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文学》编辑部发布一则严正声明，对确认存在抄袭和套改现象的作品提出处理意见，表明对抄袭行为坚决零容忍的态度。

从该声明中可以了解到，《北京文学》编辑部决定，追回发放的稿酬，并在今后不再录用该作者的作品。同时，向被抄袭者表示诚挚歉意，也向两个微信公众号的批评和监督表达感谢。

让抄袭者受到应有的惩诫，这既是对原作者的尊重，也是对劳动和创造的尊重，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对于抄袭者，就该人人喊打。

抄袭别人的作品，把别人的创作据为己有，除抄袭者本人获得浮名虚利外，其他人无不对此深恶痛绝。对于被抄袭者来说，自己耗费大量心血创作的作品，被别人轻飘飘地窃走，怎不会带来一种钻心之痛。对读者来说，一旦知道自己读到的是一件抄袭之作，也自然会产生一种被戏弄、被欺骗的感觉。

文艺创作需要努力，更需要天赋。一个人即使才华横溢，要想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优秀作品，也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训练和锤炼，需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的责任感，需要“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的敏锐性，需要“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的想象力，需要“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的条理性，需要有“文外之重旨”的含蓄蕴藉。

有时候看似“妙手偶得”，究其实还是厚积薄发。这个积累与锤炼的过程很辛苦。唐代诗人卢延让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贾岛更甚，为了写诗殚精竭虑，连他母亲都感叹儿子为了写诗几乎要“呕出心肝”。

辛苦还不仅仅是这些，还要努力避免各种各样的陷阱，小心翼翼不掉进那些所谓的“声病”“窠臼”里去。这个过程非常折磨人、消耗人。

有些人缺少天赋，又受不了这种辛苦，却偏偏喜欢拉个“天才诗人”或者“文章高手”的名号傍身，不免就会动起歪心眼。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把别人写好的拿过来，诈称是自己的。

这种事情以前就有。有的把人家一句诗借过来，是觉得人家诗写得确实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干脆就整句拿来用了。这种情况叫“借句”。但是，借句时，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注明，所以说，“借句”还是比较坦荡的。而那种昧着不说的“偷句”，境界上与“借句”就有很大差别了。明目张胆抄袭，其境界又等而下之了。

有的不仅仅是抄袭个别句子，而是抄了整首诗，更有甚者，连人家诗集都署上自己名字，一股脑儿占为己有。这种现象也不罕见。唐代李播就曾遇到过。李播于元和年间登进士第，后任蕲州刺史、杭州刺史等职。在他任蕲州刺史时，有一李姓书生持诗文求见，请求指点提携。李播读完之后，不禁大吃一惊：这哪是什么李姓书生的诗文？本来是李播自己“未第时行卷”。于是，他当面向该书生说明。这位李姓书生解释说，这些诗文是从书肆里花了数百钱买来的，他一直靠这些诗文博取名声并能“游江淮间二十余年”。该李姓书生脸皮不是一般的厚，见冒名抄袭之事败露，而且遇到了正主，不仅未惊慌失措，反求李播“见惠”，干脆把这些诗文赠送给自己算了。李播倒也大方，没再计较，随他去了。有学者分析，李播才华很高，名声很大，然而留下来的好诗甚少，与这类情况大有关系，因为他的好诗都让人“偷”走了，或者直接送给了别人。

这种现象其实不只是在文坛、诗坛存在，画坛也常见。有一年，有一个国家级的大型画展在济南举办，我去采访这个活动。在与画展相配合举行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我注意到，有一位专家的发言，主要内容就是批评一些作者抄袭模仿。该专家称，有好多件以“躺在沙发上的女子”为题材创作的作品，均未通过初选，因为这些作品缺乏个人创意，题材雷同，可判断为涉嫌模仿与抄袭。

此后的另一个画展研讨会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也批评过这种现象。在提到中国画作品时，他说：“很多画面上就是一个美女在屋里，旁边加个凳子放两盆花，那么，我们创作的意图和意义何在？”而这种现象在油画中也存在，他针对这种现象发问：我们的创作到底要往哪儿走？

文艺创作要继承、要借鉴，在这方面大家没有什么异议。事实上，对于文艺创作方面的借鉴行为，人们的衡量尺度一直还是比较宽容的。那些引发争议的人和事，一般是被认为借鉴不当，或者已经超出了合理借鉴的范围，当然包括直接抄袭；而对于袭用别人语句的情况，又要分开看，如果不是简单抄袭，而能“化”而用之，别出新意，人们也往往不会指责抄袭，反而还会赞赏其奇思妙想，这也是前述在这方面尺度比较宽松的原因所在。

在古代一些诗话中，经常会围绕借鉴举例，并点评其优劣得失。宋杨万里《诚斋诗话》中说：“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他举例说，杜甫很多诗也是从前人诗中化出，这些“偶似”古人的诗，有的胜过古人，有的则不及。

有意思的是，杨万里热情主张：“初学诗者，须学古人好语，或两字，或三字。”他还特别强调，“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换句话说，就是提倡用旧瓶装新酒。他认为，能做到这一点，需要达到一种极高超的水平。

杨万里早期创作是受“江西诗派”影响的。他的这个论点，恰恰就是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创作的主要特色之一。

黄庭坚论诗，赞赏“无一字无来处”，主张“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他不仅自己奉行，还带动一大批追随者这么干。

何谓“点铁成金”？黄庭坚在评价杜甫诗、韩愈文时说，二人为诗、为文都讲究“无一字无来处”，后人读书少，所以才以为是他们“自作此语耳”。他认为：“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江西诗派”的这些主张，其实就是要求以旧瓶装新酒，看似恋旧，实为创新。

黄庭坚名列“苏门四学士”之首，擅长写诗，与苏轼并称“苏黄”。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中说，北宋元祐之后，诗人迭起，然而“要之不出黄、苏二体而已”，可见黄庭坚在当时诗坛的影响力。

黄庭坚的这种诗学主张，为推动诗歌创作开拓出新的路径，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就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方面来说，黄庭坚自己就有很多诗歌袭用前人语，如《猩猩毛笔》诗的“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皆从前人“好语”中化出。黄庭坚还有一首绝句“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零乱杏花香。春风不解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这首绝句出自唐诗人贾至的诗，只不过改了区区几个字。

在这方面，章学诚先生的观点相当公允。他在《文史通义·说林》中有这么一段论述：“著作之体，援引古义，袭用成文，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体势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视其志识之足以自立，而无所藉重于所引之言；且所引者，并悬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见焉，乃可语于著作之事也。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标所出。所出之书，或不一二而足，则必标最初者。最初之书既亡，则必标所引者。乃是慎言其余之定法也。书有并见，而不数其初，陋矣。引用逸书而不标所出，罔矣。以考证之体，而妄援著作之义，以自文其剽窃之私焉，谬矣。”

在这段论述中，章学诚先生区分了著作、考证两种文章体例对引证的不同要求。这为我们区分判断是否抄袭，提供了一个很公平、很稳妥也很有说服力的参考标准。

文艺创作本来是怡情悦性的事，若非自出机杼，不写也罢，更不必去当“梁上君子”。如涉抄袭，还可能触犯著作权法，欲求名反败坏了名声，南辕北辙，何苦？（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于国鹏 报道）

责任编辑： 吕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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