产过程的重要性和制约作用，却忽视了“在人类通过劳动活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自然界本身也在改变和重构自己，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在生产过程中人类的力量和自然界本身的力量相互统一在一起的发展过程”21。这说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唯物”的维度来说是不彻底的，马克思是站在前生态学的水平和角度来进行“唯物”话语的言说的。奥康纳除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以及社会劳动的自然特征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性”外，还将“第二自然”也看做是“自然”的一部分，来重构一种新的自然观。

按照美国后分析哲学家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的观点，“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的概念最早在伦理学领域使用，其内涵源自于亚里士多德对如何获得德性的讨论。22直到黑格尔，他在与教育和习惯相关的意义上使用第二自然，“一方面，自然作为一个异化的他者，是一个与直接的自然性相对的第二自然，另一方面，它就是自然，是一个存在，是如是我在，它是我的习惯，这也是自然性在其中的一个方面”23。奥康纳认为，“第二自然”主要是指“对人类生活方式的主体性建构、人化自然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有其独立的历史性存在，但第二自然并不会因为其“第二”性，就少一些“自然”的特性。24也就是说，第二自然是从第一自然（直接的自然或原初的自然）那里通过某种方式或途径演化而来，其中渗透着人类由于教化而形成的语言概念、文化规范、传统习俗、生活习惯等要素，其表现形式或者为某种能力或倾向，或者为主体性建构的物质（包含文化）产品，但第二自然不会因为有人的因素渗透其中就缺失了自然的属性，就被划分在自然的界限之外，第二自然会随着历史的推进、生活的继续而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如此一来，重构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将内涵拓展到自然之中了，因为“自然界，不管是‘第一’自然还是‘第二’自然的历史，都将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反之亦然，这取决于具体的时代和环境的要素”25。奥康纳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自然和文化的理解，构建起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奠定了观念基础。

三、生态批判与资本主义的超越之路

由于关注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奥康纳建构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着力点也不同，前者主要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奥康纳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用价值是服从于交换价值的，所以该矛盾会造成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引发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由此寻找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可能路径。后者关注的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或者说‘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及力量’之间的矛盾”26（奥康纳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在这一矛盾视域中，使用价值一定程度上与交换价值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奥康纳指出，这里的“生产条件”主要包括“外在的物质条件”（“自然条件”）、“生产的个人条件”和“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由于生产条件在当下资本主义实践语境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一重矛盾就被遮蔽或变得不再重要，走向前台的是第二重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之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

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必然。从经济角度看，资本主义是立足资本的无限扩张而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为目标的系统，但自然界的运行周期与自我修复能力却远远落后于资本的运作周期和节奏，而且自然本身无法进行自我扩张，导致的结果就是自然系统的继续破坏、自然资源的不断紧缺而引发生产条件的恶化和资本主义各生产要素成本的急剧提高，最终导致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并同时伴随生态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27。奥康纳认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都清晰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对生态、自然资源以及人性的破坏作用，但他们“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问题视为其资本主义的积累与社会经济转型理论中的中心问题”28，一是因为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自然的稀缺性”问题尚未充分暴露，马克思恩格斯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枯竭程度和自然界退化的严重程度；二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无法预见新社会运动在当下自由民主体制下所承担的预防自然环境继续恶化和重建生态和谐的重要责任。

由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缺失了自然的地位，伴随科学与技术的迅速发展，自然必然遭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掠夺性使用，此时生产条件自身的维持与重新获得便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必然面临的首要难题。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奥康纳主要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入手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发生的内在必然性。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以资本积累的方式达到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的目的，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具有无限扩张的特征，这必然导致生产条件的不断恶化和遭到破坏。一方面，如果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发展，资本的扩张使生产再扩大，那么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生产成本占商品价值的比重就会加大，资本反而会加大对原料的开发与投资，使自然资源遭到掠夺式的开采与使用；反之，如果资本主义可以有效使用自然资源进行生产，致使原材料价格降低和成本下降，便会带来平均利润率升高，也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急速增长和对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因此，奥康纳认为，无论原材料价格如何，只要资本不停止扩张的脚步，不改变以无条件追求利润的目标，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必然伴随着“与过度竞争、效率迷恋以及成本削减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危机，同时也会导致生态危机，由生态危机所导致的生产条件的恶化又有可能加重经济危机的程度。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试图通过技术水平的提升和科学理论的进步来消解其生产方式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努力是徒劳的。尽管通过生产技术的改造，阻止一些具有潜在威胁和有害技术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可以部分地实现现代技术的生态效应，但“绝没有先验的理由可以保证生产技术将会是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29，因为自然系统虽是资本的前提，却不是其目的所在，利润才是其最后的归属，所以技术不是先天地以生态原则为发展的基础，而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工具与手段。加之技术的设计和定型也受到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制约，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威胁到公司企业乃至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层结构，因此其管理机制必然要求实现“对技术的社会控制”，而无视技术有可能带来的生态效应。奥康纳认为，技术“对于自然的破坏性后果间接地拉动了生产成本的上升，……还在生产和财产关系上造成了社会的和政治的对立”30，由此破坏了自己的生产条件，进而产生经济危害，加重生态危机。

