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重要理论武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新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在党员干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群体中分层次的领导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在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中加深了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这场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为巩固政权建设、实现社会转型、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提供了重要思想保障。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要不断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1]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形势紧迫，中国共产党要完成一系列的艰巨任务，需要调动各个社会阶层的积极性，并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教育和培养广大民众，增强他们的阶级意识和大局观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重要性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需要

新中国建立后，取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此时整个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之中，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量存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观点等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具有一定的影响。此外，社会生活中各种反动宣传和政治谣言不时流传，造成了人民思想和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混乱，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杂乱无序和亟待整顿的状况。社会各阶层不同程度的受旧思想、旧观念的影响，如党内部分干部存在经验主义现象，学习新知识新政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还比较薄弱，缺乏因地制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很多底层民众受唯心主义影响，遇到问题烧香拜佛；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与他们没有太大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太大兴趣。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退走的”[2]。共产党人“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3]。因此，要想使得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可马克思主义，摆脱旧思想束缚，必须开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教育。

（二）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一方面，面对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这一新局面，一些党员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存在从个人经验出发、忽视理论指导的现象。而此时党的宣传工作，“没有认真进行理论的通俗化工作，缺少关于理论的通俗书籍、通俗论文和通俗讲演。党的报纸刊物很少刊载理论文字，不善于运用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缺少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批评”[4]，由此导致部分人民群众不了解党和政府的工作和规划。另一方面，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不够，部分领导干部缺乏深入群众中了解广大劳动人民思想需求的实践，出现了一些官僚主义作风、教条主义错误的迹象，“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5]这些错误的思想苗头对党自身的发展有严峻的考验，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会影响人民对党执政能力的认可。因此，要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必须依靠广泛的有系统的理论学习”[6]，从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上入手，纠正党内的错误观念，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彻底克服经验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历史唯物主义教育。

（三）推进社会转型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巩固新生政权、消灭国民党军队残余势力、恢复国民经济、完善教育工作等社会转型的一系列问题，如何妥善处理既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力和号召力，更关系社会发展稳定。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无论是对各级党员干部来说，还是对于包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各基层民众来说，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异常重要。“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7]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保证社会顺利转型，使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建设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发展轨道，确立并巩固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开展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在全国的蓬勃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各种途径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教育人民并指导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共中央1951年2月发出了《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重视党的宣传工作，积极领导和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并对群众宣传、干部教育、文化艺术、学校教育、报纸广播、书刊出版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具体要求。同年，中共中央还做出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根据全体党员、青年团员，以及党外积极分子的文化程度、理解能力和学习条件，组织他们分级别、系统地学习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常识，关于社会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理论知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潮。

（一）在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学习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刚刚获得执政地位的共产党，面对新旧思想的交替、新的历史任务，“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治，学习党的基本理论，而且要宣传马列主义”、“真正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来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来教育人民，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打下思想基础”。[8]在这种背景下，党把宣传和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来进行，并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理论学习的不发展，经验主义倾向的存在，正是目前党内一部分干部对于党的政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工作中缺少坚定性和远见，缺少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倾向以至功臣思想蜕化思想的根本原因”。[9]因此“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这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10]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关于加强学习的决定和指示都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共同纲领》规定，要“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以及随后各大区和各省、地级单位成立的中级党校和地方党校中，一般都把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必须开设课程。“中央指出：除了全国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须继续经常坚持下去以外，全国省市级以上党委所在地及较中心的城市的党委宣传部，都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设立这种干部业余理论学校。这样就会有助于逐步地改变过去干部理论教育缺少组织制度的状态，把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逐步提高。”[11]中央1953年４月发出《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的一年半时间内，都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和第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著作”。[12]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十分重视干部的文化教育工作，并加强其领导”，“有效地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13]并对参加学习的人员、学习方针、学习方式以及业余补习学校学制、课程、教学时间、教师和制度等做了明确规定。1954年12月17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干部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进一步对课程提出要求，马列学院、中级党校都要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必开课程。[14]在“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各地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明确要求。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在机关高级干部会上提出，高级干部首先要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以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华东局直属机关党委会、华东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上海市级各机关以及华东其他各省市都在积极布置《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学习。[15]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更加扎实，“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16]。

通过制定详细的学习方案、编写丰富的学习资源，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全党扎实有序的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逐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贯彻执行提供了前提和保证。在河北，“去年一年中，全省五万九千九百一十七名干部参加了学习，甲乙级干部已学完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中共河北省委与各地委规定的十四种临时学习材料。通过理论学习，绝大多数干部更明确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观点；时事政策学习的收获，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统一战线问题有了正确的了解和体验，纠正了一些错误观点。”[17]在北京，在职干部通过这一时期的学习，“收获比较大，干部普遍接受了劳动群众创造历史和阶级斗争的思想。新干部中的超阶级观点，个人英雄主义和部分老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均得到揭发和批判，为一九五零年下半年的整风准备了基础。”[18]在大规模的学习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得以普及、毛泽东思想广泛传播，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重构和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在青年学生中加强历史唯物主义教育