概言之，奥康纳通过资本主义两重矛盾的分析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论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成本（生产条件）的角度都是不可持续的，而且由于资本与自然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技术所导致的生产与消费异化必然导致其陷入经济危机及其经济危机引发的生态危机，但资本主义又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上述危机，所以，奥康纳认为可行的出路在于将西方出现的各种激进环保主义运动和绿色主义纳入到社会主义运动中，走向生态社会主义。他在之后面临的便是阐述生态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以及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奥康纳所建构的生态社会主义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为取得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优先地位，在发展过程中采取了经济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并且为了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增长优先发展重工业，过度工业化加上经济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从西方引入技术、生产系统和劳动控制），使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但奥康纳提醒我们，不能因此否认社会主义与生态联姻的可能性，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关系是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破坏的原因和影响也是不一样的”31，所以，只要我们积极变革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复活社会主义理论、合理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联姻（“红”与“绿”的结合），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克服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和发展困境，主要是由于它具有不同于前两者的理论与实践特征。

首先，生态社会主义生产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资本主义所倡导的关涉个体权利与需求、导致不正义债务与地区发展差别的“分配性正义”，而是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尊重“自然之自主运作性”、协调社会劳动的自然与文化维度的“生产性正义”，生产性正义致力于人与自然、生态与生产之间的和谐，因为生态社会主义是“按照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32，由此实现社会生产由“利润导向型”向“需求导向型”的转换。其次，生态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注重对资本主义的定性批判，同时也展开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定量批评，主张国家民主化，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社会和国家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社会公平正义为特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最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旨在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认识到自然与人关系再度和谐的重要性，注意保护生产条件，“要求社会生产必须与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相一致，实现社会生产与劳动、自然的协调发展”33，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是依靠在当代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新社会运动。奥康纳指出，只有走向生态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克服资本的自我无限扩张与自然界自身的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走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泥潭，真正认识到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应有之义，实现环境与社会的正义。

四、小 结

总的来说，奥康纳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构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建构生态社会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他的出发点是要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逻辑关联，尽管奥康纳承认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缺失了自然的维度，但也认为其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他既反对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也反对福斯特将马克思建构为“生态哲学先驱”的做法，而是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建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应有位置，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另外，奥康纳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是将自然与文化的要素引入到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劳动范畴中，认为不能只从技术层面考察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劳动，应该承认社会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的中介具有自然和文化的双重维度，从而建构自然—劳动—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文化的要素也渗入到自然中，建立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最后，奥康纳在上述基础上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批判，指出资本主义对生产条件的忽视而产生的资本积累、生产与消费技术以及不平衡的联合发展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唯一可行的出路只能是走向生态社会主义，从而使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的自然观与生态政治建立了有机联系，同时也将资本主义的批判由之前的经济批判和制度批判的领域延展到生态批判与价值批判的领域。

然而，我们不能把奥康纳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完全等同于对马克思的批判。尽管奥康纳一定意义上的确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关系上存在的某些缺陷，但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对马克思的许多指责是自己根据二手资料关于马克思的思想做出的理论推测和逻辑推论，这一点可以从奥康纳在书中极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来说明问题可见一斑。自然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理论空场更多地是由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在发展马克思学说过程中造成的，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指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4这表明马克思并没有将人置于自然之外，人及其精神产品就是奥康纳所说的“第二自然”，丝毫没有因此而丢得自然性，马克思虽未使用奥康纳的“自然的终极目的性”概念，但也未否认自然的自主性和“人对自然的生态依赖原则”35。所以，马克思对自然的这种态度就为福斯特建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关联提供了依据。另外，奥康纳与高兹、本·阿格尔等人一样并未揭示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实现路径及其运行机制，仅仅停留在一般规定性的考察，由此使人们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向往成为一种乌托邦，也无法真正使生态运动走向生态政治运动，这是之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着力解决的难题。但无论如何，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批判及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无疑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间，也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提供了思想资源。

[基金项目]本文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诠释与重构研究”（12BKS06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六批特别资助项目（2013T6068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2批面上资助项目（2012M521372）的资助。

[注释]

①②④⑤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⑲⑳212425262829303132[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 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第7页，第7页，第7页，第2页，第4页，第6页，第37页，第38页，第34页，第34-35页，第37页，第41页，第59页，第73页，第61页，第62页，第70页，第77页，第78页，第63页，第61页，第9页，第257页，第198页，第326页，第331页，第409页，第525-526页。

③Anna Bramwell，Ecology In The 20th Century: A History,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p.33.

⑥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⑦⑱James O’Connor，Natural Causes：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8，p.37，p.43.

⑧何怀远：《寻求“自然”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空间——奥康纳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批评》，《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

⑨关春玲：《詹姆斯·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阐释》，《江汉论坛》，2008年第1期。

22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84.

23Marcus Willaschek ed.，John McDowell：Reason and Nature Lecture and Colloquium，in Münster，1999，p.42.

27陈食霖：《生态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评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2期。

33夏鑫：《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思想评述》，《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6期。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35[英]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

（作者王增福 系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 曹荣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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