青年学生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必须加强对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学校作为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为配合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理论建设，1949年12月30日《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中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提倡和鼓励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是新区学校安顿后的主要工作，其主要目的是逐步地建立革命的人生观。[19]

加强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师资是关键。为提高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序开展，1952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提出由中央教育部负责筹划，“在中国人民大学创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为全国各高等学校培养一部分政治理论师资；在高等学校的助教和高等、中等学校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优秀的党员、团员在本校担任政治理论课程的助教或助理，指导学生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各大行政区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举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培养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设立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培养中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等等。”[20]1952年9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在高等学校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报告》中强调：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为全国高等教育建设事业打下坚强的政治基础，极需进一步在高等学校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21]

课程设置是加强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重要渠道。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接管、接受了原有的公立高等学校和教会大学。经过清理整顿，各学校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体制，设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程。1949年，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增设“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公共必修课。教育部1950年8月正式颁布的《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政治课程，借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52年10月，各高等学校按教育部规定，依年级顺序分别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三门课程。1953年高等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开设“新民主主义论”“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四门马列主义理论课。6月17日，高教部将“新民主主义论”课程改为“中国革命史”，通过系统地讲授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知识，“使学生认识中国政治的发展规律，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1955年《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必须“加强高等学校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中等学校教科书中也要有通俗浅显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文。”[22]1956年9月9日，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把“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国革命史”列入高等学校各专业的必修课程。

同时，为保证课程顺利开设还对课时进行了规定。1952年10月7日，教育部于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规定：综合性大学及财经、艺术院校自1952年起，依年级顺序分别开设“新民主主义论”100学时、“政治经济学”136学时、“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100学时；理、工、农、医等专门学院开设前两门；一年制和二年制专科学校只开设前一门，学时都与综合性大学相同。1956年“中国革命史”课时增为136学时(外语和理科各系，农林和工科的一些专业为102学时)。[23]

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的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设置及师资的配备，极大地推动了青年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为教育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推进，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上了日程，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是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24]1951年９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中着重阐明知识分子的性质、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必要性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具体方法。他指出：知识分子的改造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立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而改造需要时间，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25]1951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26]1951年11月1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推动思想改造运动，有系统地组织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27]。1952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作出的《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规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学习内容之一。[28]1952年中共中央相继颁布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将教育改革与教职员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最终目的联系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结合当时的社会转型和社会主义改造形势，通过三种途径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改造：一是“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对学员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促进其思想改造；二是在高校组织教职员工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定期安排党内人士进行讲演和报告，参加各种学习小组、研究会、公选政治课程等。学习内容主要涉及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等。通过“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29]“俾能把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30]；三是组织和引导知识分子参与了包括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通过思想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抛弃过去不同程度存在的轻视劳动人民的旧思想，进一步站到人民的立场，开始学习掌握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的主流”。[31]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再次指出：“解放以来，党所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对于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于知识分子的进步产生了很大的效果。”[32]

此外，在各地举办的工人培训班中，针对积极分子进行了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使得这场学习运动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开展起来。对于农民的教育主要是以扫盲、识字为主，也在他们中间普及自然科学常识、宣传无神论思想，通过“通俗的报纸、刊物、画册、书籍、广播、电影、幻灯、通俗演讲、展览会等”[33]群众愿意接受的形式，开展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同时，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中广泛宣传历史唯物主义，使农民初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特点

（一）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34]“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己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己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35]他主张，“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管思想工作，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36]“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37]并强调，“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38]

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时期，政治工作是完成一切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39]。毛泽东明确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40]，“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41]“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做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42]各个部门都要负责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教育、思想工作指的就是意识形态工作。毛泽东还解释说，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不能靠压制手段，不能靠行政命令，而是靠耐心的说服教育，靠政策与策略的正确，使党外群众“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43]。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政治思想是统帅、是灵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44]要抓革命，促生产，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优势，以政治思想工作带动其他一切工作。

（二）将学习毛泽东思想作为重要内容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民、武装思想，成为开展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中，把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生平事迹、毛泽东的理论著作规定为主要学习内容，把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作为学习的主要目的。

新中国成立后，考虑到国际国内的发展需求，特别是斯大林对出版新版《毛泽东选集》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着手编选工作，并于1950年5月成立了直接隶属政治局的“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195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通知》，指出：“有系统地学习党史，将极大地加强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从而使全党的干部和党员在今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中增加极大的觉悟性和信心。学习党的历史的基本材料，应当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这表明，《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的着眼点在于促使全党和全国人民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从而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增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信心与勇气。《毛泽东选集》出版后，党中央动员和组织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45]

《毛泽东选集》的正式出版，把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推向了高潮，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谈到《毛泽东选集》时，深有感慨地说：“这是血的著作”。“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民主革命的时间那么长，打了那么久的仗，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才搞出一套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如何处理党跟非党人员的关系，如何搞统一战线，如何搞群众路线，等等”[46]，比如，“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47]《毛泽东选集》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成果，成为广大干部和党员、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教科书。

（三）理论学习与实践教育相结合

注重在实践教育中巩固理论教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最显著的特点。中共中央在1953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干部文化教育“必须采取速成的和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课程应精简集中，教学内容应适当联系学员的工作，教学方法应适合工农干部的特点。”[48]

例如，在加强知识分子思想教育过程中，坚持“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最为广泛和直接”[49]。为增强思想改造的效果，毛泽东建议让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他指出：“北京若干民主人士到各省去看看，有益无害。是我们叫他们去的，不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他们到了，是则是，非则非，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讲明白，他们不会妨碍土改的。”[50]1951年3月10日，毛泽东看了西南局、中南局给中央局的报告后，更进一步肯定“对民主人士应采积极态度，引导他们参加土改等项工作，有极大益处”。3月18日，他亲笔起草了一封给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书记的电报，强调“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51]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在《转发川西区党委关于组织党外民主人士参加土改的经验的批语》中指出：各地“在今年夏、秋、冬三季的土改工作和镇反工作，从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分几十批组织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教授，教员，资本家下乡去参观，或参加工作。”[52]让民主人士及知识分子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毛泽东认为不仅可以“打破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53]，而且实行这种办法使得他们“真正得到了学习机会，去掉了怀疑，和我党更加靠拢，我党也就更加主动了”。[54]1951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指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使广大工商业者和中上层知识分子以及各种宗教信徒，也日益多地参加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来了”，他们“在此以前，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存着怀疑和游离的态度，现在，则转而采取信任与拥护的态度”。[55]

结合“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高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历史唯物主义学习活动，参加学习活动的人数不断增加，“至1952年秋结束，全国参加这次学习运动的高校教职员占91%，大学生占80%。”[56]他们在社会变革现实中把理论应用于实践，鼓舞了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热情，加深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

（四）批判唯心史观

随着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深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57]因此，开展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必须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这是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旨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改良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历史观，确立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政体相一致的新国家意识形态。[58]《武训传》讲述的是清朝末年一个普通农民历尽艰辛屈辱行乞兴办“义学”的故事。讨论和批判这部电影，提出的不仅是如何评价武训这一历史人物的问题，而且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道路。[59]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武训其人及其所处的封建社会制度和文化进行了分析，对《武训传》以及歌颂它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唯心史观进行了严厉批判。同时，文章也批评了党内一些人士对《武训传》事件的麻木态度。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竟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60]毛泽东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各报刊纷纷发表了批判《武训传》的文章。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又领导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这两次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积极作用。[61]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强调：在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且通过他们，用唯物主义思想教育文化水平较低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极为艰巨的任务。”[62]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解放以来，党所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对于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于知识分子的进步产生了很大的效果。”[63]新中国成立初期，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在思想文化领域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批判中存在着把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当做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实践表明，在学术和文化领域，党如何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进行有益和有效的工作，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64]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使得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了解了关于阶级、剥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党等基本知识，对于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投身于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对于今天建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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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17]《河北全省六万干部各项学习走向正规，甲乙两级已学完政治经济学，建立文化补习学校百五十处》，《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

[18]《两年来北京市的在职干部理论学习》，《人民日报》，1951年5月24日。

[1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

[2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281页。

[2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页。

[2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23]张立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状况考察》，《临沂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2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

[2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388页。

[2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9页。

[27]《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人民日报》，1951-11-02（01）。

[2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页。

[2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

[30]《北大清华师大三校新校务委员会成立各校行政负责人亦同时发表》，《人民日报》，1949-05-06（02）。

[3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58页。

[32]《周恩来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页。

[3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3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3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3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3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3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1页。

[3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

[4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4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

[4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4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4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45]张立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状况考察》，《临沂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4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4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4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0页。

[49]《周恩来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页。

[5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7页。

[5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页。

[5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页。

[5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页。

[5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5页。

[5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56]谈松华.《中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页。

[5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58]杨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场思想政治教育课———关于批判《武训传》事件的研究与思考》，《政治学研究》，2011.1。

[59]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页。

[6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页。

[61]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页。

[6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3页。

[63]《周恩来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页。

[6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89页。

(作者张立梅，系临沂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 张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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